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是在找厕所。“小钢炮”脚底打着飘，就像踩在云朵上似的，摇摇晃晃，走一步退两步的，小史只得赶紧过去扶他。
“哎哟喂，可得扶稳了！千万别让他摔着！”春霞轻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跟她姐姐交换一个眼色，阴阴地笑。
很快，卫生间就传来了翻江倒海的呕吐声，夹杂着哼哼唧唧的哀叹。满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气氛变得有点尴尬。端午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他瞅见吉士不时朝他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怂恿自己干点什么，可他到底也没搞懂对方是什么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问。
徐吉士从发行科找来的几个小伙子，像中学生一样腼腆。似乎不是来打架的，而是参加相亲会。而且一个个长得都有些怪异，獐头鼠目不说，神态还有点委顿。四个人在沙发上挤坐成一团，其中的一个，似乎一直在无声地窃笑。其实他并没有笑。只是他的上嘴唇太短，包不住牙齿，让人感觉到他始终在笑。吉士用胳膊肘去捅他，大概是希望他能有所表现。可“大龅牙”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只是微微地耸了耸肩而已。
“小钢炮”这会儿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看起来，呕吐之后，他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小史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胸脯，帮着他顺气。而家玉已经在小声地劝说小史带他离开了。小史似乎说了句什么，家玉一时情绪激动，突然厉声地对小史道：“求求你了！你们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
她似乎有点失去了控制。
好在时候不大，屋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透过朝北的窗户，端午看见三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还未进门，警察就在楼道里高声地嚷嚷起来了：
“别动手啊！都别动手！谁动我就逮谁啊！”
当他提着警棍进了门，看到满屋子的人，就像开茶话会似的，连他也觉得有点意外。这个挺胸凸肚的中年人，大概就是家玉所说的那个唐燕升了。
“呦！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嗯？开会呢？”
他把手里的警棍在手掌上敲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燕升简单地问了问事由，也不容双方争辩，用警棍朝姐妹俩一指，喝道：“你们！”又转过身来，指着家玉，“还有你！里屋说事。其他的人，都坐着别动。”随后一头扎进了里间的书房。
春霞姐妹交换了一下颜色，跟着进了书房。
家玉用哀求的目光召唤丈夫，想让他一起去。端午也用哀求的目光回敬她，表示拒绝。家玉只得独自去书房谈判。她随手关上了房门。
很快，徐吉士带来的那四个小伙子，围着餐桌，有说有笑地打起牌来。小史已经将“小钢炮”扶到沙发前坐下。他的身体刚挨着沙发，就打起呼噜来了。跟着燕升来的两个警察，则坐在屋外的花园里抽烟。见小魏和小史无事可干，吉士就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打发她们买盒饭去了。
家玉中途从书房里出来上厕所。吉士问她商量得怎么样，家玉苦笑着摇了摇头，故意大声道：“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唉，什么世道！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见她两眼泪汪汪的，端午也不敢烦她。家玉刚进了厕所，端午就听见书房里忽然传出一句刺耳的话来：
“告诉你，你的立场有问题！狗屁！姓唐的，你要是再这么偏心眼，老娘懒得跟你啰嗦……”
似乎骂的是燕升。而燕升接下来的一段话，声音很小，一句也听不清。吉士的脸色一下就变了，眼看就要冲进去，端午一把将他拽住。
“这骚娘们，我是看在她长得像孙俪的份儿上，怎么也有一点怜香惜玉。她倒是张狂得可以，连人民警察也敢教训！我操！得寸进尺了还……”就在这时，吉士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他从衣兜里拿出手机，却不接听，而是转身指着他带来的那几个人，骂道：“你们这几个老菩萨，我是请你们来打牌的吗？嗯？你们得弄出点动静来呀！该打打！该砸砸！动手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那伙人不约而同地把牌都放下了，可还是像木雕泥塑一般坐在那儿发呆。张着嘴，一动不动。
大概是屋子里信号不好，吉士“喂、喂”地喊了一通，径自出了房门，到外面打电话去了。
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书房的门终于开了。春霞姐妹铁青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们没有再到客厅里来，而是直接去了里面的卧室。不多一会儿，卧室里就传来了午间新闻开始的音乐声。家玉和唐燕升还在书房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端午走了进去。家玉眼睛红红的，正哈着气，用一块绒布擦拭着眼镜。春霞姐妹提出了一万元的补偿条件，经唐燕升苦口婆心地软磨硬泡，对方总算同意把钱降到了八千。不过，她们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得给她们至少三个月的宽限期，以便她们能够从容地找到新房东。在老唐的劝说下，家玉强忍着羞耻和愤怒，勉强同意了。但她提出来，与姐妹俩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却遭到了她们断然的拒绝。
