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小，也就是七岁多。住在西安附近的一所军队大院。当时国家刚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走过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还较低，健康水平也很差，不少人患上了肝炎，当时叫做黄疸性肝炎，现在可能是归为甲肝了。
我很不幸居然也得了肝炎，一个人住进了离家７０余里陆军第四医大传染科，那时交通不发达，母亲也不能时常来看我。传染科里是分着成人和少儿的的病区，因为少儿病床实在太紧张，我就住进了成人病区。医院的条件在当时还是很好的，只是对传染病人的行动有所限制，病号不能随便串门，不能参加公共活动，如不能出去看医院放映的电影。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医院的生活很枯燥，好在我能忍。
有一天病区里来了一个老头，他走进病区就向人打听我住在那间病房，见到我后就把我叫到病房外走廊的窗前，弯下腰来满脸笑嘻嘻的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我就一一回答他。他听了后依旧是笑嘻嘻地点着头，听到他觉得好笑的事情，就会发出朗朗的笑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身上也穿着病号服。聊了好一阵，他嘱咐了我几句，告诉我过几天再来看我，就转身自己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在想他是谁？他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住院的？
过了几天，那位老头果然又来了，他还没进病房就喊起我的名字来，我听见他的喊声就跑出病房，来到走廊的窗前与他相见。他还是问长问短，我还是一一回答。忽然我想起来我也应该问问他，我问：“你怎么住院了？你生病了吗？”他用手指着肚子挺认真的说：“我的肠胃不好。”我又问：“怎么不好的？是传染的吗？”他说：“不是传染的，是我乱吃东西，把肠胃给吃坏了。”我再问：“那怎么办呀？”他说：“没关系，医生把我的坏肠子割掉了。”我听了着急地问：“没有肠子怎么办呀？”他见我挺着急就不慌不忙地说：“医生给我接了一节肠子，接了一节狗肠子。”说完他就哈哈大笑。医院里是不许大声喧哗的，但是他与我交谈时，却从来没人来干涉。我被他给说愣住了。不知道狗的肠子能不能接到人的肠子上。
后来他又来过多次，由于那时我还小又没有大人教，加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俩交谈起来就是你呀、我呀的相互称呼，反正我怎么说话他都不在乎的，他每次来到我这时都非常地高兴。就这样的他先后来看了我总有七八次。
病愈后回到部队的大院，我家住在八号楼，他家住在九号楼。一年多后我家也搬到九号楼，经常见到他。我这时才觉得他的个子很矮，现在我猜想他大约只有一米四多些。有一次我在大人们身边听大人们聊天，我才知道他姓赵，是一位老红军。他是１９２９年参加红军的，我见过的红军大约有五、六个，没听说哪个参军时间比他还早的。那时他大约有五十多岁，他与别人闲聊时说：“我将来退休就到某某地去。”（那时好像没有离休一说。）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某某人在那里当大军区司令员，还说那个人不错我休息就去找他。有人传言说那位司令员曾经是他班里的兵。还有人说抗美援朝时他当团长，他的部下中有人为职务、级别之类的事闹情绪。他把人叫来就骂开了：“老子才是个团长，老子都不吭声，你们还闹个屁。不服气？你们那个跟老子比比。”底下的人是不是服气了别人不知道，总之那以后没人公开为了职务再闹情绪了。
有一次学校请他给我们讲过革命传统课，他讲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他说：“在雪山上不能大声说话，搞不好会发生雪崩。“又说：”当红军翻过雪山后，战士们士气高涨还唱起了军歌。”他还说：“过草地没什么了不起，老子三过草地。”他其实说了很多，只是那时候我还小记不住了。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鄂豫皖根据地走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大概是过草地时用草根、皮带充饥，把他的肠胃搞坏了。
文革初期部队大院的红卫兵去北京串联，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他们回到大院，下车后就整队行进，他们一边走，一边齐声高呼：“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当时那位老红军也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看着嘴里念叨：“我也见过毛主席，我是在毛尔盖见到的毛主席。”
我了解了老红军的这些事后，对这位老头肃然起敬了，以后再见他就叫赵伯伯。他见到我还是有很多话说，有时见到我的母亲带着我，他还要对我的母亲夸我几句。只是他会更加关注那些比我还小的孩子们，有一次我看到他站在楼前的场地上，盯着玩耍的小孩子看，而小孩子只顾自己玩没有去理会他。当小孩子围着他疯跑时，他会侧目，扭动脖子，甚至移动脚步，转动身体，以便用目光追随着跑动着的小孩子。他和小孩子没有任何的交流，唯有他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慈祥。
徐 东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