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7
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原来小韶在替八斤挠痒。他看见八斤双手扶着墙角，弯着身子，大概是小韶挠着了痒处，舒服得龇牙咧嘴的。
小韶今天穿了一件新棉衣，布底是白色的，却印有绿色和暗红色的花点，脖子上却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脸色被风吹得红彤彤的。看见谭功达下了楼，八斤就开玩笑地对他道：“小韶这孩子，哪里是为了给我挠痒痒，她分明是对我的驼背感到好奇，忍不住要去摸摸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小韶一听，忽然就变了脸，假装生气地把手抽出来，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道：“死八斤！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谁稀罕你背上那瘤子？摸上去就像是个圆圆的秃头脑袋，滑溜溜的，让人心里难受死了，呸！”
一老一少在门前斗着嘴，说笑一通。谭功达已经刷完牙，洗了脸。小韶要带他去参加公社的迎新茶话会，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由于担心迟到，八斤催促他们赶紧走，“饭就不必吃了，团拜会上自然有点心水果，可以充饥。”
谭功达跟着小韶从向阳旅社里出来，踩着“吱吱”直叫的冻雪，朝公社走去。刚刚上了栈桥，小韶忽然装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在阳光下正反面看了看，对谭功达道：
“这个死八斤，死驼子！你看看我这只手。”
她说，她早上来通知他开会，看见八斤像头牛似的，后背顶在墙上蹭痒痒，小韶就开玩笑地的问他是不是背上痒，要不要替他抓抓，“本来是开句玩笑，谁知那臭八斤一撅屁股，真的要我替他抓痒！这驼子，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浑身都是油泥。抓完痒，我的五个手指缝里都填得满满的。回去得找把小刷子，好好刷它一刷。”
栈桥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淤雪，让太阳一晒，又软又松，踩上去脚底有些打滑。小韶看见谭功达双腿打晃，跌跌撞撞，就赶紧回过头来，搀住了他的一支胳膊。这个自然的举动立即遭来了众多猜疑和质询的目光。他看见正在湖底干活的那一伙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笼着袖子，朝他们张望。
“公社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有人干活？”谭功达的嗓音有些发颤。他的手碰到了小韶那柔软光滑的棉袄上，布面凉凉的。同时他也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脂粉香。“他们一定是公社的积极分子，对不对？”
“当然不对。”小韶笑道：“他们是黑五类。按照公社的规定，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必须全体出工，接受社员们的监督改造。”
谭功达点点头。
一阵咚咚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小学的操场上。那儿出现了一堆扭秧歌的人群，锣鼓喧天，彩带飞扬。几个年轻人踩着高跷，行走在积雪覆盖的池塘边。谭功达还真的替他们捏着把汗，担心他们会从高跷上摔下来。
“那是公社的秧歌队。就是与你同船来到花家舍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送喜报。”
“什么人有资格得到喜报？”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还有烈军属。”
“那些带红袖章的又是什么人？”谭功达指了指风雨长廊里坐着的一群人，问道。
“是移风易俗办公室的。他们正在例行巡查，大概是走得累了，在廊下歇歇脚。”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栈桥上下来。长廊上的积雪早已被人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还洒了炉渣。谭功达隐隐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肉香味，同时他也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笃笃笃”的剁砧板的声音。小韶介绍说，那是公社食堂的厨子正在忙着晚上的年夜饭。按照花家舍的惯例，全体社员晚上要聚在一起包饺子，集体过年，“我刚才专门去了一次食堂，让管理员廖明辉去调整了座位表，把你调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嘛要去调整座位表？”
小韶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笑道：“在你见到郭从年之前，你暂时归我管。”
小韶的这句话让他心里很受用。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焰火表演。”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
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
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谭功达打开门，看见楼下隐隐约约还亮着灯光。驼背八斤似乎还没有睡。他抓起茶杯，从楼上下来，打算到八斤那儿讨点开水来泡茶。
驼背八斤的门虚掩着。门缝中泄出的一缕灯光折射在楼梯口的一只大花猫上。谭功达轻轻地推开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第一次进入驼背八斤的卧室，就碰见主人不在，谭功达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屋子里凌乱不堪，堆满了杂物，一张木桌摆在屋子中央，四面都有条凳，满地都是烟蒂。桌子上摆满了茶杯，谭功达数了数，一共七个，似乎是来拜年的客人所用的。有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说明客人刚刚离去不久。驼背八斤这会儿也许是去送客了，也有可能到屋外观看礼花表演去了。
那张单人床倒是被收拾得非常整齐，一尘不染，只是枕套有点脏，油腻腻的。谭功达抓过水瓶，正要倒水，无意中看见床上的枕边搁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想起八斤一有空闲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不免就有几分好奇，他将茶杯放下，坐在床头，抓过书来，细细翻看。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想必十分久远，随手一翻，书页就像散了架似的，露出了里边的根根丝线。封面和开头的几页都已散失，只是从磨得起了皮的书脊上还能看清《天方夜谭》这几个字。这个拉里邋遢的驼背老头，居然对这种书还能读得津津有味，这本身就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谭功达笑了笑，摇了摇头。这老头，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在夹着一枚书签（那是用纸扇的扇骨做成的）的第368页，驼背八斤在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旁边划了一道竖杠：
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千万不能。
谭功达看见书页的两边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的批注，那些字迹十分潦草，简直就像大夫开出的药方似的，难以辨认。主人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人家的东西，是不太礼貌的行为，更何况八斤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想到这儿，谭功达慌乱地合上书，仍按原来的样子在枕边放好，随后就离开了他的卧室，带上门，上楼去了。
