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姓郑。是个瘦高个，花白头发。大概是因为小时候闹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坑坑点点的麻子。家玉客气地称他为“大爷”，那人就笑了笑，说他其实还不满五十岁。他的工装服上沾了一些没有洗净的油污渍斑以及焊枪烧出的小洞眼。可他衬衫的领子是干干净净的。
老郑是春晖纺织厂的机修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可没说两句，眼圈就先红了。他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在不停地倒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因类风湿而瘫痪在床，大女儿在人家做保姆，儿子却还在读初二。他很有礼貌地问家玉能不能抽根烟，在得到她的许可之后，从耳朵上取下一支卷烟来。可他看见了墙上的“禁止抽烟”的图标，愣了一下，又偷偷地把烟放入衣兜中。
他懂得守规矩。家玉想，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之所以总倒霉的原因。
他所在的这家纺织厂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国营企业，虽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可每年的净利润也有个两三百万。就在三四个月前，市里忽然来了一堆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了会，宣布纺织厂改制。两千多名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要求买断工龄回家。原来，有一位姓陈的房地产老板，看中了纺织厂的那块地。就在运河的南岸。他们想在河边盖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我真傻，真的。”老郑说，“我单知道由政府出面提出的方案总不会错，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哪知道回到家，老婆按照她的方法左算右算，三十年工龄竟然只有三万块钱……”
从他的话中，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祥林嫂的口吻了。老郑强调说，他并不赞成工人们的集体上访，去南京静坐，或者冲击市政府。毕竟目前的和谐社会来之不易，何况事实上那些闹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首的六个人被抓，有一个还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经人指点，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了。
他想打官司，却不知道应当去告谁。
家玉陪他坐了两小时。眼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一点点变得黯淡，直至熄灭，她的同情无由表达。最后，她记下了老郑的电话，并提出来请他一起吃午饭。家玉觉得，自己是真心诚意的，可老郑却心事重重地谢绝了。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告别时，老郑道。
“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家玉忽然伤感起来。
她有点后悔这么说。
老郑走后，庞家玉来到楼下的seven-eleven，在那儿买了一盒关东煮，一根玉米。然后就驱车前往东郊的第一看守所，去会见她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父母指定的律师，她明天将出庭为他辩护。
如果说老郑的委托，是一项她想接受而事实上却不能接受的工作——这也使得家玉作为律师的道德感千疮百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则属于无关痛痒却又不得不让她付出全部心力的“分内事”。家玉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辩护对于这个杀人案的判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作为律师的职责，要求她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无法完全摆脱那种熟悉的荒谬感，可是，还是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读案卷，搜集证据，与同事没完没了地讨论案情。
这个案件，因为其残酷或惨烈的程度，在鹤浦可谓家喻户晓，但案情本身却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名叫吴宝强的罪犯，仅仅因为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潜入了情敌的家中，狂怒地杀死了他一家六口。还不包括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位十八岁的甘肃保姆和一条价值数百万的藏獒——那只藏獒，据说因为频繁地被用来给母狗配种，而失去了应有的野性，对于自己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被利斧削去了脑袋。