“等于是什么都没谈下来！”家玉道，“没有协议的约束，要是三个月之后，她们还是不搬呢？我们倒是又白白地搭进去八千块。”
由于擦眼镜时过于用力，她不小心弄折了眼镜腿。小螺丝“滴滴答答”地在地板上跳了几跳，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家玉气得将眼镜往书桌上一扔，接着道：
“老唐，你带上你的人，该干嘛干嘛去！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进了这房门，就不打算再出去了。要么她们从我家搬出去；要么，我一个人留下来，和她们一块住！”
老唐的脸色也有点怪怪的。他又想了想，两只大手往腿上猛拍了一下，咬了咬牙，说了句，“我再去试试。”起身去了隔壁，接着做姐妹俩的工作去了。
老唐刚走，吉士就笑嘻嘻地拎着几盒饭走了进来，“先吃饭，先吃饭。事情一会儿再说。”端午和家玉都没什么胃口。端午已经在地板上找到了那个铜螺丝，正用裁纸刀的刀尖小心地把眼镜腿装上。他简单地给吉士说了说刚才的调解结果。吉士只顾着往嘴里扒饭，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他把一块鸡腿啃干净之后，这才抹了抹嘴，对家玉嘟囔道：
“嫂子别急。真正的黑社会，一会儿就到！”
家玉和端午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望着吉士。
“我刚才已经跟国舅通了电话。他们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十五分钟之内赶到。唉，我们自己带来的那伙人，很不专业。来了三个警察，也都是娘娘腔，一点也不提气。我看这事就交给国舅来摆平吧。”
“你说的国舅，是个什么人？”家玉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呆会儿大队人马一到，这两个婊子会尿裤子的。”吉士将手里那根带血的牙签朝饭盆里一扔，打了个饱嗝，又接着说，“现在，最麻烦的，倒反而是这三个警察。呆会儿国舅他们来了，若是有警察在场，动起手来，难免碍手碍脚。得想个法子，将他们先支走。”
“这倒不碍事。”家玉脱口道，“燕升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话刚一出口，家玉就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没再接着说下去，因为唐燕升已经站在了书房的门口。他把帽子脱下来，挠了挠稀疏的头皮，如释重负地对家玉笑道：“工作总算做通了。她们答应今天下午就搬走。不过，恐怕你们得再多给一点钱才行。”
“给多少？”家玉问。
“一万五。”
“等等！她们把人家的房子霸占住，白住了一年，我们不跟她要房租，就算是客气的了，哪有她们反过来跟我们要钱的道理？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是非？”徐吉士拍着桌子，高声对唐燕升道。
家玉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可吉士不予理会。
“一万五？老子一个子也不会给她。她们这是卖身呢！就是卖身，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吧。如今去发廊找个小姐才多少钱？说句不好听的话，难道她们俩那玩意儿，是镶着金边的不成？”
燕升被吉士的一番脏话，噎得直翻白眼。他将手里的帽子在头上戴正，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滴、滴、滴”一阵汽车喇叭响。
几个人赶忙跑到客厅里。端午往窗外一望，看见两辆“金杯”小客车，一前一后，已经停在了单元楼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糟老头子。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褂子，腰上围着蓝色布围裙，一头乱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身上斜跨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红色的工具箱。下了车，那老头就朝四下里东张西望。
怎么看，都不像个黑社会。
紧接着，从第二辆车上，跳下来一个头戴灰色毡帽，胖墩墩的中年人。他一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上，捏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瞄了一眼楼房的门牌号码，就朝屋子这边，不紧不慢地踱过来。
此人正是徐吉士所说的国舅。
他的原名叫冷小秋。半年前，在“呼啸山庄”，端午曾与他见过一面。唐燕升与冷小秋似乎也很熟。因为一看见小秋走进来，燕升就转过身，对家玉笑道：“我们要先走一步了。这种事情，老冷处理起来，要比我们有经验得多。”说完，他冲那两个民警勾了勾手指，三个人往外就走。
到了门口，正遇上朝里探头探脑的冷小秋。燕升与小秋亲热地拉了拉手，又凑到小秋的耳朵边，低声地嘱咐了句什么。小秋就笑了。他满不在乎地喷出一口浓烟，骂了句：“屌毛！”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烤瓷牙。小秋将手中的雪茄在门框上胡乱地戳灭，然后对着满屋子的人叫道：
“来唦！把你们带来的这些个鬼，这些个闲杂人等，都喊出来唦！吾马上就要开始清场了。”
小秋一吩咐，吉士就忙着往外轰人。正在沙发上熟睡的“小钢炮”，这时也已经被小史拍醒了，由小史和吉士一边一个地架着，往外走。听到动静的李春霞，手里捏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也从里屋跑了出来。
“警察呢？”她喊道。
她那肥厚而性感的丰唇已经开始嘟噜着发颤。可是到了这一会儿，已经没人愿意回答她的问题了。