花家舍的礼炮已经放完了，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漆黑一团的花家舍此刻已经是一片死寂。他似乎听小韶说过，出于安全考虑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花家舍严格禁止私人燃放鞭炮。
他在桌边坐了会儿，忽然想起自己刚才上楼时把茶杯忘在八斤的卧室了，就打算下楼去取。他刚刚打开门，就看见驼背八斤正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向他无声地微笑。
“谭同志，你把茶杯忘在我那儿了。是不是吃年夜饭时多喝了酒？”八斤把他那只有尼龙护套的玻璃杯递给谭功达，“我自作主张地在你的杯子里放了几朵金银花，这东西最能解酒，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8
中午离开小纪的时候，天还好好的，可不一会儿就落起雪来。东北风刮得也紧，扯帛裂絮，很快路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我真后悔从小纪离开，一个人在雪地里走着，四周看不到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天就黑下来了。我在一个埋死人的坟堆里迷了路，又冷又饿，两眼冒着金星，像有无数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渐渐地，我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坐在坟堆中，一个人哭了起来。可到了后来，就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难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在荒郊野外？像条野狗似的，冻死在这个乱葬冈上吗？哭了半天，还得强撑着站起来往前走。路上黑洞洞的，并不见一座村舍。大雪把一切都抹平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终于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丝微弱的光透出来，疑心是座村庄，心里有了盼头，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走去，可是你往前走，那灯也往前走，仿佛永远走不到跟前。好不容易到了近处一看，哪里是什么村庄，原来是运河中停着的一只小船！借着那片微弱的灯光，我才知道雪下得有多大。
我朝船家喊了几声，可是张开嘴，嗓子是哑的，发不出什么声音来。最后只得朝那条船胡乱地挥手。正好船家的一个姑娘到河里来打水，那姑娘站在船头，端详了我半天，这才把船摇到岸边，放下了跳板。到了船上，仿佛是担心她会拒绝我向她借宿，我蛮横无理地对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里住一宿。”
那姑娘穿着一件红色的绒线衣，眼神有点发飘，对我笑道：“那就住下呗。”
她扶着我，揭开厚帘，进了船舱。舱里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双手抱着肩膀，坐在炉子边发抖。奇怪的是，那个姑娘也像我一样，一刻不停地簌簌发抖，而且抖得比我还厉害。我就问她：“你是在取笑我吗？我发抖是因为冷，你在那儿乱抖做什么？”
那姑娘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有病。不论是什么时候，我都会发抖的。”
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只是摇头叹气。这姑娘不怎么爱说话，对我的来历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给我热了饭，然后坐在一边，抖抖索索地看着我吃。我发现她的绒线衣袖口都磨破了，挂下一绺线头来。她的右耳边还长了一块赘肉。这是一个心底纯良的姑娘。
现在，我躺在被窝里给你写信。我和那位姑娘抵足而眠，船舱里很暖和，只是被子有点潮。四周静极了。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小油灯的火苗扑哧哧地闪着，可雪片落到运河里，船上，全没有一点声响。
姚佩佩的来信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在信中描述过的那个船家姑娘，自己似乎在哪见过，可到底在哪儿，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是错觉，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自己的记性就像一盘点完的蚊烟香，看上去还完好如初，可实际上早已成了一团灰烬。
这封信写于大雪飘飞的冬天，可到他手中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这封信在途中走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早已开了春，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了。或许是邮局在春节期间因员工放假而造成信件积压，也有可能是信访办的老徐回家过年，未能及时收转……另外，给他送来这封信的并不是小韶，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长得白白嫩嫩的，有些害羞。谭功达对他说，以前都是小韶给他送信来，这回怎么换人了？那男孩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多说话。谭功达又问他最近又没有见到小韶，小男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道：“以前邮局不知道我们村来了一位巡视员，不知道您的住址，现在知道了，就用不着麻烦小韶了。”这孩子别看人小，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谭功达还是为小韶感到担心。他曾特地去看了一次《白毛女》的演出，原来小韶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已经换了人。
六天之后，谭功达一连收到了姚佩佩的两封信，信是从丁沟邮局发出的，一看到邮戳上“丁沟”两个字，谭功达心里吓了一跳。
我现在是在公路边的一个蜂房里给你写信。谭功达躺在床上，只看了这一句，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找到丁沟的位置，在那儿画了一个五角星。像是久违了似的，他终于看见了她的踪迹。天哪，你居然在这儿！我现在是在公路边一个废弃不用的油毡房里给你写信，白天出去乞讨，晚上仍到这里落脚。我不知道自己如今来到了什么地方，也懒得去管它。反正只要有路，往前走就是了，管它走到哪里？糊涂，糊涂！你可真糊涂！你他妈的是找死啊！你现在的位置是在丁沟，丁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再往前走，用不了三四天，就到了梅城了。太危险了，赶紧掉头往北走，或者往西，不能再往南走了！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呢？昨天，在乞讨的路上，经过一个集市，市场上有一个旧书摊，看到一本书，想到可能对你有用，打算替你买下来，可凑上所有的钱，只够得上书价的一半。最后，那卖书的也不耐烦了，按半价三毛七分钱卖给了我。你现在是不是恢复工作了？或者仍在赋闲？念念。佩佩。三月六日。谭功达赶紧拆开另一个信封，把那本书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沼气的构造与使用》。即便到了穷途末路，佩佩仍然严格地遵守通信条例，将信件和印刷品分开来寄，这让谭功达在敬佩之余，也深感痛惜。佩佩，佩佩，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转……
