邯郸故事

我要上北大

　　这是我第二次到邯郸，原本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觅一方磁州窑白质黑章的瓷枕，弄几斤米油丰富的曲周小米。黄粱瓷枕，以度炎夏，不论是否有梦，也不论这梦是否隐喻人生，至少这两者与“一枕黄粱”的邯郸故事相关，搭配起来便能得些闲趣。

　　邯郸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国都，《史记》让我对之感觉似曾相识。不想，到七贤祠一游，竟将我消闲的心情搅得严肃起来。七贤祠原是“三忠祠”和“四贤祠”合并而成，供的是“三忠”公孙杵臼、程婴、韩厥，“四贤”蔺相如、廉颇、李牧、赵奢。我一座座塑像看过去，在心绪中激荡而出的却是现实的复杂性、生活的不确实性、未来的不可知性，以及五千年来未曾发生变化的生活本质。于是，黄粱瓷枕的雅兴怅然若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身冷汗。对照先贤，我们的生活还存在于汉文化传统之中吗？我们的行为还有标准和规则吗？这两种问法都太一本正经了，还是换个更民间的方法，从故事说起吧。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真正精彩的故事与邯郸密切相关，其中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

　　这个故事原本是春秋时期晋国各权力集团之间狗咬狗式的厮杀，只因里边出现了两位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于是这个故事便成为“义”的传奇。我之所以用这个故事来阐释汉文化传统，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与后人对它进行的故事改编，真正诠释了“义”的复杂性，是汉文化伦理传统在形式上最典型、在内涵上最丰富的代表性作品。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晋国当朝权臣屠岸贾打算诛灭旧权臣赵氏一族，罪名简单明确，10年前赵国史官有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那是晋灵公无道，赵盾避祸逃亡，逆臣赵穿弑君，但这件事也可解释为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甚至也会有人猜测，是赵盾指使赵穿弑君。为此事，屠岸贾征询另一位权臣韩厥的意见，韩厥不赞成，并密告赵氏年轻的当家人赵朔逃亡，赵朔不听。韩厥答应赵朔帮助赵氏子孙，于是称病不出。屠岸贾没有上报国君，“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灭赵氏一族，只有怀孕的赵朔夫人，也是晋成公的姐姐逃入王宫。这一段只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背景，需要注意的是，韩厥的后人韩康子、赵氏孤儿的后人赵襄子和京剧《赵氏孤儿》中出现的魏绛的后人魏桓子，正是日后分割晋国，韩、赵、魏三国的创始人。至于韩厥，他之所以能入“三忠祠”，是因为他信守了对赵朔的诺言，日后帮助孤儿赵武报仇并恢复家业。但我们在考查这段史实时，也不妨这么看，韩厥与赵朔是两家有世交的权臣，是互为犄角的势力集团，然而，如果赵夫人万一生下来的是个女儿，或赵氏孤儿万一有什么不测，韩厥对赵朔的承诺便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韩厥对屠岸贾灭赵氏的“不赞成”和“称疾不出”，既是避祸，以免被赵氏所累，又是自保，以待时机。因此，韩厥的“义”只能算是“贵人之义”，也就是说，他在这件事当中始终在权衡、分析，以自身利益为重，最终选择的是回避和等待。这也就是为什么京剧《赵氏孤儿》的作者要用《史记》中并未参与此事的魏绛换掉韩厥的理由，因为老百姓不是政客，无法接受有瑕疵的义和权贵伪善的自辩。

　　《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老百姓，根本原因在于故事的主人公对“义”进行了最丰富的诠释。故事的主要人物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身份应该是赵朔的谋主或亲近下属，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人物公孙杵臼是赵朔的门客，比程婴身份低。

　　这个故事对义的诠释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赵氏被族灭，怀孕的赵朔夫人逃入宫中，门人公孙杵臼前来质问赵朔的朋友程婴：“胡不死？”意思是说，你的朋友赵朔一家被杀，你即使没能在下宫战死，也当以死相殉，为什么不死？今天看来这种责备很没有道理，但在春秋时期，为友谊而死是件很荣耀的事，毕竟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中国人具备极为清晰和强烈的荣誉感，“死义”可以成为传奇。程婴的回答显示出二人见解的高低，他说，赵朔夫人若有幸生下男孩，我会扶助男孩成为赵氏新主人；“即女也，吾徐死耳”。