尽管他杀死了七个人外加一条狗，可吴宝强并不觉得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精神病鉴定报告上。同时他也知道，案发后，他的父母携带着巨款四处奔走，正在考验精神病大夫或相关医学专家单薄的道德底线，以及本来就很纤弱的神经。吴宝强认为，在不断加码的金钱面前，所谓的道德底线当然不堪一击。他的思路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错，但他却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新对手——它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受害人家属，而是正在培养自己诡异性格的现代媒体。他对于这个新对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无知。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对案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在发酵舆论，激起了“人人皆曰可杀”的民愤。即便是法官或者他心心念念的精神病专家，也不可能持有与媒体不同的立场。
没有什么悬念，精神病鉴定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他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也就是说，吴宝强将在不久后的某一个瞬间，被无庸置疑地处理掉。不存在任何例外。不存在任何不可抗力的作用。
吴宝强在获悉报告内容后的一周内，两鬓突然长出了茂密的白发。他像一只困兽一样狂暴不安，立刻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他拒绝会见媒体记者、父母，甚至父母为他聘请的律师。可他的父母则瞒着他抬高了律师费的价码——他们一遍遍地恳请庞家玉，一定要设法将他的儿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希望了”。
家玉觉得如果有人给这对父母做一个精神病鉴定的话，也许得出的结论，会与他们的儿子大不相同。家玉表示，她将竭尽全力，而吴宝强的父母则立即纠正了她的话：“不是竭尽全力，而要万无一失。”
家玉只得开了句玩笑：“除非我有能力向法官证明，如今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
他的母亲则马上反问道：“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前往第二会见室的途中，看守所的一位女民警对家玉说，她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穷凶极恶的罪犯，“你跟他打个照面，装装样子就可以了。他简直不能算人”。
很快，庞家玉就隔着会客室的铁栅栏，与她的委托人见了面。也许是第二天就要庭审的缘故，看守所方面担心出现意外而加派了警力。吴宝强微微地扬着头，眯缝着双眼，正在陷入冥想和玄思，看上去俨然就是真正的上帝。要是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来，利刃般的目光就足以让家玉感到一阵阵胆寒。他用温和的语调称家玉为“婊子”或“骚货”，让她最好立刻滚蛋，并试图以此激怒家玉。
“我并不需要什么律师，你滚吧！”他用嘶哑的嗓音喊了这么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家玉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告诉他，按照现代法律制度，拒绝律师是徒劳的。法庭不可能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审理任何案件。律师制度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你可以放弃聘请律师为你辩护的权利，但临了，法院还会给你指定一位”。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搞？”吴宝强冷笑道，“阿是为了取笑我？拿我来取乐？既然你妈要捉弄我，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没意见。又搞出这套把戏来戏弄老子。你妈，一个人得了癌症，多多少少还可以抱有幻想。毕竟还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治愈的希望嘛！可我肯定得死，阿对？我可以去死。但你们别想利用法律来捉弄我。什么公诉人喽，什么证人喽，又是法官喽，又是律师喽……”
吴宝强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过从他目前的境遇来看，他的这番心思，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
“明天我就要死了，阿对？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会怎么个死法？”过了一会儿，吴宝强问道。语调也稍稍平缓了一些。
庞家玉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两个民警，压低声音对他说：“还没那么快。明天不过是庭审而已。结果如何，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没有确定。即便是最坏的结果，你还可以上诉。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就算是最后的结果下达，你也可以申请注射。如果维持原判的话。”
“打麻醉针吗？你妈阿是要给我打麻醉针？”吴宝强笑道，“我可不需要，我还是会选直接挨枪子，那样才过瘾嘛！”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庞家玉道，“不过假如你不想回答，也无所谓的。”
吴宝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死皮赖脸地吹了一个口哨，引来了狱警的大声训斥。