看着这封信，谭功达站在地图前，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就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佩佩都能听见。
丁沟这个地方，谭功达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有名的俗称“锅底”的地形：遍地水泽，港汊纵横。二十多年前，他还在打游击的时候，曾在那儿驻扎过七个月。他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率领十七八个游击队员，从丁沟的芦苇荡突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到了梅城脚下。如果姚佩佩沿着公路继续往南走，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三河镇，而三河镇与梅城差不多可以隔江相望了……
考虑到全县境内到处都张贴着捉拿她的通缉令，说不定她一旦进入梅城县境，就会立刻被人认出来。佩佩呀佩佩，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你这是自投罗网呀！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中，谭功达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窗前的那丛金银花已经长出了新枝，而通往花家舍的那条栈桥，也早已拆除。为了方便施工，填湖的农民在湖底新筑了一条临时道路，现在路上已经长满了青草。
由于整夜整夜的失眠，他成天神思恍惚。一天他在湖里挑土时，突然歪在一处土堆旁睡着了。直到后半夜，驼背八斤打着手电筒，才把他从工地上找了回来。从那以后，谭功达一连三天没有出工，人也开始渐渐地变得颓唐起来。他很久没有刮过脸了。除了一日三餐，也很少下楼。有时在厨房里碰到八斤，也不跟他说话。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在霏霏春雨中迅速衰老。有一天早上，他偶然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两鬓的头发连同胡子几乎都全白了，人也瘦得几乎脱了形。他的牙床肿得老高，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眼眶里却沁出了怕人的绿光。
公社方面似乎很快就觉察到了他的这一反常举动，特地的派了一个干事，带着女赤脚医生春雨上门为他治病。当凉凉的听诊器划过他胸前的肌肤时，他甚至有些疑心这个带着口罩的赤脚医生就是姚佩佩本人。
姚佩佩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当他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看着天上那大而模糊的月亮时，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佩佩也在同一时刻仰望苍天；一只从窗外飞进来的蜜蜂，使他立刻联想到此刻佩佩正住在公路边一处破旧的蜂房里——他听到了佩佩那沉重而哀怨的叹息；床上的枕芯窸窸簌簌，像是她没完没了的呢喃低语，最后汇入了屋顶上沙沙的雨声。佩佩，你要是知道我现在是怎么想的，那该多好！他一刻不停地想像着佩佩正在遭受着的一切：她在逃亡途中所经过的山川和河流；她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晨昏朝夕；她脸上的泪水……他甚至能够像精灵一样钻入她的体内，躲藏在她灵魂的深处，捕捉到她在每一个瞬间所展现的微妙心理变化、她的颤栗和恐惧。
渐渐地，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姚佩佩奇妙地合而为一。身影、梦魇甚至就连呼吸的节奏都合二为一。仿佛此刻正在逃亡的正是谭功达本人。佩佩，我又一次梦见了你！我看见你还是十六、七岁时的样子，扎着羊角辫，穿着红红的新嫁衣，站在一条满是灰尘的大路上。那天刚好没有风，云层压得很低，而桃花全都开了……
他们声气相契，灵犀相通。十五天之后，姚佩佩的来信多少证明了他的这种感觉。
奇怪，我怎么忽然听得懂这里的人说话了。这个地方叫白茆，靠近三河镇。白茆村的人所说的每一句方言我居然都能听得懂。废话，三河镇离梅城这么近，你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听不懂这里的乡音呢？三河镇这个地方，你怎么会不知道？信访办的老徐就是三河镇的人哪！一个到山上来进香的老太太对我说：“闺女，这不奇怪。这证明你上辈子就是我们村的人。”我在村外山上的一座大庙里栖身。这所庙宇屋顶坍塌，柱廊朽坏，到处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那首《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庙里的佛像和罗汉都被人敲碎了，可是还是有人半夜三更偷偷地到庙里来进香。他们偶尔也会带来一些供品。刚开始见到供品，我还傻乎乎地心里暗暗高兴，可随便拿起一个馒头往嘴里一咬，却发现根本不是白面馒头，而是用木头做的。大概是这一带粮食十分稀缺。大雄宝殿里有很多的老鼠，不过月亮却很好。还有泉水从山上滴到石洞里，十分幽寂。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路的中间。那路上的尘土又细又软，且极厚，这大概就是古人诗句中常说的“香尘”了。放眼一望，路的两边都远得没有尽头。南风在那里横吹着。道路旁边隐约有一个村庄，村里的桃花全开了，红红的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桃花，艳得有些怕人，太绚丽了，像是有无数的孩子扯着嗓门在喊叫。天上的白云也是闲闲的，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可触。
我站在大路中间，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忽然看见一辆吉普车卷起烟尘，呼啸而来，到了近前，吱的一声就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司机小王。小王看了我一眼，懒洋洋地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上车？”
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坐在吉普车上，正在打开一张报纸。因报纸遮住了脸，我不能断定那个人是不是你。
我对小王说：“你要带我上哪里去？”
小王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快上车吧，人家在车上已经等急了。听见教堂的钟声了吗？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我仍然站在马路中间左看右看。似乎想要看清楚，那个被报纸挡住脸的人到底是不是你。很快，我就从一块大青石上醒了过来。一个人哭了半天。天光已经大亮了，一群光屁股的孩子正在断垣残壁之中用石头敲着庙里的那口大钟。
谭功达读完了这封信，出了一身大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奇怪！她做的梦和我一模一样！是我梦见了她的梦，还是相反？可是，他暂时还顾不上伤感和胡思乱想，他很快就找到了三河的位置，并留下了一个五角星。
此刻，谭功达看见那块巴掌大的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已经被铅笔画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角星，假如用铅笔把这些地方连在一起，就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姚佩佩逃亡图”。
