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第一次出国，在柏林。一个侨居在慕尼黑的小说家，为他做向导，带他红灯区去长长见识。他们去得稍微早了一点。在一个阴暗的门洞前，他的那些同行——几个从国内来的诗人，蔫头巴脑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焦急地等待着妓院开门。不时有德国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约而同地用迷惑的眼神，打量着这几个急性子的中国人。他们去得也太早了。
路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地剜着他的心。端午和那个来自慕尼黑的朋友，装出从那儿路过的样子，做贼似的逃离了红灯区。
“这算什么！到底还是没有进去，是不是？可话说回来，我对西装鸡没什么兴趣。”吉士笑道，“正好，我带你去破了这个戒。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我是靡菲斯特好了。”
随后，他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一名言，怂恿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参详”。
他们先是去酒吧街喝酒。威士忌。生啤。然后是调得像止咳糖浆一样难喝的鸡尾酒。正如吉士所预言的那样，喝着喝着，他的心也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入了浮靡的夜色，同时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假如吉士执意要带他去“那种地方”，倒也不妨去去。
这个酒吧街，与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为精致、整洁一些罢了。除了小酒店和咖啡馆之外，也有出售木雕、版画、银器、挂饰的小店铺。还有几处水果摊，几家已经打烊的花店。他们一连换过三家酒吧，端午都嫌吵。
吉士就决定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刚下过雨，山道上青石板的路面有点湿滑。喝了点酒，他的双脚仿佛踩在一团松软的棉花上。夜已经很深了，他能听见山谷中奔腾而下的溪水声，听到花荫间布谷鸟的鸣叫。都有点不太真切。
他们上上下下，走了无数级台阶后，拐入一条幽僻的短巷。巷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木门前，亮着浮暗的灯，照出花针般纷乱的雨丝。门里有两个身穿旗袍的女子，躬身而立，朝他们嫣然一笑。
进门后，是一个天井。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太湖石，窍透寒璧，碎影满地。石山旁有两口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后面，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厅堂，被太湖石挡住了，黑黢黢的。这个院子一看就是新修的，可依然透出些许朴拙的古意。
穿过天井，就是一个临水而建的花厅。池塘不大，却花木扶疏，石隙生兰。围廊数折，叠石夹径，廊外梅、棠、桃、柳之属，笼着一片淡淡的雨烟。门前的一副篆书的楹联，白板黑字。
雨后兰芽犹带润
风前梅朵始敷荣
他们在花厅里坐定，吃了几片炸龙虾，就见一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款款地走进门来。她的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制服的女孩，在花厅前站成了一排。
端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脏怦怦狂跳，立刻就有点倒不上气来。这些女孩，一律绾着高高的发髻，藏蓝色的制服和裙子，黑色的丝袜，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条纹丝巾。乍一看，有点像正在值机的空姐。大面积的美女从天而降，堆花叠锦，反而有点让人胆寒。
那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来到端午的跟前，趴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端午立刻就不好意思起来。见他多少有些忸怩作态，那女孩就捂着嘴笑。
她让他从这些女孩中挑一个。
端午出乖露丑地说了一句：“这，叫我怎么好意思？”
女孩们就全笑了。
端午腻歪了半天，十分狼狈，只是一个劲儿地嘿嘿地傻笑。连他自己都觉得面目猥琐，令人生厌。最后，还得吉士出来替他解围。
吉士老练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那些女孩跟前，一个一个依次看过去，不时地吸一吸鼻子，似乎在不经意间，就从中拽出两个女孩来。
其余的，都郁郁不欢地散了。
“有点眼晕，是不是？”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的时候，吉士对端午道。
“岂止是眼晕！”端午老老实实地承认道，“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轻声地聊着什么，那两个女孩已经忙着为他们端茶倒酒了。
“你闭关修炼的时间太长了。”吉士颇有些自得，望着他笑，“冷不防睁开眼，外面的世界，早已江山易帜。”
“那倒也不是。谈不上闭关。我不过是打了个盹儿。”
“什么感觉？”
端午想了想，道：“仿佛一个晚上，就要把一生的好运气都挥霍殆尽。”
“没那么严重。”
端午见女孩给他的杯中斟满了酒，端起来就要喝，吉士赶忙拦住了他，“先别顾喝酒，事情还没算完。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我以前没碰过。你从中挑一个留下。剩下的一个，我带走。”