“你因为怀疑女朋友与王茂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去他们家行凶杀人。尽管从事实上看十分残暴，但从动机上说，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我想问的是，本来你杀了王茂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伤及那么多的无辜？你将王茂新杀死后，有多大必要非得上楼去杀他的父母？为什么还要埋伏在家中，在那么闷热的大衣柜里等了三小时，等来了他看完电影回家的妻子、女儿和保姆？你与他们有什么仇？你甚至连抱在怀中的两岁的孩子都没放过。所有这些人的死，起因难道仅仅是手机里的一条暧昧短信？”
吴宝强很有些迷惑不解。似乎为她竟然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而感到震惊。他脸上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个先知。
“那你就去问问王茂新好了。他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购买那么多的房产？包养那么多的女孩子？他用不了那么多钱，住不了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女孩子他也搞不过来。这个世上的东西，有几样不是多余的？你问我为什么杀那么多的人，我简单告诉你四个字，多多益善。我知道他们家有几口人。不杀到最后一个，我是不会罢手的。因为在我脑子里，杀人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钱，用不了，可存在银行里，你的心里照样会挺舒服的，阿是啊？杀人也是一样。过去不就有句老话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把杀人和赚钱搞在一块儿，不是由我发明出来的。我们做什么事都贪多。这是人的天性。你也许会奇怪，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灭门案，阿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杀人就好比赚钱，多赚一点是一点，多赚一个是一个。你再去问问那些在大街上闯红灯的人，他们闯了红灯，节约了一分钟甚至五秒钟，有什么屌用？他坐在自己家中，一口气就可以浪费五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可人就是这样，只要他经过一个路口，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闯红灯。人活着总要赚点什么，哪怕是没用的东西。
“不过，既然我快要死了，我也不妨告诉你一点更刺激的东西。我先弄了一下王茂新的老婆，又弄了她的女儿。本来我不想杀那个小保姆，已经打定了主意饶了她。弄她的时候，已经没劲了，本来就心里窝火，她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虚伪，让老子实在受不了！她竟然一口咬定，说是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发疯地爱上了我。你妈！想愚弄老子！老子就给她放放血。求生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以这么虚伪！”
陪家玉来的那位民警已经在看表了。
家玉劝他明天庭审时，尽量与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受害人被他杀得绝了户的亲属们，反应可能会比较激烈。这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你自己的父母，包括八十多岁的奶奶，都会到场。”
她的建议，吴宝强答应考虑考虑。
临走前，家玉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她交代的，吴宝强就突然把他那厚厚的舌头从栏杆里伸了出来，飞快地舔了一下铁柱，淫秽地向她笑了笑，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她说：
“我想看看，你在帮我口交时是个什么骚样子……你想不想嗍嗍我的大鸡巴？”
9
一想到唐宁湾的房子，家玉的心里就会立刻升起一股无名的毒焰，不紧不慢地炙烤着她，让她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摆脱不掉那种深藏在内心的“不好”的预感。就像随时都会崩溃的电脑系统一样。
端午有时候会给她推荐音乐疗法，劝说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可她根本听不进去。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
她已经找过了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分局和消费者协会，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还是在上周末去了鹤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她没有找任何的关系，而是自己排了三小时的队，花了690元钱，在法院立了案。她不想欠任何人的债。
她知道，在她为收回自己的房子而疲于奔命，狼奔豕突的时候，那个名叫春霞的女人正翘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用他们家院子里长出来的薄荷叶烤肉，泡茶。虽然家玉是律师，可她实在不愿意与春霞打官司。因为她知道，一旦提起诉讼，实际上她已经失败了。好比有人冲着你的脸吐了一口痰，你去找法院评理，法官最后判决对方将你脸上的痰迹擦去。如此而已。