她信中似乎也提到，她逃出梅城的第一站是界牌，而她的第一封信是从莲塘发出的。接下来是吕良、银集、临泽、小纪……等到把所有的五角星连起来以后，谭功达吓得呆住了。原来，姚佩佩并没有逃出多远。实际上她是围着高邮湖绕了一个大圈子，眼下似乎又回到了出发地。姚佩佩在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随处游走，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懵懵懂懂的人。奇怪的是，她的足迹印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圆圈。谭功达相信，即便是他用学生画图用的圆规，也不可能画得比它更圆，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在给她指路？如果真的是这样，她最终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谭功达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着这个奇怪的圆圈。他知道，这个圆圈并未最终完成。假如冥冥之中姚佩佩的目的就是梅城的话，那么在梅城与三河之间，只隔着一个地方，那就是普济。
她只要一到达普济，几乎可以断定，她会立即被人认出，并扭送公安机关。普济大大小小的乡干部，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当然，如果佩佩要到达普济，她还必须首先渡过长江。目前她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长洲；另一个，是七八华里外的叉港。
整整十三年前，时间也是初春，谭功达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先遣队的一名指挥官，正和他的参谋们趴在一张地图前，守着一盏马灯，通宵未眠。他和部下们为将渡江的地点选择在长洲还是叉港而争论不休、反复推演……
谭功达希望姚佩佩选择从长洲渡江。因为只要是白天，她不可能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普济大坝。佩佩两次到过普济，见过那个大坝。他希望通过这个大坝，能使姚佩佩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地带，从而迷途知返。这时，谭功达有些暗自庆幸。那座造了一半就停工的大坝，在这个迫在眉睫的关头，也并非全然无用。假如它此刻真的像自己所盼望的那样，能给予姚佩佩必要的提醒，废物利用，那么当初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呕心沥血就不能算白费。想到这里，在焦虑不安之中，心里仍有一份侥幸。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佩佩没有信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还是没有。
窗外的金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天气阴晴不定，云聚云散，而雨照例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随着来信的中断，姚佩佩被捕的可能性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说不定就在此刻，她正在春天开阔的棉花地里遭到围捕，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在旷野上进行徒劳的折返跑，而警民协同的包围圈正在缩小……说不定姚佩佩正在被押赴梅城第二模范监狱的途中：她被五花大绑，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和恐惧，看着铁丝网外面连绵的春雨……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说不定，审判她的公判大会已经结束（也很可能没有任何审判），通往刑场的道路就像一杆秤，正好可以秤出残剩呼吸的重量……
这些悲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日复一日，把他原本十分粗壮的神经磨得极为脆弱。就像露水中的蜘蛛网，又纤细，又明亮。不行，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动身，赶往长洲。既然姚佩佩的藏身地点被确定在三河与普济之间的三角地带，凭着他对那一块环境和地形的熟悉程度，也许能够很快找到她。就算找不到，那也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这至少可以说明姚佩佩早已坐船沿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之上，如泥牛入海，不见了踪影。
半夜里他刚刚在床上熟睡了一会，听见窗外隐隐有人在啼哭。一轮弯月挂在中天，清风撩拨着窗帘，侧耳谛听，四周又寂然无声。谭功达披了一件衣服，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绕过向阳旅社的山墙，来到了自己卧室外的窗下。
在葳蕤的金银花枝旁边，有一个方形的水坑，大约是花家舍村民用来沤肥的草凼。每一次看见佩佩的来信，他都会将它放在簸箕中烧掉，将灰烬搓成粉末，从窗口倒入这片水凼之中。令他震惊的是，这片水凼如今突然长出了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这片芦苇或许是得到了灰烬的滋养，长得特别稠密。夜风轻轻一吹，芦苇的叶子就簌簌作响，仿佛是姚佩佩正在低声向他倾诉幽怨。谭功达蹲下身子，他的手指轻轻地拂过缀满露珠的芦叶，就像是在触摸一张挂满泪水的脸。他相信，这就是佩佩的脸。
他决定明天天一亮，就到公社去请假，然后立即动身，赶往长洲。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楼上下来吃饭，看见驼背八斤手里拿着一把油纸伞，似乎正要出门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又下雨了。驼背八斤看了谭功达一眼，笑了起来：“谭同志，你的头发也该理一理了。村里有家理发馆，就在诊所的边上，也是免费的。”
说完，正待要走，又想起了什么事，他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今天晚上没事呗？我们好好喝几杯，聊聊天怎么样？顺便也算是给你饯行。”
“饯行？”谭功达吃了一惊，木然地看着他，“可是我并没有说过要离开这里啊。”
“你会离开的。”驼背八斤朝他笑了笑，撑开雨伞，走了。
9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订一个君子协定。”驼背八斤手里托着一只暗红色的紫砂酒碗，盘腿坐在床上，身上披着一件墨绿色的军用毛毯，用手抠了抠眼角的眼屎：“对于花家舍，你如有任何疑问，我都会尽我所能，保证你得到圆满的解答。反过来说，假如我也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需要向你请教，也请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驼背八斤已经微微有点醉意了，眯缝着眼睛，朝他奇怪地眨了眨，看上去就像一个托钵僧。还没等谭功达说话，他又接着道：“现在你心里或许就有一个疑问：我只不过是一个旅社的管理员，凭什么给你那样的许诺和保证，你是不是觉得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为了打消你的顾虑，我也许现在就应该告诉你，我就是郭从年。另外，你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花家舍了，我不想让你带着那么大的遗憾离去。”
在此前的谈话中，谭功达一直在试图猜测驼背八斤的真实身份，在听他这么说的同时，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因此并不怎么惊悚。他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衰老的驼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这个问题，我打算卖个关子，留到最后再回答你。不要着急。”郭从年微微一笑，顺手把那本床头的《天方夜谭》拿了起来，“好奇心和急躁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就像这本书中的那个倒霉的王子一样。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反复阅读同一本书。这听上去有点滑稽，对不对？可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给了我太多的启发，也带给我愉快和担忧。你急于想知道答案，但答案本身总是要大大地超过你的预计。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告诉你的，甚至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这番话不免给谭功达这样一个印象，他的一切都在郭从年的掌握之中，而自己对对方却一无所知。他故意卖关子也让谭功达感到恼怒，但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火气，吞吞吐吐地提起了小韶。