屋子里的人刚刚走到外面的草坪上，两辆金杯车的门呼啦一下拉开了。从里面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出人来。这伙人，似乎都是用同一个模具浇铸出来的。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服。戴着白手套。统一款式的胶底鞋。一式的小平头。正方形的脑袋。小眼睛。手执铁棍。猫着腰往屋里冲。
跑在最前面的五六个人，不知为何，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巨大的沙皮袋。端午数了数，一共是23个人。对面的一座高层居民楼上，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了。一个个面目不清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朝这边张望。正在小区里巡逻的两个保安，远远地站在一处花坛边上。他们不敢靠近，可也不敢离开。
最后进屋的，是个身穿迷彩服的司机。他看了看那个身背工具包的老头，吼道：“你他妈的，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给我弄啊。”
“是锁匠。”徐吉士蛮有把握地对家玉道，“这老头是个锁匠。他负责给你们家的房门换锁。”
“他们，不会弄出什么事来吧？”家玉的脸色有些担心，又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
“你放心。国舅做事，从来都是万无一失。”
“我看见领头那几个人，手里都还拎着沙皮袋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家玉又问。
“嗨！把沙皮袋往她们头上一套，照例是一阵拳打脚踢。”吉士笑道，“你就等着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两人就会被死狗一样地拖出来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吉士对于当下黑社会的行动方式，已经是相当的隔膜了。与他的期待相反，那二十多个人冲进去之后，房子里一直没什么动静。既没有哭爹叫娘，也没有“乒乒乓乓”的嘈杂与斥骂。除了锁匠用榔头敲击防盗门的锁芯而发出来的“橐橐”声，整个屋子一片死寂。
“小钢炮”睡醒了觉，精神明显地比上午好多了。他既不喘又不晕，一个人站在窗口，踮着脚朝里边窥望。
不一会儿的工夫，小秋笑眯眯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把手里的雪茄再次点燃，猛吸了一口，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蛮好！”
吉士问他，“蛮好”是个什么鸟意思？
“她们正在收拾东西。一会儿就完事。”小秋轻描淡写地支吾了一声。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两个女的，蛮好玩的嘞！”
吉士又问，怎么个好玩法？
小秋道：“吾还以为她们有多难弄！其实呢，胆小得要命。跟吾们挺配合的。吾进去后，就让人把那两个女的叫到跟前来。吾让她们不要抖。吾不喜欢女的在吾跟前抖。吾说，你们看看吾，可怕吗？她们都摇头。吾说，不可怕，你们抖什么东西呢？不要抖。可她们照样还是抖。
“吾只问她们三句话。吾说，看来你们今天得挪个地方了。那两个女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吾说，你们今天得给吾从这儿搬出去。这是肯定的，没得商量的，阿晓得？但怎么个出去法呢？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么是穿着衣服出去，要么呢，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出去。你们自己选。她们肯听吾的话呢！马上都说，要穿着衣服出去。吾又问，你们是空着手出去呢，还是带上你们的东西出去？她们说，愿意带上东西出去。我问她们二十分钟够不够？她们都说，差不多够了。吾连手指头都不碰她们一下子！现在正忙着翻箱倒柜呢。我只带来了六个沙皮袋子，不知道够不够她们装。”
听小秋这么说，家玉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端午倒是有点晕乎乎的。一直等到春霞的姐姐抱着那只大花猫，从屋子里走出来，端午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春霞跟在姐姐的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刚刚从墙上取下来的画框。接着出来的，是五个拎着沙皮袋子的方头青年。她们的东西不多，最后一个沙皮袋还没用上。
春霞打开了那辆灰色“现代索纳塔”的后备箱，那些人就帮她把东西往里塞。塞不下的，就搁在了车子的后座上。春霞把车门关上，特意又朝家玉走了过来。家玉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假装查看手机上的信息。
春霞走到她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家玉，低声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端午没有听清，可他看见妻子的脸忽然变得煞白。
等到那辆“索纳塔”晃晃悠悠地出了东门，锁匠也已换好了门锁。他提着工具箱，从楼道里出来，出了一身的汗。他将一串崭新的钥匙，递到了小秋的手上。小秋将钥匙在手上掂了掂，又递给了端午。
事情就算了结了。
端午提出请小秋吃晚饭。小秋想了想，说他呆会儿还有点事。“要不改日吧。吾们约上守仁，一块儿聚聚。”
小秋带着那伙人离开后，吉士也招呼着发行科的几个同事，钻进一辆又破又烂的老捷达，告辞而去。因家玉的车停在西门的网球场，剩下的几个人，就穿过小区，往西边走。