端午飞快地朝面前的那两个女孩觑了一眼。两个女孩子都很迷人，一个稍胖，一个略瘦。一个大大方方，落拓不羁，皮肤白得发青，透出一股俊朗；另一个则面带羞涩，看上去甚至还有几分幽怨之色。尽管是偷偷的一瞥，端午还是一眼就相中了那个较胖的女孩，可嘴上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心头荡过一波一波的涟漪，出了一身热汗。
吉士有点等不及了。
他把烟蒂在香蕉皮上按灭，对端午道：“既然你这么客气，那我就先挑了？”
随后，他一把拽过那个胖女孩，揽着她的腰，去了隔壁的房间。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端午都有点茫然若失。就像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分厘不爽地回来了。
他怎么也丢不开刚刚离去的那个女孩。她那充满暗示、富有挑逗性的眼神，她那丰满而淫荡的嘴唇，刹那之间，使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无端地贬值。
他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出于礼貌，他搂了一下那女孩的胳膊。她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本能地夹紧了双腿，柔眉顺眼地望着他。
很快，她脱掉了腿上的网状丝袜，怯生生地提醒端午，让他去卫生间洗澡。
“傍晚的时候，我刚洗过。”端午说。
“那不一样。”女孩勉强地笑了笑，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我来帮你洗。”
端午闻到她嘴里有一股不洁的气味，有点像鸡粪。他心里藏着的那点嫌恶之感，很快就变成了庆幸。他终于有理由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口臭。
他皱了皱眉，兴味索然地对她说：“不用了，我们聊会儿天吧。”
尽管端午刻意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极力显出庄重而严肃的样子，可他们接下来的谈话，既不庄重，也一点都不严肃。
端午问她，既然长得这么漂亮，为何不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女孩笑了笑，低声反驳说，她并不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有什么不正当的。
端午接着又问她，从事这个职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养家糊口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纯粹身体方面的原因？女人是不是也会像男人那样纵情声色，喜欢不同类型的男人进入她们的身体？如果是，会不会上瘾？换言之，女人的好色，是不是出于某种他还不太了解的隐秘天性……
说到不堪的地方，女孩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他下流。
当然，端午也问了她一些纯属“技术性”的问题。比如——
“什么叫冰火两重天？”端午有的是好奇心。
“你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吧？”女孩道，“火指的是酒精。冰呢，当然就是冰块了。都是舌头上的功夫。唉，老掉牙的玩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也很少用冰块。”
“那你们现在用什么？”
“跳跳糖。”女孩道，“你吃过跳跳糖吗？”
“没有啊。”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那种感觉的，不如我们现在就，试试？”
端午犹豫了半天，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
她是江西婺源人。说起第一次被人强暴的枝节，听上去更像是炫耀。她又说，其实她在花家舍，也有“正当的”职业。端午已经没有了打听的兴致。为了打发剩下的无聊时间，她教端午玩一种摇骰子的游戏。一开始，端午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可后来实在是厌烦了，再次向她重申了一遍“钱一分都不会少”，就让她自行离开了。
他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打起盹儿来。在那儿一直呆到凌晨三点。
4
第二天早晨十点左右，端午在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唐晓渡打来的。此刻，晓渡正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等候过安检。他先要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一个诗歌节，随后访问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最后一站是伊斯坦布尔。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空中飞人。
“你是会议的发起人，临时溜号，有点不够意思吧？”端午笑道。他觉得手机的信号有点不太好，就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
“这话从何说起啊？”晓渡在电话那头道，“我出国的计划去年秋天就定下了。元旦前，吉士来北京出差，我请他在权金城吃火锅。他说他刚当了社长兼副总编，手里的钱多得花不了，就和我商量要办这么一个会。我是最怕开会了，只答应帮他请人。喂，你现在在哪里？”
“花家舍。离鹤浦不远。”
晓渡在电话中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个花家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不好，我也是第一次来。”