家玉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法律程序。法官从受理案件到开庭，少说也得两三个月，然后照例是预备庭的质证、调查、补充调查。好不容易等到开庭，假如春霞不到庭应诉的话，还需要等待第二次开庭。按照法律的规定，春霞仍然可以拒绝出庭。随后，将是缺席判决。判决结果将会登报公示，没有疑义才会移交给法院的执行庭。家玉当然也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但这一类的民事案件要执行起来，通常会十分缓慢。等到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最快也得五六个月……
家玉并非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律师，她奇怪地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
而在端午看来，对于善恶的倒置，本来就是现代法律的隐秘特性之一：“想想看，有多少惨无人道的战争，在所谓的《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公然发生？多少无耻的掠夺，在贸易协定的名义下发生？有多少……”
端午那一连串空洞而迂阔的排比句，刚说了个开头，家玉就连连向他摆手：“你说的这些，跟我们的房子有什么关系？拜托你，别跟我谈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了。我脑仁疼。”
两个月之后，家玉透过法院的朋友，询问这个案件的进展。对方的答复果然不出她所料。
“目前还不能开庭。”那个戴着夸张白色眼镜的书记员对她说。
“为什么？”
“你是律师啊，应当知道法律上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什么意思？”
“颐居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白眼镜道，“仅仅在鹤浦，类似的受害者就多达二十几家，这个案件已经成了省公安厅督办的重大案件。现在，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说，在抓到犯罪嫌疑人之前，这个案子还得无休止地拖下去？”
“恐怕是这样。”
“假如公安机关一直抓不到犯罪嫌疑人呢？”
白眼镜笑了笑，“你只能假装相信，公安机关最终是能够抓住他们的。”
家玉的情绪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在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家玉一直在跟端午念叨，她想杀人。
“是的，我想杀人！”
端午也第一次意识到，他妻子目前的精神状况，确实有点让人担忧了。
10
十一月末，宋蕙莲回鹤浦探望父母。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与家玉的见面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蕙莲在电话中向她抱怨说，她对家乡的观感坏极了。鹤浦这个过去山清水秀的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猪圈”，已不适合任何生物居住，害得她根本不能自由呼吸。这些抱怨都是老生常谈，或者也可以说是事实。但这些话从一个“归化”了美国的假洋鬼子的口中说出来，还是让家玉感到很不是滋味。尘封已久的“爱国主义”开始沉渣泛起。好像蕙莲批评她自己的家乡，正是为了嘲笑家玉的处境。
为了多少改变一点宋蕙莲对故乡的恶劣印象，为了让蕙莲见识一下鹤浦所谓“高尚生活”的精萃，家玉把与她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小瀛洲岛上的芙蓉楼，有意吓她一跳。那是一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涉足的高档会所，是传说中王昌龄送辛渐去洛阳的饯别之所，两年前刚被修葺一新。可是到了约定见面的那天早上，芙蓉楼会所的一位高级主管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在未说明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就蛮横地取消了她的订座。
由于家玉事先向宋蕙莲大肆吹嘘了一下芙蓉楼的西点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服务，临时更改地方不太合适。她给《鹤浦晚报》的徐吉士打了个电话，让他通过守仁的关系想想办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徐吉士在电话中对她笑道，“上面来了人，要在芙蓉楼下榻。具体是谁，我不能说。小瀛洲附近的路已经封了。”
“你胡编吧？”家玉知道，这个人嘴里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谱的，“我刚刚开车还经过那里，岛上跟往常一样啊，还是游人如织啊。”
“拜托！那些游人，都是化了装的便衣特警。”
吉士建议她更换地点。
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也是一家私人会馆，也可以吃西餐，花园式的建筑也很有味道。再说了，那里的晚桂花正当季。
“顺便问一句，你到底要请谁吃饭呢，这么隆重？”
“还能是谁？你的老情人呗。”家玉笑道。
在徐吉士的追问下，家玉只得将宋蕙莲回鹤浦探亲的事告诉了他。
“是这样啊？好吧，这顿饭我来请。我一定要见见这个臭娘们。”吉士道，“那婊子当年在电影院打了我一巴掌，害得我在局子里呆了半个月。这笔账还没找她算过呢。哎，你先别告诉她我会来。”