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附近村庄里的菜农将自留地里的蔬菜、白薯和大米用平板车推着，运到小区里面来卖。一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太太，正和小区的住户讨价还价。“小钢炮”大概是嫌老太太的菜摊妨碍他走路，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一身好拳脚，一直没得到机会施展，他忽然心血来潮，飞起一脚，将老太太的菜篮子踢到了半空中。
6
唐宁湾的房子总算要回来了。可家玉的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整日里神情抑郁，而且总爱忘事。端午问她，那天春霞在离开前，到底和她说了句什么话。家玉又是摇头，又是深深地叹息，末了，就撂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也许春霞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
他知道，在那种场合，春霞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可是一连几天，为一句话而闷闷不乐，似乎也有点不近情理。他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只有在督促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家玉才会暂时忘掉她的烦恼，回复常态。对儿子，她仍然像过去一样严厉，毫不通融。
母亲张金芳在鹤浦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只字不提回梅城的事。家玉白天早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要熬到九点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她尽量避免与婆婆照面。
端午通过小魏，去探听母亲的口风。不料，母亲反问道：“唐宁湾的房子既然已经要回来了，又不让我们搬过去住，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打算走。
母亲向端午抱怨说，梅城那地界，如今已住不得人了。说白了，那地方，就是鹤浦的一个屁眼。化工厂都搬过去且不说，连垃圾也一车一车地往那儿运。只要她打开窗户，就能闻到一股烧糊的橡胶味，一股死耗子的味道。连水也没过去好喝了。她可不愿意得癌症。
端午把母亲的心思跟家玉说了说。家玉古怪地冷笑了一下，眼睛里闪动着悲哀的泪光，“等到过完年吧。我让她。”
明显是话中有话。这也加重了端午对妻子的忧虑。他只得又回过头去劝慰母亲。张金芳当然寸步不让，死活不依。最后小魏道：“您老想想看，鹤浦离梅城也就二十公里，空气在天上飘来飘去，你说梅城的空气不好，这儿又能好到哪里去？房子刚刚收回来，总还要收拾收拾。再一个，搬家也不是小事。总得找个会算命的瞎子，看看日子，办两桌像样的酒席。”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送回了梅城。
可母亲走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天傍晚，端午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英皇酒店旁的大连海鲜馆。绿珠在两个小时前给他发来了短信，约他在那儿见面。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要与端午商量。天空沉黑沉黑的，刮起了东北风，却并不十分寒冷。看上去像是要下雪。
端午乘坐的那辆黑车刚驰入滨江大道，就接到了家玉打来的电话。她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若若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端午吓了一跳，赶紧吩咐司机抄近路，一路闯红灯，朝家中疾驰而去。他满脑子都是儿子虚弱的笑容。心里堆满了钻心剜肉般的不祥预感。绿珠一连发来了三四个短信，问他到哪了，他都没顾上回复。
家玉坐在儿子的床边，抹着眼泪。儿子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似乎正在昏睡，急促的鼻息声嘶嘶地响着。瘦弱的身体裹在被子里，不时地蹬一下腿。
“怎么抖得这样厉害？”端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刚才抖得更凶。现在已经好一些了。给他加了两层被子，他还喊冷。”家玉呆呆地望着他。
“试过表了吗？”
“三十九度多。刚给他喝了美林悬浮液。烧倒是退了一些。你说，要不要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按家玉的说法，儿子放学回到家中，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前发愣。叫了他几声，他也不理。家玉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好。只是鼻子有点囔。她照例嘱咐他去做作业。儿子倒是挺听话的，慢慢地打开台灯，拉开书包，摊开试卷，托着小脑袋。
“我也没怎么在意，就到厨房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转到厨房里来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不做作业？我想睡一会儿。我还以为他累了，就说，那你就去睡上半小时，作业等吃完饭再做吧。没想到，等我做完饭，再去看他，小东西就已经在床边打起了摆子。问他哪不舒服，也不吭气。到这时，我才发现出了事。原来是佐助不见了……”
端午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悲哀的事实。床头柜的铸铁架上，已不见了鹦鹉的身影。那条长长的细铁链，像蛇一样盘在柜子上。那只鹦鹉，一定是弄断了铁链飞走了。可眼下正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即便鹦鹉挣断了铁链，也无法飞出去。他向家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妻子则提醒他，南窗边有一个为空调压缩机预留的圆洞。