“吉士每次给我打电话，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一提到花家舍就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恐怕是一个温柔富贵乡吧？”
“差不多吧。”端午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晓渡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起来，“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张罗起一个会来，你们不妨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不是说不能玩，而是不要玩爆了，弄出一些事端来。你知道我说什么。现在，屁大的事到了网上，都会闹得举国沸腾。再说，吉士刚当了官。唉，现如今，当官也是一项高危的职业啊。凡事还是悠着点好。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这流氓，手机关机。”
作为中国诗歌界教父级的人物，唐晓渡宅心仁厚，素来以老成持重著名。最后，他再三提醒端午，参加这次会议的诗人中，有几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让他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儿。别出事。
天已经放晴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空，浮着一层厚厚的鱼鳞云。正对着七孔石桥的湖对岸，是一条年代久远的风雨长廊。它顺着山脊，蜿蜒而上，一直通到山顶的宝塔。看上去，像是一条被阳光晒得干瘪的蜈蚣。花家舍被这条长廊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左侧是鳞次栉比的茶褐色街区。黑色的碎瓦屋顶。黑色的山墙和飞檐。颓旧的院落。或长或短的巷子。亭亭如盖的槐树或樟树的树冠，给这条老街平添了些许活力。
而在长廊的右侧，则一律是新修的别墅区。白色的墙面。红色的屋顶。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卫星电视接收器。奇怪的是，每栋别墅的屋脊上都装有镀铜的避雷针，像一串串冰糖葫芦。别墅之间，还可以看到几块天蓝色的露天游泳池和网球场。
端午吃了一个苹果，坐在写字台前，开始阅读邮箱中的信件，浏览新浪网的新闻。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阳光了。窗外的柳枝在风中摆动，湖水层层叠叠地涌向岸边，溅起一堆碎浪。阒寂中，有一种春天里特有的忧郁和倦怠。
绿珠发来了她新写的一首长诗。其余的，都是垃圾邮件：妙男养生；欧洲深度游；贩售香烟；提供各类机打“发漂”。诸如此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所有向他兜售发票的人，都把“票”写成了“漂”。似乎任意加上一个偏旁部首，就可以使令人生畏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绿珠的长诗足有三百多行，题目很吓人，叫做《这是我的中国吗？》。有点刻意模仿金斯伯格的《嚎叫》。
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刷牙的时候，他听到笔记本电脑里传来了一连串铁屑震动般悦耳的声音，有点像蟋蟀的鸣叫。它重复了三次。
端午当然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
家玉在呼唤他。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嘴里咬着牙刷，奔到客厅的电脑前，看见电脑桌面右下方的企鹅图标，正在持续地闪烁。
秀蓉：在吗？
秀蓉：你在吗？
秀蓉：在干吗呢你？
看着qq界面上的文字，看见“秀蓉”这个名字，他的眼睛很快就湿润了。端午赶紧在键盘上手忙脚乱地敲出一串汉语拼音。在。潮水般的激流，一波一波冲击着他的胸脯，堆积在他的喉头。
端午：在。
端午：你在哪儿？
秀蓉：旅行中。
端午：是蜜月旅行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还愉快吗？你怎么样？
秀蓉：活着呢。
端午：这话可有点老套。
秀蓉：活着，就是还未死去。你小说的开头想出来了吗？
端午：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对劲。
秀蓉：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端午闭上眼睛，把记忆中所有重要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些迟疑地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来：很平常啊！
端午：4月1号，很平常啊！
秀蓉：忘了就算了吧。
端午：要不，你提醒一下？
秀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日子。我没想到还会见到你。在华联百货的二楼。
端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多少有点模糊的脸来，带着惊惧、疑惑和忧郁。那是二十岁时的家玉。在一面镜子里。
秀蓉：想起来了吗？
端午：你怎么会记得这么牢？
秀蓉：因为恰好是愚人节。
秀蓉：另外，藏历的4月1号，是萨嘎达娃节开始的第一天。
秀蓉：唉！
端午：叹什么气啊？
秀蓉：现在想想，我们的重逢，更像是一个愚人节开的玩笑！
端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了！莫非你在西藏？
秀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端午：你真的在西藏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四月初的西藏还很冷吧？
秀蓉：草原上的雪，应该已经化了。