　　孟子曰：“义者，宜也。”义，简单说，就是做正确的事，往复杂里说，是做“合宜”的事。公孙杵臼追求的是简单、鲜明的“正确”，可算是“一时之义”，或者说是“一死之义”。这样的义士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冲动的成分，以至于有些年轻时做过“义举”的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反而变得不仁不义。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差距，就在于一时与一世，一死与“徐死”的差别。

　　幸运的是，公孙杵臼有自知之明。在第二阶段，他们将赵氏孤儿救出王宫之后，公孙杵臼对程婴讲出让他流芳百世的两句名言，第一句是问：“立孤与死孰难？”第二句是陈述理由：“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这两段话的重点在后一句，借用另一个与邯郸有关的故事“豫让刺赵襄子”中义士豫让的话说，“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因此，公孙杵臼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赵氏以国士待程婴，程婴当以“国士报之”。从最世俗的角度也可这样解释，我公孙杵臼只是个待遇不错的门客，智谋寻常，就选件容易的事，一死罢了；你程婴受赵氏之恩甚厚，就干那件最难的事，扶保赵氏孤儿复仇还家。读史书的好处之一，就是常常会发现古人真的擅言辞，会说话。将这些话当成故事中的对白，比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还要精妙。“义者，宜也”。公孙杵臼自知知人，不争大义必然产生的大名，而是甘为其次，一死了之，这就是“宜”，是恰当。

　　第三阶段有一个难点，关于被杀的婴儿，《史记》中的记载是 “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

　　写这篇短文时，我会时不时停下来哼唱两句京剧《赵氏孤儿》第二场“舍子”程婴那段二黄原板：“娘子不必太烈性……我与那公孙杵臼把计定，他舍命来你我舍亲生。舍子搭救忠良后，老天爷不绝我的后代根。”历史事件进入民间艺术，都有一个戏剧化的过程。想想看，史书记载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这是两位义士在整个义举中最致命的缺陷。为救一人而害一无辜之人，是可质疑的义举，但“舍子”却被汉文化传统视为大义，同时又具备更强烈的戏剧效果。于是，从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法国伏尔泰1735年改编的《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英国威廉·赫察特改编的《中国孤儿》，到传统京剧《八义图》、1933年高庆奎新编的《搜孤救孤》，直至1960年王雁改编，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和裘盛荣演出的全本《赵氏孤儿》，“舍子搭救忠良后”便深入人心。这是因为，“舍子”在此刻既符合了传统道德，也符合上级对下级提出的核心要求，就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标和信仰，不单牺牲自己，还要牺牲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义者，宜也”。“宜”的复杂性在于，它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观念的不同，顺应潮流而改变，于是，“义”便有了教化功能和超越人性，甚至非人性的要求，而不再是单纯的正确与否的行为标准了。再回来看戏，为“舍子”，程婴先是哄妻：“你今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哄不成又求：“无奈何我只得双膝跪，哀求娘子舍亲生”；求不成便骂：“看起来你是个不贤的妇哇”；骂不成干脆威胁要自杀：“唉，手执钢刀项上刎”。民间艺术的强大功能就是深入人心，《赵氏孤儿》精彩的演出和唱腔，以及强烈的戏剧冲突，已经淹没了史实，让民众只会记住“舍子”的高尚，忽略了“谋取他人婴儿”的史实。