他抱怨说，自从三十晚上的那顿年夜饭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就好像她在一夜之间突然从花家舍消失了……”
“她并没有消失。”郭从年欠了欠身，将烟袋锅在床脚上敲了敲，“她目前正在公社一个专门的学习班学习。
“她是不是很快就要提干了？”
“你猜错了。”郭从年道：“那是一个专门为落后分子设立的学习班。”
“这么说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什么错误。”郭从年迟疑了一下，又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她犯错的证据。”
“那你们凭什么去惩罚她？”
“不是惩罚，你误会了。在花家舍，没有惩罚，我们从来不去惩罚任何人——当然，地富反坏右除外，而是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惩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镜子。小韶的哥哥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篮球队的队长，后来发了疯，这件事小韶大概已经跟你说了，我就不作补充了。我知道，你和小韶去年七月三日的深夜曾经在
芙蓉浦月下泛舟，谈到很晚……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在花家舍，这是被允许的。”
“这事你们也知道？”谭功达冷不防打了个激灵，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当然。”郭从年平静地看着他，似乎有些得意，“你晓得，在花家舍，一切都是透明的。”
“我不明白，既然小韶没有犯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送她去学习班？”
“种种迹象表明，她即将犯错。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挽救她。古时候的中国人看待一件事，从来都是从‘机’上来判断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机’。等到这个‘机’变成了‘势’，呼啸的西北风已不可阻挡，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大势已去’。”
“你不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自相矛盾吗？”谭功达冷笑道，他抖抖地从烟盒中取烟，可烟盒早已空了，“你刚才说，公社不惩罚任何人，可你们仅凭着一点莫须有的主观臆断，就把小韶给关了起来。”
“你打开右手的抽屉，里边有烟。”郭从年微笑着提醒他，“我们送她进学习班，是因为根据101的报告，小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自杀迹象。”
“自杀？”
“的确如此，自从今年开春以后，她曾有两次自杀未遂。我们不得不对她采取断然措施。不过请放心，小韶这姑娘从本质上来说，是好的。只是言行举止略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轻浮。她爱笑，而笑起来又是那么的妩媚！当然了，待人热情、笑脸相迎是可以的，有时甚至还是必须的，但她对所有的男人都媚笑，就很容易造成误会，容易让人产生不良企图。她笑起来就像是用一把刀子割你的肉似的……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出来的，到时候你将看到的小韶，将是一个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
谭功达完全不敢相信从学习班出来之后的小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很深的地方，有一朵的娇艳的什么花正在一点一点地枯萎。
他来到花家舍，已近一年。他看到一切都是好的，有着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人人丰衣足食。可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还会有人选择自杀！小韶的脸上永远带着孩子气的笑，她笑着笑着就想到了自杀。她的笑容被裹挟在一团一团的雾气之中，从窗户里涌进来，似乎在悄悄地提醒谭功达：你所看到的花家舍，也许不过是一个皮毛……他的心一下就乱了。佩佩即将被捕的预感也一直搅得他心烦意乱。他听着窗外嘈杂的蛙鸣，强打精神，给郭从年斟了一杯酒，然后立即提出了他的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花家舍人人脸上都显得心事满腹，闷闷不乐？”
“他们在思考。”郭从年张开嘴，从牙缝中抠了半天，扯出了一条小肉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弹到床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人在动脑筋的时候，总是要皱个眉头什么的，这就不免给外人以心事重重的印象……”
“那么，他们在思考什么呢？”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语调中隐约含着讽刺。
“界限。”
“什么界限？”
“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一般待人接物的礼仪上的，所有的界限。简单地来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诸如此类。就像古人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花家舍并不是我郭从年一个人的，它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应当学会思考，学会自我约束——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去达成这个愿望，从而真正学会当家作主。这也就是我选择隐居在这个小岛上的原因。我已经多年不问村里的事了，对于花家舍来说，我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一个饲养员，或者一个旅社管理员而已。”
“可是——”
“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郭从年挥手制止了他的提问，接着道：“我们在花家舍，实行了最好的制度，但坦率地说，这个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比方说，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这个制度我记得好像是唐朝的武则天发明的，当然啰，我们对它做了一些改进。如果你有幸读到这些信件，我相信你对人性的所有知识和概念，将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这些信件将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信件大部分是村民、邻居、朋友之间的相互告发，但也有外甥告发舅舅，妻子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甚至还有自己告发自己的。所检举的内容，从邻里争端、一般性偷窃、通奸，到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