放下电话，家玉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合适。毕竟人家宋蕙莲如今已经是美国人，受美国法律熏陶多年，对于人权、隐私、知情权，都十分敏感，不好胡乱唐突的。她给宋蕙莲打了个电话，为徐吉士的半路杀出提前征求她的意见。
宋蕙莲咯咯地笑了半天，然后道：“干脆，你把端午也叫上，索性一锅烩。还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端午好像怎么也想不起宋蕙莲是谁了。家玉酸溜溜地提到招隐寺的那个炎热的午后，提到她那条暗红花格子短裤，她那雪白的大腿。
“你不用假装当时没动心吧。”
端午笑了笑，说：“再好的皮肤，也经不住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啊。更何况，她又是在美国！别的不说，食物膨大剂一定没少吃。”
随后，他就去了卫生间，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他今天下午要出去一下，可能要很晚回来。他让家玉向宋蕙莲代致问候。他没说要去哪里，家玉也没有心思问他。端午先用电动剃须刀剃净了下巴，又找来一把简易刀架，抹上须膏，开始仔细地刮着鬓角。他还刷了牙。不到两点就出门去了。
“荼靡花事”位于丁家巷，紧邻着运河边。原先是南朝宋武帝的一处别院，依山而建。园林、山石和庵堂，如今多已不存，唯有那二十余株高大的桂花树，枝叶婆娑，依稀可以见到当年的流风余韵。
这个会所的主人，是鹤浦画院的一位老画师。这人常年在安徽的齐云山写生，店面就交由他的两个女儿打理。两姐妹都已过了三十，传说形质清妍，一时钗黛。因始终没有嫁人，引来了众多食客的好奇与猜测。当然，对同性恋的好奇，也是时下流行的小资情调的一部分。
家玉曾经去过两次，可从未见过这对姐妹花。
家玉觉得自己的那辆本田有点寒酸，就特意打了一辆出租车。她赶到那里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可徐吉士到得比她还早。他的鼻子囔囔的，好像得了重感冒。用他比较夸张的说法来形容，他咳出来的痰，已经把家中洗脸池的漏斗都堵住了。由于鼻子不通，可惜了满院子的桂花香。
天已经黑下来了，风吹到脸上，已经有了些寒意。透过敞开的小天井，可以看见院子里在风中摇晃的灯笼。灯光照亮了一座小石桥。桥下流水溅溅。
两人很自然地聊起了各自的孩子。吉士没问端午为何不来。
若若今年九月如愿以偿，升入了鹤浦实验中学。对于徐吉士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他感到惊异的是，以若若那样的成绩，竟然进入了奥赛高手云集的重点班。
“恐怕没少给侯局长塞钱吧。”吉士一脸坏笑地看着家玉。
家玉笑而不答。
“送了多少？”吉士说，“就当是为我指点一下迷津嘛！我家的那个讨债鬼，明年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家玉仍然抿着嘴笑。
“要么不送，要么就往死里送。”末了，她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么一句。
吉士张大了的嘴巴，有点合不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正聊着，随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跟在侍者的后面，走进了包房。家玉和吉士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的表情都很惊讶。
宋蕙莲头上戴着一朵大大的绢布花，像是扶桑，又像是木槿。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对襟扣的花布褂子，下面则是黑色的紧身连裤袜。脚上是一双绣花布鞋。肩上还斜跨着一只软塌塌的布包，大朵的牡丹花图案分外醒目。
她站在包房的门口，望着两人笑。
庞家玉开始还真有点担心，别是什么人走错了房门，忽然就听得这人讶异道：
“怎么，认不出我来了吗？”
“哟，宋大小姐。”吉士赶紧起身，与她握手，“你怎么把家里的床单给穿出来了？别说，要是在街上碰见你，真的不敢认。”
“不好看吗？”蕙莲歪着脑袋。她的调皮劲儿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好看好看。”吉士笑道，“你这身花天花地的打扮，虽说让我们中国人看了犯晕，可美国佬喜欢啊，对不对？这要在国外走一圈，还能捎带着传播一下中国的民俗文化。怎么不好看？好看！”
蕙莲像是没听懂吉士话中的讽刺意味，走过去与家玉拥抱。
“秀蓉倒是老样子，还那么年轻。”
她问端午怎么没来，家玉刚要解释，蕙莲的嘴里，猛不丁地冒出了一长串英文，家玉一个没留神，还真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蕙莲整个地变了一个人。让人疑心二十年前她就已经发育得很好的身体，到了美国之后，又发育了一次。骨骼更粗大。身材更胖硕。毛孔更明显。像拔去毛的鸡胸脯。原先细腻白嫩的皮肤也已变成了古铜色，大概是晒了太多日光浴的缘故。那张好看的鹅蛋脸，如今竟也变得过于方正，下巴像刀刻的一样。都说吃哪里的东西，就会变成哪里的人，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她的头发被染成了酒红色，额前的刘海像扇窗户。身材和发型的变化，足以模糊掉女人的性别，却无法掩盖她的衰老。
家玉瞅见吉士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丝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光。似乎二十年前的那场恩怨早已冰消雪融。
蕙莲照例给他们带来了礼物，照例让他们当面打开，照例强调，这是“我们美国”的习惯。她送给吉士的是一本刚刚在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随笔集，（吉士学说天津话来打趣：喝！好嘛！一句英文不懂，这不是存心折腾我吗？）外加两枚印有哈佛大学风景照的冰箱贴；给家玉的礼物，除了同样的随笔集之外，是一瓶50ml的esteelauder。她也没落下端午。他的礼物是一套四张装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合集。她居然也知道端午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让家玉闷闷地出了半天的神。