“它会不会从那儿钻出去？”
“不可能！”端午道，“你忘了吗？几只麻雀衔来乱草和枯叶，在里边做了一个鸟窝。那个洞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大一只鸟，怎么钻得出去？再说了，若若和鹦鹉早就玩熟了，你就是解开铁链，它也不见得会飞走……”
家玉这时忽然烦躁起来，怒道：“你先别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的了！我看还是赶紧送他到儿童医院看看吧。要是转成肺炎，那就麻烦了。你快给孩子穿好衣裳，带他到小区的北门等我。我去开车。”
说完，家玉开始满屋子找她的车钥匙。
端午给若若穿好衣服，将他背在背上。正要下楼，忽听见儿子在耳边有气无力地提醒他，让他把窗户打开。
“干吗呢？外面还呼呼地刮着北风呢！”
“佐助要是觉得外面冷，说不定，会自己飞回来……”
他们去了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排了半天队，在分诊台要了一个专家号。大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替若若听了听前胸后背，又让端午带他去验了血。还算好，仅仅是上呼吸道感染。夫妇俩这才安下心来。
大夫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对他们道：“感冒有个三五天总能好，只是小家伙的精神状况，倒是蛮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活物，说没就没了，换了谁都受不了。他要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一场，反倒没事。可你们家这位，两眼发直，不痴不呆的，显然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缘故。你们这几天多陪陪他，多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必要，不妨去精神科看看，适当做些心理干预。”
他们在观察室吊完了一瓶点滴，若若的烧明显退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家玉开车经过大市口的晨光百货，看见那里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依然灯火通明，就带着若若去那里买了一双红色的耐克足球鞋。以前，若若一直嚷嚷着要买这样一双球鞋，家玉始终没松口。家玉给他试着鞋，不停地问他喜不喜欢。小家伙总算咧开嘴，勉强地笑了一下。他们又带他去商场五楼的美食街吃饭。家玉给他要了一碗银杏猪肝粥，外加两只他平时最喜欢吃的“蟹壳黄”小烧饼。可今天他连一只都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烧饼上的芝麻和碎皮掉了不少在桌上，若若就将那些芝麻碎屑小心地撸到手心里。
他要带回去喂佐助。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家玉不忍心提醒他鹦鹉已经不在了，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回到家中，大风呜呜地抽打着窗户，把桌子上的试卷和习题纸吹得满地都是。
佐助没有回来。
家玉给若若洗完脚，又逼着他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将脸凑到他脖子上，蹭了蹭，亲昵地对他说：“今晚跟妈妈睡大床，怎么样？”
儿子木呆呆地摇了摇头。
家玉只得仍让他回自己的小屋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家玉知道，他还在惦记着那只鹦鹉。
“那妈妈在小床上陪你，好不好？”
“还是让爸爸陪我吧。”儿子道。
家玉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躲躲闪闪的目光，瞟了端午一下，故作嗔怒地“嘁”了一声，替他掖好被子，赶紧就出去了。不过，端午还是从她惊异的眼神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不禁有些疑心。
难道是家玉故意放走了那只鹦鹉？
稍后，从儿子的日记本上，这一疑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端午趴在儿子的床前，跟他说着一些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的疯话。诸如“爸爸是最喜欢老儿子的”之类。儿子很快就睡熟了。大概是刚刚吃完药的缘故。他的额头上汗津津的，凉凉的。端午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美好。妻子在隔壁无声地看电视。他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闲着也无聊，就去帮儿子收拾书桌。
桌子上堆满了教材和参考书，还有黄冈中学和启东中学的模拟试题。在一大摞《龙门习题全解》的书籍下面，压着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硬抄。那是多年前，端午用来抄诗的笔记本，放在书架上久已不用。本子已经很旧了，纸张也有些薄脆，儿子不知怎么将它翻了出来。本子的开头几页，是他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抄录的金斯伯格的两首诗。一首是《美国》，另一首则是《向日葵的圣歌》。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是儿子零星写下的十多则日记。他不知道儿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则日记，都与鹦鹉有关。而且，都是以“老屁妈今天又发作了”一类的句子开头的。其中，最近的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