　　义，最高尚也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牺牲，而牺牲的最高境界不是死亡，是自污。第四阶段，故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考验并揭示主人公程婴的内心世界——为保住赵氏孤儿，他必须得“卖主求荣”和“卖友求荣”。这个行动意味着，程婴将自己置身于“耻”的境地，“知耻而后勇”是智，而为了义举不惜“求耻”，这在对荣誉和道德只有简单明确要求、没有通权达变的春秋时代，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其实，这件事才是公孙杵臼所说的“子强为其难者”的真正含义，因为他知道，能否助孤儿复仇还家，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真正艰难的是程婴“卖主兼卖友”之后，必须背负一生的骂名和举国的“不齿”；倘若程婴将“扶孤”这一渺茫的目标实现还好，若稍有差池，没达成目的，程婴的一生以及他们最为重视的身后名声，就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1960年版京剧中，编剧不单让程婴卖主卖友，还加了一场屠岸贾试探程婴，命他鞭打公孙杵臼的戏。程婴(二黄导板)：“白虎大堂奉了命，(垛板回龙)都只为救孤儿舍亲生，连累了年迈苍苍受苦刑，眼见得两离分。”接下来两人还要做戏给屠岸贾看，程婴(二黄散板)：“你你你……莫要胡言，攀扯我好人。”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戏剧性场面中，程婴通过卖友兼卖主以保孤儿，公孙杵臼假意反诬，二人一来一往，如磨盘般夹住屠岸贾，跌宕之中催逼得屠岸贾不得不相信程婴真的是无耻之徒。艺术的规律是共通的，这部历时500年不断被改编的戏剧，到了20世纪初期的版本，从编剧水平上讲，与同时期风靡世界的欧洲戏剧和好莱坞影片相比，在故事的情感深度、意义的复杂性，以及转折点对主要人物的考验上，应该略胜一筹。

　　第五阶段，最后的高潮。在对照这段史实和戏剧作品时，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古人的道德纯净程度，因为，任何时代义士都是少数，而在责备他人不道德方面，大多数人倒是不遗余力。令人高兴的是，程婴是极少数的那种追求完美的义士。《史记》记载，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十八年)，孤儿赵武15岁时，程婴与韩厥合谋，利用晋景公病重，借一套迷信说辞，说服晋景公，族灭屠岸贾，“复与赵武田邑如故”。这是京剧《赵氏孤儿》大团圆结局的依据，因为，多数观众虽然能接受戏剧人物悲惨的开端与经历，但无法容忍悲剧性结尾，况且，悲剧性结局也有违传统戏剧的教化之道。

　　但5年之后，“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决定自杀。他的目的很奇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将下报赵宣孟(赵朔)与公孙杵臼”。他的理由也很有趣：“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按常理说，程婴为赵氏立下大功，并且帮助韩厥夺得掌国权柄，此刻他既可以居功，也可以功成身退，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程婴的完美主义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而他却用极富幽默感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意思是，当初他与公孙杵臼相约救助赵武，公孙杵臼身死；如今大事成就，他如果不去向他的朋友赵朔和公孙杵臼报告一声，他们必定胡思乱想。然而，透过程婴自杀的事实和他最后幽默的告白，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视程婴的内心。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古代评价“士”的价值标准——“高洁”。程婴能行“义举”，同时他也深通人情世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功成之后，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下降为投资获利之人。程婴若想防止世俗之人和后代史家对他的种种揣测，让自己的“义士”身份不被卑俗之论玷污，他就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走。而支持他自杀的道德动机就是“洁”，他必须得将自己与这不世之功产生的任何利益割断，从义士和功臣回归到“友”的身份。由此便进入程婴更深层的动机，公孙杵臼当初责备程婴“胡不死？”是因为程婴当时作为“友”确实“应该死”。对于“高洁之士”来讲，程婴辅佐赵武20年，不论是功劳与苦劳， 都无法与他当年的“应该死”相抵，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存在等价交换或功过相抵的可能。于是，程婴主动忽略“功劳”，回归“胡不死”的本初理由，选择用自杀以“自洁”。所谓“死义”，程婴在整个事件中自觉主动，细致周全地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这也是这个故事的伟大之处。

　　邯郸是个故事丰富的地方，既是古战场，又是人生大舞台，除了《赵氏孤儿》，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可听可讲。表面上看，故事中的人物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其实，这些故事的精神内涵都与现实生活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透过这些故事，可以隐喻当今，启迪人生。2009年我第一次到邯郸，2010年我曾借助“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古风》，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抗战时期的革命者和激励他的古人豫让，由两个并行故事相互映照而成。为此，我时常劝朋友，有机会的话，到邯郸走一走，看一看，偶有所得，便不虚此行；即使无所得，至少你还可以弄一方瓷枕，几斤小米，回到家中炊黄粱，倚瓷枕，效法古人，大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