“我记得有这样一封检举信，是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写的。她说她公公每次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总要莫名其妙地多看她几眼，因而这个媳妇怀疑公公对她存有不轨的企图。我们把那老头找来一问，他当场就跪了下来，立刻承认自己企图扒灰，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哈哈哈，铁匦制度试行不到一个月，效果是明显的。至少社员平常那种浮浪的举止，肮脏的言谈，忽然都不见了踪影。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纯洁而严肃。有迹象表明，我的社员们已经学会了思考。”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外。这个人就是你，对不对？”谭功达说，“你们实行的这个制度，与真正的独裁，有什么区别？”
“你的指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郭从年答道：“设立铁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自己监督自己。至于你刚才提到独裁，兄弟，不客气地说，你有点夸张，甚至还有点不怀好意。你晓得，目前正在进行的围湖造田工程，我是不赞成的。那么好的一方湖面，可以泛舟，可以养鱼，到了夏天，满湖的荷花和狗头籽，清风一吹，整个村子都能闻到荷叶香。可群众要求多围耕地，多种水稻，多交公粮的愿望，难道错了吗？没有错。那么多的请愿书，雪片似的飞到公社的办公桌上。什么青年突击队，什么铁姑娘突击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正在日益高涨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你能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吗？因此，尽管我内心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我还是立刻就在他们送来的报告上签了字，请问，这里边哪有你说的什么独裁？”
“谁是101？”
“谁都有可能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村子里有一首歌，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唱，歌名叫做《101就在你身边》。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一双充满警惕的眼睛。去年七月三号，你与小韶月夜荡舟，人不知鬼不觉，对不对？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检举信。我数了数，竟然有12封之多。”
谭功达的脸一下就红了。看着郭从年满面笑容的脸，有点不寒而栗。窗外紫云英花地里的青蛙忽然不叫了。除了不远处什么地方一两声布谷鸟的鸣叫，四周一片沉寂。
“那么……”谭功达显得有些踌躇，似乎在掂量着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问，“你觉得花家舍的这种制度能够维持多久？”
郭从年的眼神陡然显得有些飘忽。他的静默尽管时间很短，也多少让谭功达感到了他内心的一丝不耐烦。这个问题不经意地触到了郭从年心底的伤痛，那张生动而神采奕奕的脸随之变得灰暗，布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的阴影。天气并不很冷，可他还是裹着毛毯，身体微微有些痉挛。过了半晌，他朝桌边凑了凑，重新取过烟袋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谭功达说：
“老弟，花家舍的制度能够存在多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他用手指了指屋顶）能够作主的。它是由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决定的。”
“什么是‘人性的原则’？”
“好奇心的原则。”郭从年以一种忧心忡忡的语调说道，“我在花家舍工作了十二年，这个地方是我一手设计、建立起来的。我所受到的赞誉和攻击一样多。上级领导包括兄弟县的同志们三番五次地批评我，说我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带有封建会道门性质的神秘主义。这些压力我都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拿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有什么办法呢？
“我曾跟你说过，我十二年来反复地阅读同一本书，这就是《天方夜谭》。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一千零一夜》。我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乐趣，这不假，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这本书集中地反映了阿拉伯人民的无比高超的智慧，也表现出他们对人性了解的深度。书中的故事名目繁多，千奇百怪，可所有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故事，或者说，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结局。王子也好，公主也好，或者是商人、哈里发、水手也好，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相同的告诫，那就是：有一扇门，无论如何是不能打开的。譬如说，一个宫殿有十三道门，其中有十二道你可以打开，随便出入。在这十二个房间里有的是黄金，珠宝，珍珠玛瑙，可以说天地间的一切这里都应有尽有。任何一个人的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和满足。这就有点像现在的花家舍。也就是说，第十三道门对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在《天方夜谭》的故事中，每一个人尽管都受到严厉的警告，但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都打开了那扇门。无一例外，你懂吗？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伤心和绝望。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法约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有时，我夜半醒来，就会对自己说：郭从年啊郭从年，你他娘的是在沙上筑城啊！你他娘的筑的这个城原来是海市蜃楼啊！它和我刚刚做过的一个桃花梦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预感到，我的事业，兄弟，我也许应该说，我们的事业，必将失败。短则二十年，长则四十年，花家舍人民公社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忧虑中度过的。因为我知道，那扇被神祇上了符咒的门最终还是要被打开，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也会像《水浒传》里面的天罡地煞，纷纷出笼。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五音不全而成为全民偶像，而两个男人要结婚，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对于这一切，你能够想像吗？”