在端午的记忆中，家玉似乎一直都在渴望着抵达西藏。他们结婚之后她就去过三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功败垂成。
第一次是和她在上海政法学院教书的表姐一起，走的是青藏线。她们在格尔木耽搁了一个星期之后，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军车。这辆运送大米和面粉的大卡车，在八月中旬的炎炎烈日中行驶了一天一夜，最后坏在了唐古拉山的雪峰下。从理论上说，那里已经属于西藏的地界了。表姐因为高原反应而吐得面无人色，央求她原路返回。家玉匆忙中拦下一辆运马的车，心有不甘地返回西宁。
第二次去西藏，是她刚买车那会儿。她在“绿野仙踪”网站上结识了三个网友，都是男的，组成了一个自驾旅行团。这一次，他们改走川藏公路。出发后的第六天，他们在一个名叫“莲禺”的地方，遇上了大面积的塌方。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喇嘛庙里住了三四天，她从一个喇嘛手里带回了那只虎皮鹦鹉。
最接近抵达拉萨的一次，是在一年前。在家玉的怂恿之下，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组织了一次“纳木错”朝圣之旅。由于兴奋过度，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家玉因患急性胰腺炎而住院。只能通过徐景阳发回的照片，在网络上追踪着同事们在纳木错的行程。
端午：我有一个藏族朋友，名叫嘉仓平措，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忙。平措的电话是1391081517。
秀蓉：我想恐怕用不着。
秀蓉：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有“命”这回事吗？
端午：说不好。你总爱胡思乱想。
秀蓉：若若怎么样？
端午：还好。
秀蓉：还好是什么意思？
端午：没什么事，就是看上去有点忧郁。
秀蓉：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悔。
端午：后悔什么？
秀蓉：我们当初根本就不该要孩子。有点太奢侈了。
秀蓉：你到花家舍开会，谁来照顾若若？
端午：我把妈妈和小魏她们接来了。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花家舍？
秀蓉：鹤浦新闻网上发了消息。那个人，也在吧？
端午：谁？
秀蓉：别装糊涂！
端午：你是说绿珠吗？她在云南。
端午：你在吗？
端午：你还在吗？
端午：随时保持联络。
秀蓉：明天上午十点，如果你有空我们接着聊。
秀蓉：拜拜。
端午：拜拜。
端午泡了一杯lipton红茶，将他和家玉的聊天记录从头至尾看了两遍。他还是无法确定她现在的状况。她的那些话，充满暗示性，却又像梦一般不可琢磨。甚至就连她现在的行踪，也还大有疑问。当端午问她是不是身处西藏时，她的回答是：“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揶揄的气味十分明显。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无法说明缘由的预感。说不定，此刻，家玉就在花家舍！很有可能和他同住在这栋灰蓝色的小楼里。当然，这不过是他的胡思乱想而已，像春天的艳阳一般诡谲多变。
阳光已经敛去了它的笑容。天空陡然变得沉黑沉黑的。湖边的柳丝被东风拉直，虬龙般的闪电跃出花家舍上空的雨云，在灰蒙蒙的湖面上亮出了它的利爪。“轰隆隆”的雷声跟着滚过来。他看见七孔石桥上有人在飞跑。下雨了。湖面上漾出了一片浮萍般的碎花。沙沙的雨声，在窗下的剑麻丛中响成了一片。
十二点半，他下楼去餐厅吃饭。
大堂里，刚刚抵达的三位诗人，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他们正在柜台前办理入住手续。端午认识其中的两位。为了避免寒暄，他装出没有认出他们的样子，远远地从他们身后一走而过。
5
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而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辞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坐。而他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所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呆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水浒传》。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金瓶梅》。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1946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he reflec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盛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她累了，停止。
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而有难言的兴奋
……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 “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48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12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29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119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地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声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