老屁妈今天又发狂了。她说，如果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不了前五十名，她就要把你煮了吃了。她说，她说到做到。煮了吃，当然是不会的。她就这么说说。这话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会真的这么做。可是佐助，其实你并不安全！妈妈如果真的要对你下手，多半会把铁链子弄断，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万一哪一天，我放学回家，见不到你，她就装模作样地说，是你自己飞走的。这种危险在增加。佐助，亲爱的朋友！我晚上要做作业，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玩。你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千万别乱叫。尤其是后半夜。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真能考进年级前五十，老屁妈就会带我们去三亚过春节。算是奖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你上飞机。大结巴说可以带，蒋肥肥说不可以带。如果不能带，我宁愿不去。不管怎么样，朋友，请给我力量吧。万一我考不进前五十，我就自杀！
佐助，加油！
若若半夜里醒过来一次，他要喝水。端午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他去厨房里给他榨了一点橙汁，兑上温开水，给若若端过去。又逼他吃了两粒牛黄银翘。若若忽然睁开眼睛，问他道：
“你说佐助现在会在哪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试着接受失去鹦鹉的事实。
端午想了想，回答道：“它不会跑远的。我们家外面就是伯先公园。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在伯先公园的树林子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公园转转，说不定能在哪棵树上望见它。”
“外面这么冷，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鹦鹉是热带动物，在我们这里，它在野外根本无法存活。”
“这倒也说不定。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聪明到能模仿人说话，是不是？它很聪明，别担心。随便找个山洞啊，树上的喜鹊窝啊，一躲，就没事了。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点，它就会往南飞。一直飞回到它的莲禺老家。”
“莲禺很远吗？”
“很远。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吧。不过对于鸟类来说，这点距离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是看过《迁徙的鸟》吗？”
儿子痴痴地看了他一会儿，翻了一个身，钻到被子里接着睡。在被窝外面只露出了一小撮柔软的发尖。屋外的风声，奔腾澎湃，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端午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确定他睡熟了之后，这才关了台灯，蹑手蹑脚地替他掩上了房门。
第二天是星期五。家玉因要办理一件司机故意碾压行人致死的案件，一早就去了律师事务所。端午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家中陪儿子。若若上午倒是没烧，可到了中午前后，额头又开始热了起来。下午，家玉从单位给他发来一封短信，询问若若的病情。她还叮嘱端午，给儿子的班主任姜老师打个电话。
没等到端午把电话打过去，姜老师的电话先来了。
端午跟她说了说若若感冒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只飞走的鹦鹉，提到了大夫的担忧。在电话的那一端，姜老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也有话要和家长沟通。她说：
“上一周，不，上上一周吧，学校里开运动会。谭良若自己没什么项目，可还是到田径场来找同学玩，看热闹。我和几个老师拿着秩序册东奔西跑，忙得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他倒好，手里托着一只好大的鹦鹉，往跑道中央那么一站，嗬！好不神气！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裁判员举着枪，又担心四百米跑的运动员撞着他，迟迟不敢发令，我只得跑过去把他拽走了。
“你这孩子呀，怎么看都不像是十三岁的少年。往好里说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要是往坏里说，整个就一个昏昏噩噩，不知好歹。和他同龄的孩子，比如马玉超，多懂事！已经能把一台晚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廖小帆呢，在刚刚结束的全市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马向东，不换气就能把整篇的《尚书》背下来。唉，不说了。你儿子倒好！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赖在婴儿期，就是不肯长大。我左思右想，总也找不出原因。嗬！好嘛！原来是这只鹦鹉在作怪。