她从钱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谁是她的husband，谁是她的baby。那个黑人是个大高个子，长得有点像曼德拉。她的两个 baby也都是黑不溜秋的。随后介绍的是别墅里的大草坪。栗子满地的树林。游泳池边的玫瑰花圃。出于礼貌，家玉强打精神，发出了持续而坚韧的赞叹之声。吉士则在一旁闷闷地抽烟。他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
宋蕙莲很快就说起了她这次回国的观感，说起了她在乡下的父母。
他们种了几亩地的大白菜，其中绝大部分都卖到了城里，剩下没有卖掉的几十颗，就直接扔到田间的草堂里去沤肥。蕙莲问他们，这么好的大白菜，怎么舍得扔掉？干吗不拿回家自己吃？母亲说，毒得很，吃不得的。
“我在boston的时候，听说你们中国人，一个个都变成了毒人，蚊子叮一口都会立刻中毒身亡，原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还差不多。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吉士笑道：“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可没点白菜。就算有白菜，也不一定是令尊种的。”
蕙莲又说起他们镇上那座亚洲最大的造纸厂。它的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中心：
“一想到我喝的自来水取自长江，就有点不寒而栗。而化工厂的烟霾让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桑拿浴室。五步之外，不辨牛马。”
徐吉士开始了猛烈地咳嗽。他库噜库噜地咳了半天，终于咳出一口痰来，吐在餐巾纸里，并小心翼翼地包好，随手丢在了餐桌上。宋蕙莲嫌恶地皱了皱眉，伸向桌面正要夹菜的手，又缩了回来。
她几乎什么都没吃。
“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吐出一口痰后，吉士的嗓音陡然清亮了许多，“可中国的环境这么糟糕，客观地说，贵国也有不少责任。”
“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因为你们镇上出产的纸张大部分是销往美国的呀！”
“不知为什么，”蕙莲转过身来对家玉道，“我这次回国，发现如今的情形与二十年前大不一样，似乎人人都对美国怀有偏见。it’s stupid.”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罪恶，都是美国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吉士仍然笑嘻嘻的，可他似乎完全无视对方的不快。
“日你妈妈！”蕙莲一急，就连家乡的土话都带出来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段话又是英文，徐吉士的脸上立刻显示出痛苦而迷茫的神色。
“她说什么？”吉士无奈地看着家玉。
家玉瞥了宋蕙莲一眼，又朝吉士眨了眨眼睛，提醒他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然后道：
“她说，你简直就是个可怕的毛派分子。”
“没错，我是个毛派。”吉士依然不依不饶，“在中国，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正在变成你说的毛派分子。”
宋蕙莲看来有意要结束这场辩论。她没再理会徐吉士，转而对家玉感慨道：“可惜，今天晚上，端午老师不在。”
她依然称他为老师。不过，在家玉看来，即便端午在场，即便他本能地厌恶毛派，他也未见得会支持蕙莲的立场。
终于，他们很快就谈起了二十年前的那场聚会。本来，他们三个人可以作为谈资的共同回忆，并不太多。
蕙莲说，那场聚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是个阴谋。两个纯洁而无知的少女去招隐寺，朝拜从上海来的大诗人。“可你们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居心叵测，对不对？”蕙莲笑道。
吉士的脸上也终于浮现出了诡秘而轻浮的笑容。他既未表示赞同，也不去反驳，只是笑。
“你们一开始就存着心思，把我们两人瓜分掉，对不对？在招隐寺，一个下午东游西荡，害得我的腿被虫子咬了好几个大包，不过是为了等待天黑，然后和我们上床，对不对？老实交代！”
宋蕙莲明显地兴奋起来。她甚至娇嗔地捶打着徐吉士的肩膀，逼着他去交代那天的作案动机和细节。
二十年前的那个诗社社长仿佛又回来了。
家玉稍稍觉得有点腻烦。一棵树，已经做成了家具，却还要去回忆当初的枝繁叶茂，的确让人有点恍惚和伤感。她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不论是刚刚萌动的性意识，还是所谓的爱情，如今都成了饭后的笑谈。她招呼服务员给茶壶续水，忽听得吉士道：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那天下午，本来我也只是想大家随便聚聚，谈谈诗歌，聊聊天。我记得，那天还去菜市场杀了一只芦花鸡。可下午在招隐寺游玩的时候，两位表现出来的兴奋明显超出了常态。尤其是蕙莲。在那种气氛下，傻瓜都会想入非非。我和端午在撒尿的时候交换了一下意见。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要从这两位女孩中挑一个留下来过夜，会考虑留下谁。你们知道，端午是个有名的伪君子，他听了我的话，倒没表示反对，可也没说喜欢谁，只是反问了一句， ‘这怎么可能？’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事后也没再问过他。按照我的观察，我猜想他恐怕是喜欢秀蓉的。既然如此，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蕙莲带走。君子成人之美，小人反是。如此而已。”