郭从年蜷缩在床角，头靠在墙上，就像一个烟鬼的鸦片瘾犯了一样。谭功达看着这个瘦小干瘪的驼背小老头，似乎很难把他与想像中三十八军副师长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郭从年悲哀地笑了笑，接着道：“我背上还有两枚弹片，是在四平战役时留下的。大夫说，弹片的位置太靠近心脏，所以一直没有取出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花家舍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比如说，对人的欲望和好奇心适当地加以控制，不多也不少。”过了好一会儿，谭功达问道：“不过，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
“的确幼稚。幼稚得可笑！不过，我很高兴听到你说‘我们’，这表明你已经融入了花家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是个什么东西？欲望又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世界末日来临，人的欲望是不会有节制的。要么太少，要么太滥；要么匮乏，要么过剩；要么死于营养不良，要么死于过度肥胖。兄弟，你所说的不多也不少的状况，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呢。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去年，差不多在你到达花家舍的同时，我们接待了一个国外来的作家代表团。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是个严正而友好的日本人，名字叫做小津健四郎的。他在这里呆了三四天，然后就对我说，花家舍的制度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也是在这个小屋里，外面也下着小雨，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临走前，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对我说，本来，他对这个世界几乎已经完全绝望了，可是，来到花家舍的这几天，他忽然觉得人类隐约有了希望。他和夫人商量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打算生一个孩子。听他这么说，我这样一个不爱激动的人竟然也留下了眼泪。你想想看，因为来到了花家舍，他才决定要生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了希望。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荣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能不能给他尚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我想了想，就对他说，这个孩子是因着希望而生的，不妨就叫他光吧。他们离开花家舍已经有一年了，那个孩子，那个叫光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郭从年的眼睛里的确有泪光闪烁，而故事也一度因哽噎而中断。在不知不觉中，窗外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凉爽的晨风中布满了五彩斑斓的朝霞。翠绿、石青、烙铁红的朝霞！谭功达看了看表，看样子已经打算告辞了。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把殡仪馆建在村中最醒目的位置，让每个人一抬头就能看到它巨大的烟囱……”
“天都快亮了。你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郭从年再次打断了谭功达的话，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真正应该问的，却连边还没碰到呢。假如它果然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至少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最近一个多月来，你怎么忽然收不到姚佩佩的信了。”
也许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谭功达的脸上反而暂时没有什么吃惊的表情。他兀自抖动着双腿，张大了嘴。他说的是佩佩？我没有听错吗？他的身体就象一片不断坠落的树叶，顷刻之间就失去了全部的重量。而郭从年却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歪过头来，笑嘻嘻地观察着他的脸色。
“你刚才说，姚佩佩……”谭功达压低了声音说道。
郭从年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她……”
“在花家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寄达或寄出的信件，无一例外地会受到严格的检查，无一例外。因此，当你在卧室的地图前寻找她的踪迹的时候，101也在一个更大的地图前忙着确定她的准确位置。姚佩佩写给你的每一封信，101都会重抄一份存档。我敢担保，就连誊抄的字迹，都与原件一模一样。”
“她被捕了吗？”谭功达的那双腿再也不抖了，他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蹿到床边，睁着血红的眼睛望着她。
“目前还没有，”郭从年笑道：“你不用紧张。本来我们应该早就捉到她了。101在接到她第二封信的时候，已专门派人去梅城查阅了她的档案，并同时向周边的四个县市发出了缉捕通告。可是，兄弟县市的那些公安人员，那些酒囊饭袋，竟然让一个杀人犯、一个公开通缉张榜捉拿的要犯，在眼皮底下一次次溜掉！我们这边看着也是干着急，有劲也使不上。她要是逃到花家舍来，我可以以生命担保，她绝对逃不出500米，就会落网的。”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
“种种迹象表明，她此刻已经到达普济。你甚至还可以相信，她就藏在你们家那个空着的院子里。这是101在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后得出的可靠结论。不过，我已经要求他们暂时压一压，不要将这一最新的情况向地、县公安局通报。如果你今天凌晨坐五点一刻的船离开，在她被捕之前，说不定能够赶上与她见最后一面。兄弟，你知道我这么做，要承受多么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可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谭功达几乎已经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郭从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你的那个老上级，那条老狗，叫聂什么来着？”
“聂凤至。”
“对，聂凤至，”郭从年说：“那个王八蛋，在泸州城外，曾救过我一命。当我在战区
医院的临时帐篷里醒过来的时候，聂凤至神气活现地来看我，这王八蛋笑着对我说，怎么样，不服不行吧？你欠我一条命，将来打算怎么报答我呢？我可不愿意欠这个狗日的什么人情，就随口道，你可以要求我为你做一件事，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而且只限一件。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事，我都会无条件地去做。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里的情节？