“我当天晚上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他母亲赶紧把这只鹦鹉给我处理了。他母亲还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这鸟跟了他七八年了，有点不好弄。有什么不好弄的？我跟她说，你把链子一绞，把它往窗外一扔，不就完事了吗？你儿子很有潜力，期中考试考得还不错。到了这个期末，你们家长再加把劲，进入前一百，甚至是前五十，都有可能。做家长的，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将来的竞争会有多么残酷……”
原来是这么回事。
班主任仍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端午已经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了。看来，这个姜老师，比起小学的那个双下巴的“暴君”，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她归入到绿珠所说的“非人”一类。这么一想，端午倒也不怎么生气了。
“今天就让他在家歇着。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要补周三的课，他最好来一下。我专门请了数学和英语老师来给他们总复习。下周就要期末考了，是全区统考。”姜老师严肃地提醒他。
“可是，孩子还发着烧呢。”
“不就感冒吗？现在是冬天，正是感冒多发季节。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哪天没有得感冒的？要是都跟你儿子似的，有个头疼脑热就不来上课，我们学校还要不要办？”
端午还想跟她解释，可姜老师已经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家玉回来，端午跟她说了给姜老师打电话的事。家玉就咧开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道：
“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总算可以洗清了吧？唉！说实话，我昨天把鹦鹉从窗口放出去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它先是飞到了窗下的一棵石榴树上，四下里望了望，然后又猛地一下朝窗口扑过来。这鹦鹉，和你儿子还真是有感情！它飞到窗玻璃上，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可玻璃太滑了。看它那架势，还是不肯走的意思。我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找来一根晾衣杆，闭上眼，咬着牙，在它黄色的肚子上使劲一捅，那东西，“嘎嘎”地惨叫了两声，绕着窗户飞了半天，最后影子一闪，不见了。我当时还一个人哭了老半天。”
家玉眼睛红红的。端午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又问起了妻子手头那件司机撞人的案子。家玉摇了摇头，只说了“很惨”两个字，就不吱声了。
星期六的上午，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天气却变得格外的寒冷。若若退了烧，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若若说没胃口，他只吃了一小瓶酸奶和一片苹果。
临去学校前，家玉给若若加了两件毛衣，又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羊绒围巾。家玉再次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学校，若若还是没答应。他宁愿自己骑车去。看起来，他还在生妈妈的气。端午劝她将放走鹦鹉的事跟儿子说清楚，干脆将责任“全都栽到姜老师头上”，家玉想了想，没有答应：
“那多不好？恶人还是我来做吧。”
从小区到鹤浦实验学校并不算远，可是途中得穿过四条横马路，这让家玉一直叨叨不休。孩子刚下楼，她和端午都趴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个像河豚似的身影，往东绕过喷水池，摇摇晃晃地出了小区的大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玉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确认孩子已到校，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匆匆吃过早饭，家玉就说头晕，要去床上睡一会儿。端午则坐在卧室的躺椅上，继续看他的《新五代史》。家玉根本没睡着，她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问他，学期结束时，应该给学校的主科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会儿又盘算着等儿子回来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开胃的午饭。端午提议说，若若最喜欢吃日本料理，不如直接开车去英皇大酒店。它的顶层有一家回转寿司餐厅。家玉也说好。至于给老师的礼物，他们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直接送钱。语、数、外，每人两千。
两人说了会儿话，家玉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她赌气似的打开了电视。可大清早的，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可看的。不是歹徒冒充水暖工入室抢劫，就是名医坐堂，推荐防治糖尿病、癌症的药物和秘方。他听见家玉“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事啊！”
端午就把手里的书移开，笑着安慰她：“与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相比，还是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