6
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很简短，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据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接下来，照例是代表们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端午随着人群来到了宾馆门前，差不多已经到了他与家玉约定的聊天时间。
天虽然已经晴了，可空中依然飘洒着细碎的雨丝。端午利用照相前互相谦让位序的间歇，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打算溜回自己的房间。他穿过大堂，走到楼梯口，一位长发披肩的旅德诗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微笑着给了他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然后递给他一份不知什么人起草的共同宣言，让他签字。端午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林。那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在森林边的一个餐馆里，品尝北欧风味的猪蹄时，两人匆匆见过一面。端午有些厌恶他的做派与为人。
“老高问你好。”他笑着对端午道。
“谁是老高？”
“连老高都不记得了吗？七八年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
端午很不耐烦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份宣言，也没顾上细看，就心烦意乱地还给了他：“对不起，我不能签。”
旅德诗人并不生气。他优雅地抱着双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气：“为什么？我能将它理解为胆怯和软弱吗？”
“怎么理解，那是你的事。”端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家玉已经在线上了。
她给端午写了一大段留言，来讲述昨天晚上做过的奇怪的梦。
她梦见自己出生在江南的一个没落的高门望族，深宅大院，佣仆成群。父亲的突然出走，使得家里乱了套。时间似乎也是春末，下着雨。院中的酴醾花已经开败了。没有父亲，她根本活不下去。一直在下雨。她每天所做的事，就是透过湿漉漉的天井，眺望门前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和麦田，盼望着看到父亲从雨中出现，回到家里，回到她的身边。直到不久之后，一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来到了村中，白衣白马，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他的身影倒映在门前的池塘中……
端午：你马上就和那个革命党人谈起了恋爱，对不对？
秀蓉：终于回来了。你不用开会吗？
端午：我溜了号。能不能再说说你的那个梦？
秀蓉：干吗呀？
端午：或许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帮助。
秀蓉：早忘了。还有别的梦，你要不要听？这些天，我除了做梦，基本上没干别的事。多数是噩梦。
端午：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秀蓉：你不是说我在西藏吗？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在哪里吗？
端午：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秀蓉：好吧。告诉你，我现在就站在你身后。听我说，你现在就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定要慢。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你就会看到——
端午明知道她又在作怪，但还是按照她的指令闭上了眼睛，慢慢地转过身去。他在心里默念着阿拉伯数字，不是十下，而是三十下。
果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
端午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面无人色。他冲到门边，猛地一下拉开房门，看见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推着车，正冲他微笑。
“您说什么？”他问道。
服务员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黄黄的四环素牙，把刚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请问，现在方便打扫房间吗？”
端午赶紧说了声“不用”，就把房门关上了。
电脑中qq界面上出现了妻子刚发给他的贴图：李宇春的脸，一刻不停地发生变化，一刻不停地扭曲、变形，最后，终于变成了姚明。
看着那张贴图，为了缓解刚才的紧张，端午有点夸张地开怀大笑。
秀蓉：怎么样？好玩吧？
秀蓉：跟你说正经的。
端午：说。
秀蓉：不说也罢。挺没劲的。
端午：说吧。反正没事。
秀蓉：二十年前，在招隐寺的池塘边的那个小屋里，我发着高烧。你后来不辞而别。呸，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临走前，还拿走了我裤子口袋里所有的钱。你还记不记得?