“问题是，我也喜欢端午老师啊……”蕙莲的嘴唇黏在牙床上，下不来了。过了一会儿，又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要给你一巴掌了吧？”
吉士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似乎二十年前的疼痛依然未消：“这么说，你和我一样，都是那场聚会上的陪客。不过，我们俩的牺牲，能够成就这么一段美满的婚姻，我挨的这个耳光还算是值得的。来，咱们喝一杯！”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这样胡思乱想，”蕙莲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她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些虚浮，“要是那天你带走的是秀蓉，留在招隐寺荷塘边小屋的那个人是我，命运会不会有点不同？比如，我会不会去美国？会不会嫁给史蒂芬？后来又嫁给该死的威廉？”
家玉觉得，他们的对话要这样延续下去，就会变得有点秽亵了，便立即打断了蕙莲的话，对吉士道：
“我倒是关心另一件事。端午那天晚上不辞而别，返回了上海。我想知道，究竟是你预先给他买好的火车票呢，还是他临时决定要走，去车站买的票？”
尽管她的话说得像绕口令一样，吉士还是马上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他定了定神，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道：“这个，我还真的记不清了。”
“我要声明一下，我不觉得自己是那个晚上唯一的受益者。”家玉板着脸道，“相反，若说是受害者，倒还差不多。”
“喝酒喝酒……”吉士忙道。
“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蕙莲斜眯着眼，望着她笑，“当时，端午在给我往记事本上写地址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就喜欢上了那双手。”
“你看，越说越不像话了吧？”吉士对蕙莲道，“你也别端午长端午短的，我们俩之间的事还没了结呢！你平白无故地打了我一巴掌，这事怎么弄？”
“今天就了结，ok？”蕙莲讪讪地笑道，“等会儿吃完了饭，我就跟你走，找个地方，把那笔账销了，阿好？”
吉士尴尬地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结完账，他们三个人来到会所的院门外，等候出租车。
蕙莲看样子真的打算跟吉士走。她问吉士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吉士就把脸一板，说他接下来约了几个老朋友，都是赌棍，去呼啸山庄打牌。
“不过，你就别去了。远得很。”
家玉想上厕所，就与他们匆匆道了别。
一个侍者领着她，朝院子的西侧走去。她仍然听见蕙莲在门口对吉士感慨道：
“可惜端午今天没有见上。”
其实，端午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儿。
这可不是什么第六感觉。也不是源于他下午刮胡子时，家玉心底深处陡然掠过的一道充满疑问的死水微澜。她穿过一个被led灯管衬得绿莹莹的走廊，就在覆盖着迎春花枝的小石桥边，看见了端午。
一个身穿鼠灰色运动装的女孩，似乎正拉着端午的手，对着桥边的一扇月亮拱门指指点点。她看上去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她的头也似乎靠在端午的肩上。而且，一看就是喝了太多的酒。
当然，端午很快也看见了家玉。他像个白痴一样地眨巴着眼睛，表情极其复杂，有些不知所措。
家玉一声不响地走到他身边，冷静地扇了他一巴掌，扭头就走。
给她带路的侍者，僵在了那里。
其实，打完这一巴掌之后，家玉本来还是可以从容地去上厕所的。当家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了。
她被那泡尿憋得难受。
11
若若在客厅的餐桌上做作业。奇怪，他没有看电视，没有玩游戏机，没有开电脑，没有逗鹦鹉。他确实在做作业。耳朵里还塞着白色的耳机，那是她的苹果ipod。他正在摇头晃脑地做习题，桌子上铺满了来源不一、种类繁多的试卷。
“老妈，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若若一看到她进门，就对她道。
家玉懒得搭理他，把脸一沉，怒道：“怎么跟你说的？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做作业的时候不允许听耳机！”随后，一头扎进了厕所。
坐在马桶上，家玉忽然就觉得儿子刚才的话，有点不一般。她想起来，昨天儿子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喜滋滋地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她没有理他。她已经早就习惯了每次考试儿子都排名末尾的事实。每次的考试成绩，若若总是藏着掖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既然这一次他主动提起了期中考试的成绩，难道说……
家玉心头一紧，赶紧从厕所奔了出来，坐在儿子的对面，亲热地捋了一下他的小脑袋，“怎么样，成绩出来啦？数学考了多少分？”
“考砸了。”儿子道，“最后一道大题，我少写了两个步骤，被扣掉了6分。”
“少废话！我问你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