端午：当然。
秀蓉：现在可以告诉我原因了吧。
端午：车票是预先买好的。
秀蓉：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了解的是，你当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自打你见到我的第一眼起，直到你上了火车，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原原本本，告诉我。
端午：现在再说这些，你认为还有意义吗？
秀蓉：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秀蓉：怎么不说话？
秀蓉：干吗呢你？
秀蓉：是不是有女诗人来拜访？
端午：吉士刚刚打来了电话，问我为什么逃会。我还是今天会议的讲评人。不管它了。
端午：怎么说呢？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再次回到鹤浦。1989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这是实话。
端午：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车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端午：我希望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工作。没想到会回到鹤浦。你明白了吗？
秀蓉：不明白。
端午：可后来，我居然放弃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样待遇优厚的单位，去考博，将自己交给不确定的命运。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秀蓉：不知道。
端午：唉，你是在装糊涂啊。事实上，考博失败后，我还是有机会留在上海，比如说宝山钢铁公司，比如说上海博物馆。我却莫名其妙地与导师决裂。不是与他过不去，而是与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才想明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暗中作祟。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当我提着行李到距鹤浦十多公里外的矿山机械厂报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端午：直到有一天，我在华联超市门口遇见你。那一天是愚人节，没错。但命运没有开玩笑。它在向我呈现一个秘密。
秀蓉：干吗说得那么可怕啊？
端午：因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两年中的一连串荒唐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的心头只有憎恶。不是憎恨你，而是憎恶我自己。
秀蓉：就算是恨我，也没关系。
端午：在上海时，我曾尝试着给你写过一封信，但它被退回来了。我在学校的办公楼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就是为了打通吉士的长途电话，想知道一点你的消息。
端午：我还去了一趟华东政法学院。你信不信？我想去那儿找你那根本就不知道名字的表姐。我在苏州河边的大门口转了半天，最终没敢进去。
秀蓉：看不出，你还是蛮会煽情的。
秀蓉：那天晚上，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见你不在，我还以为你是帮我买药去了。
端午：我们换个话题吧。
秀蓉：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我要下线了。
端午：最后一个问题。
秀蓉：你快说。
端午：我们还能见面吗？
秀蓉：那要看他是否允许。
端午：你是说，你丈夫？
秀蓉：不是。
秀蓉：是上帝。
端午：不懂你在说什么。
秀蓉：你会懂的。我下了。
端午：再见
秀蓉：再见
7
下午，会议安排去花家舍的老街参观。
女导游嘴里嚼着口香糖，斜跨着一只电声喇叭，手里摇着一面三角小旗，给每位代表发了一顶太阳帽。红色的。帽舌上面绣有金黄色的盘龙图案。
起风了。天色昏黄，像熟透了的杏子，又有点像黄疸病人的脸。七孔石桥的桥面上铺上了一层沙土，厚得足以留下行人的鞋印。空气中有呛人的浮土和沙粒。他们一行人穿过停车场，沿着陡峭的山壁向东走。最后，在风雨长廊的入口处，汇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踏青者的人群。
长廊一看就是新修的。大红的水泥廊柱。深绿的水泥栏杆。它沿着山道，曲曲折折蜿蜒向上。黑色的雨燕，三三两两在廊下斜穿而过，似乎正在寻找筑窝的理想位置。前行百十步，有一个供游人嬉戏的凉亭，雕梁画栋，极尽夸饰。穹顶上画有芭蕉、丛竹和散发着袅袅烟雾的香炉，一副宝鼎茶闲、静日生香的情调。不过画工粗率，一无足观。更为奇怪的，是那些用细线勾勒的女体，蜂腰肥臀，一律取跪姿奉茶的图式。男人则静卧足榻，手执蒲扇；肚皮外露，体态慵懒。端午总觉得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的浮世绘，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导游介绍说，凤凰山上的这座长廊，最早是由一个名叫王观澄的人，于同治十一年（端午很快就将这个年份换算成了1885年）修建的。王观澄是为了追随一位隐者的遗迹，从江西的吉安一路寻访，来到了花家舍。当被问到这个一心访仙问道的王观澄，是怎么成为了声名显赫的匪首时，导游说，这个，她就不知道了。
“那位隐者是谁？”诗人纪钊忍不住问道。
“他叫焦先。是花家舍最早的居民之一。”导游笑道，“他的骨殖，就埋在你们住的宾馆地下。说不定，就在哪一位的床底下。”
听她这么说，住在一楼的康琳就接话道：“怪不得！我昨天一个晚上都在做噩梦。”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由一条悬浮于深涧溪流之上的小板桥进入了村庄。
这个村庄，建在山坳里的一片缓坡上，村子里庭院寂寂。家家户户的房舍式样都是一样的：灰泥斑驳的山墙，灰黑色的鱼鳞状碎瓦露出屋檐外煤黑的椽头，小巧玲珑的庭院，被绳子磨出深槽的水井。东一处、西一处的油菜花，长势不良。青草池塘早已见底，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苔。透过树篱和漏窗，可以看见摩肩接踵的游人在院中出没。或者在井栏边打扑克，或者举着照相机东游西荡。
遗憾的是，村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居民。
导游介绍说，村子里绝大部分的本地人，早在两年前，就被迁到了十公里之外的窦庄。当然，他们是“自愿的”。
绕过一个倒塌的碾坊，一座残破的古庙，端午很快就看见一座巍峨的高大建筑，出现在不远处的桃花林中。这幢楼宇的式样别有风致。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显得高大凌厉，完全遮住了屋脊和灰瓦。一带粉白的护墙，探出了香樟和银杏的枝干。如意门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棵支着铁架的蜀府海棠。
这大概就是导游一路上津津乐道的王观澄的故居了。
花家舍方面特意为诗人们准备了一场演出。在一个墙身歪斜的旧祠堂里。
那里光线很暗。从楼廊上端的天窗里，斜斜地射进来一束光柱。正在布置舞台的演员们，从大幕背后“咚咚”地跑过，扬起一片尘埃。吉士说，这座祠堂，是王观澄召集手下的匪首们议事的地方，同时也是存放枪械和战利品的仓库。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度成了“花家舍人民公社”的食堂。
端午果然在戏台边的墙角里，看到了一个卧虎般的大灶台。锅盖上，瓢、勺、钵、碗，一应俱全。灶台上方的墙上，有一扇镂空的窗户，透出屋外竹园的浓荫。墙面上的宣传画早已黯然褪色，模糊一片，倒是像“小靳庄”、“狼窝掌”、“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类的字样，也还历历可辨。
就在静静等候演出开始的间歇，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端午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名叫于德海的矮个子，正追着旅德诗人老林满屋子乱跑。
“老林让你签字了吗？”吉士一脸坏笑地问他。
“那还用说！不过，我没搭理他。”
“德海也挺可怜的。老林骗他说，所有的代表都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他还真的信了，第一个签了字。到目前为止，我敢断定，那份宣言上，只有于德海一个人的名字。他一路上追着老林，要求把他的名字涂掉。那怎么可能？老林那个人，你是了解的——就像一个幽灵。只要他一回国，所到之处，难免就有人会倒霉。”
后台一阵锣鼓响。大幕徐徐拉开。
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脸画得像五猖鬼，手摇龟壳扇，出现在舞台的中央。他清了清喉咙，用戏谑的腔调自报家门。端午以为他是戏中的丑角，可细细玩味他的一长串念白，才发现他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革命党。这人名叫周怡春，外号“小驴子”。他潜入花家舍的使命之一，就是策反这里的土匪，为革命党人攻打县城的行动计划招兵买马。
他是个六指。
正当他将第六根指头向观众们展示的时候，用口香糖粘上去的那段假指不慎脱落（当然，这也可能是演员的噱头），惹得台下一阵大笑。由新时代的年轻人，来演绎辛亥前夕的革命党人，荒腔走板倒也不足为奇。演员强拉入剧情的台词，比如，比尔·盖茨和周杰伦，博人一笑，也算是时下民俗风情剧的一般特征。何况这个革命党人穿着的道袍下，还露出了蓝色牛仔裤的裤脚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端午感到一阵阵反胃。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剧情。
他强打精神看了一段，终于在马弁上场的时候，昏昏睡去。不过，他并没能睡得很熟。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笑，迫使他不时睁开双眼，不明所以地朝台上张望。直到“叭”的一声枪响，让他完全清醒过来。
舞台上花家舍的境况，似乎风声鹤唳，一片肃杀。