“还可以吧。”儿子的脸上显露出对自己很不满的样子，并随手把试卷递给了她。
竟然是107。
总共120分的题目，儿子考了107。
她自己是工科出身，可儿子的数学题，她现在连看懂都有问题。但若若竟然考了107。
家玉的眼泪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继而竟然是无声的啜泣。儿子来到她的身边，用他的小手拍着她的肩，又道：“其实也没什么啦，这次数学容易。大家都考得好。这个分数，在班上也不算是很高啦。”
“那你这个成绩，在全班能排第几啊？”
“第九。不算很靠前。”
“宝啊！”家玉猛吸了一口气，狂叫一声，一把将儿子搂在了怀里，仿佛今天晚上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她把儿子搂在怀里揉搓了半天，开始问他其他各科的成绩。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和生物。然后丢开他，抓过一只铅笔，在试卷的反面将那些数字加在一起，来估算儿子在整个年级的总排名。她处在一种兴奋的失神状态，一连算了三次，每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
儿子当然知道她在做什么，就善意地提醒她说，其实根本用不着算，因为全年级的总排名，昨天下午就已经公布了。在全年级17个班，总共七百多名学生中，若若排在第83位。
庞家玉立刻丢开儿子，跑进了卧室，给“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打了一个电话，兴冲冲地将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和年级排名告诉了对方。
“那就恭喜你了！”戴思齐的老娘仿佛突然失去了理智，竟然在电话中很不礼貌地大叫起来，并颇为恼怒地立刻挂断了电话。
这一切，都在家玉的预料之中。胡依薇的反应正是家玉所期望的。
“戴思齐能排到多少名？”回到客厅里，她又问儿子。
“惨透了！”儿子道，“具体多少名，我不晓得。反正在二百名之外。胡阿姨发了飙，就拿毛衣针扎她的脸。”
听儿子这么说，庞家玉的嘴角渐渐地就浮现出一丝冷笑。
戴思齐他们家与庞家玉同住一个小区。在鹤浦实验小学，若若和戴思齐也在同一个班。每次开家长会，胡依薇对家玉不理不睬，态度十分倨傲。尽管她自己不过是一个连工资都快要发不出来的电镀厂的普通女工，一双手伸出来，十个指头都是黑的。可胡依薇仍然觉得自己和家玉不属于同一个档次。戴思齐长得很漂亮，活泼可爱，与若若倒是十分要好。家玉也很喜欢那孩子。
有一次，家长会结束后，庞家玉半开玩笑地对胡依薇说：“不如让你们家闺女给我们家儿子当媳妇好了。”没想到，这句极平常的玩笑话，让电镀厂女工勃然变色。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她厉声质问她，“脑子里的那些龌龊下流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弄得家玉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灰头土脸地向她道歉了事。
四个月前，小升初考试时，戴思齐顺利考取了鹤浦实验中学的“龙班”，而按若若的成绩，不要说龙班，就连虎班和牛班都进不去，大概只能进入排在末尾的鼠班了。母女俩平常跟女儿提起若若，暗地里就称他为“鼠辈”。庞家玉一怒之下，将自己发过一千遍的毒誓抛在了脑后，找到了市教育局的侯局长。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若若被悄悄地“调剂”到了龙班，顶替了一个举家移民澳大利亚的学生所留下的位置。
每次在小区或校园里遇见胡依薇，家玉仍然抬不起头来。一看到她，家玉心里就会无端地一阵阵发紧。每次见面，胡依薇总要冷冷地瞥上她一眼。她的目光就像流氓的手，总在无声地剥她的衣服。它仿佛在暗示家玉：她与侯局长私下达成的肮脏交易，不仅仅涉及到金钱。她甚至给《鹤浦晚报》写了一封匿名信，指名道姓地指责家玉，向“教育局某领导”无耻地奉献身体。
当然，这封信被徐吉士及时截获并予以焚毁，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若若虽然进入了龙班，可胡依薇在私下里张罗成立的“龙班家长联谊会”，根本不让家玉参加。因为她的儿子“是靠不正当的关系进来的”，“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他们在周末或者节假日悄悄地组织各类补习班，也从不通知若若，据说是为了“维护龙班的纯洁性”。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所有的耻辱都得到了洗刷。她有一种大仇已报的酣畅之感。奇怪的是，家玉觉得这种喜悦并非来自于她的心灵，而是直接源于她的身体。就像台风在太平洋上生成，瞬间就卷起了漫天的风暴；就像快感在体内秘密地积聚，正在堆出一个让她眩晕的峰巅。她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用梦寐以求的口吻，第一次对儿子这样说：
“宝啊，知道用功是好的，可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做习题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的嘛！宝啊，今天是周末呀！你可以看看电视啦，玩玩游戏啦，听听音乐啦，都是可以的呀……”
儿子刚把那白色的苹果耳机塞入耳中，家玉就凑过去取下一只，放在自己的耳边听了听，说：“噢，原来是在听列侬啊！”
那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儿子竟然已经开始听披头士了。看来他的艺术品位也不低啊。
“你觉得戴思齐有那么漂亮吗？”她忽然问道。
“你说呢？”儿子一脸坏笑地望着她。
“要我说，也就是个一般人吧！而且小时候好看，长大了一定会变丑的。你看看她老娘那张冬瓜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