一个土匪头子模样的大胖子，躺在舞台中央的竹榻上，亮出了肥大的肚皮，他的两个姨太太跪在竹榻的两边，一个为他打扇，一个为他捶腿。姨太太的一双纤纤玉手，“不慎”捶错了地方，惹得大当家的怪叫了一声，双手护住裆部，用鹤浦一带的方言骂道：
“日你妈妈！你往哪儿捶啊？”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奇怪。”端午悄声地对身旁的吉士嘀咕了一句。
“怎么呢？”
“我怎么觉得戏台上的那个姨太太，我是说胖胖的那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似乎在哪见过似的。”
“一点都不奇怪。”吉士凑过来，呵呵地笑道，“不奇怪。这么快就忘了？你其实和她们打过交道。很深的交道。不过是空姐的制服，换做了戏装而已。”
端午仍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怔在那里，半天，才自语道：“怎么会？”
吉士莞尔一笑，没再吭声。
端午站起身来，从人群中移了出来，顺着墙边的通道，走到了祠堂的另一端。
天井的旁边门槛边，站着一个身穿旗袍的服务员。她好心地给端午指了指厕所的位置，可端午说，他并不想上厕所。
天井的青石板上，矗立着一座太湖石。穴窍空灵，上有“桃源幽媚”四字。石畔有两口盛满水的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高墙边有一扇小侧门。
端午猛然记起来，前天晚上，在迷蒙的细雨中，他和吉士就是由这道门进来的。小门的对面，在天井的另一端，有一个月亮门洞。他和吉士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由于雨后路滑，吉士差一点跌了一跤。
现在，月亮门洞前竖着一块“游人止步”的牌子。
端午没有理会它的警告，懒懒散散地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临水而筑的花厅。厅前的池塘不大，月牙形的一汪绿水，岸边遍植高柳。池塘对面有一处亭榭，乱石瓦砾中，杂树丛生。
端午往前走了没几步，忽见石舫边的小径上，急急忙忙地跑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剃着板寸头的中年人。他一边挥手让他出去，一边向端午吼道：
“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吗？出去，快出去！”
端午悻悻地转过身去，正要走，却看见徐吉士正歪在门边，朝他眨眼睛。
“这是私人禁地。大白天的，你怎么到处瞎碰瞎撞的？”吉士笑了笑，将端午遗落在祠堂里的凉帽递给他。
“前天晚上我们来过这里……”
“废话！你才看出来了啊？”吉士往四处看了看，“这里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晚上，也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
见端午仍不时地回过头去张望，吉士又压低了声音笑道：“还不过瘾，是吗？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再来一次？”
中年人已经离开了。园子里一片空寂。大风呼呼地越过山顶，卷起漫天的尘沙和碎花瓣，在池塘的上空，下雪般，纷纷落下。
“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什么意思？”
“无非是三宫六院。你懂的！”
吉士似笑非笑地拉了他一把。
8
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端午都守候在电脑前。家玉没在qq的界面上出现，也没有给他留下片言只字。
好友栏目中唯一的图标，沉默而黯淡。
又过了一天。情形依旧如此。
那时，他已经从花家舍回到了鹤浦的家中。
母亲和小魏匆匆返回梅城去了。明天是清明节，她要赶往乡下的长州，给她的第一位丈夫——那个据说是心灵手巧、百依百顺的小木匠扫墓。她以前从来不给谭功达扫墓，现在当然更不可能。父亲墓园的位置，停泊着一架已经报废的麦道82飞机。那是鹤浦在建的航空工业园的标志之一。父亲的坟墓和尸骨如今都不知了去向。不过，按照他生前一贯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葬身之所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腾出了位置，尽管尸骨无存，若是地下有灵，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吧。家玉当时就是这么劝他的。端午也只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
听母亲说，他在花家舍的这些天，家玉从外地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和若若磨叽了半天，最后，又让母亲听了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头”。家玉劝她和小魏都搬到鹤浦来住。母亲旁敲侧击地问她，自己和小魏是住老房子呢，还是住唐宁湾？家玉说了句“随便”，就把电话挂了。
充完电的手机上，被阻滞的短信信号“当当”的响个不停。短信一共有十二条之多。其中的一条是骗子发来的，通知他去法院取一张传票，并诱导他拨打咨询电话。端午当然不会打。另外的十一条，都是绿珠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