“你记不记得你来到花家舍时，曾托小徐转给我一封他的亲笔信？可你知道，这封信直到前天下午才到了我的手中。聂凤至终于提出了他的要求，让我尽一切可能照顾你。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违反我一惯做人和做事的原则，这就是惟一的原因。至于你和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县长和他的女秘书之间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我一概不问。不过，我还要提醒你的是，101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有着他们自己的上级机关，甚至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思维习惯。即便是我的命令，他们有时候也会当耳旁风的。所以，虽然他们表面上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很难保证不会自行其是，采取突然行动。因此，能不能见到你的那个可爱的姚秘书——至少从她的信里，她还是显得挺可爱的，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等到谭功达匆匆忙忙收拾完了行李，再一次出现在楼下的时候，郭从年已经等在门外，与他握手道别。天边的旭日已经冲破了云层，照得天地一片橙红。郭从年趿着鞋子，扶住门框，脸色灰灰地对他说：
“老弟，你刚才问过我，花家舍为什么会把殡仪馆建在村里最醒目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不想告诉你答案。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去思考吧。”
10
绕过江堤那片低湿的藕塘，穿过一片茂密的棉花地和数不清的蜂箱，我忽然看见了那条涧边的煤屑公路。一切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河水黝黑清澈，流得很急，河中长满了芦荻和菖蒲，成群的白鹭涉水而飞。河涧的另一边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紫云英花地。那细碎繁茂的紫色花朵盖住了田埂，沟渠，丘壑，把亮汪汪的水塘挤成了一条缝。天空又蓝又高，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矗立在花地中。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一看到那蜿蜒起伏的煤屑公路，看到那棵大楝树，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冥冥中的命运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自己来到什么地方。
中午的时候，四周阒寂无人。我可以坐在公路边的一个水泥排水管上大声地哭泣，没有人会听得见。
谭功达从花家舍上船的时候是五点一刻，可他抵达窦庄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了，他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中午十二点的汽车票，这已经是从窦庄开往梅城最早的一个班次了。
他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下的这三个多小时。考虑到在梅城换车时肯定也要耗掉不少时间，当他回到普济，说不定天早就黑了。谭功达看似平静，可心里一直在怦怦狂跳，他火急火燎地在站前广场的小贩和货摊中乱闯了一通，最后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呼哧呼哧地喘气。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肥胖的妇人，正坐在树荫下卖凉茶。谭功达朝她看了一眼，马上想起来，一年前，他从窦庄搭船前往花家舍得时候，曾向她打听过渡口的方向。当时，妇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通，竟然预见到右侧的跳板会出事，提醒他要从左边的跳板上船……
想到这里，谭功达的好奇心又来了，他走到她的茶水摊跟前，对她喊道：“大嫂——”
那妇人似乎正在打盹，被他一叫，吓了一跳。
“大嫂，你还认得我吗？”
那妇人定睛端详了他一番，用手里的扇子驱赶着茶杯上嘤嘤乱飞的苍蝇，露出了那两颗大暴牙：“不认得。不认得。客官是……”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问你打听渡口在哪儿，多承你指点。你还让我上船时要走左边的跳板。”
“想起来了，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想起来了，”妇人抿着嘴，可那暴牙还露在外面，“我说呢，也不怪我眼拙！一个生人，隔了一年，谁还能一下子认得出你来？”
“你怎么知道右边的跳板要出事？”
“呆子！”妇人大笑起来。她刚才还客气地叫谭功达“客官”，一眨眼的工夫，又叫起他“呆子”来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实话告诉你说，那天早上，我就是坐那条船来的。有一条跳板是新做的，刚刚刷的桐油，还没有干透，我下船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跌到湖里去。因此好心提醒你。这事我早已忘了，多亏你还记得。”
原来是这么回事，谭功达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当中哪有什么神通？他从小矮桌上端起一杯茶，喝了，仍觉得不解渴，又喝了一杯。
“你是要搭车去梅城吗？”妇人问他。
“不是的，”谭功达道：“我有急事赶往普济，在梅城换车。可这儿去梅城的车要在十二点才开呢，想想真急人。”
“呆子呆子，真是个呆子！”那妇人将那破扇子在小矮桌上一拍，嘴里“呆子呆子”地嘀咕了一通，随后比划道：“你既是要去普济，又何必要在梅城换车呢？今天我索性再给你指一条路，好人做到底。你不如坐九点五十的车去官塘，那儿离普济就很近了，如果是抄近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经她这么一比划，谭功达觉得果然有理，便放下茶杯，抹了抹嘴，转身就走。因他忘了付茶钱，那妇人急于要叫住他，可谭功达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九点五十分，发往官塘的班车徐徐离开了窦庄汽车站。谭功达站在车厢里，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薄薄的车票，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东倒西歪，可谭功达还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涌出一股狂喜的潮水。佩佩。佩佩。他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仿佛世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仿佛他们此刻已经见了面，佩佩就像以前那样歪着头，朝他漾漾一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普济停下，还是绕过它继续往前走。白天时根本不敢进村，我担心会有人把我认出来，我在村外革命烈士陵园的围墙边坐了一个晚上，又想到了用紫云英花瓣来占卜。
天快亮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了，第一眼我就把他认了出来。很显然，他也认出了我。他快步朝我走来，四下张望，同时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见竹篱后面一个早起的妇女正用镰刀刮去锅底的烟炱，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茅缸上，一个老头正在那出恭。他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大声说：“你是卖木梳的吗？”
我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回他道：“是啊，木梳，羊角梳，箅子，什么都有。”
“那你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啊。”他掀开我挎着的篮子上的破布，假模假式样地朝里边看了看，其实里边除了一只讨饭用的碗之外，什么都没有。
“嗬，还有这么多的针线！我老婆要看看你的针线，你跟我来吧。”随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他家里。等到进了屋，拴上房门，他整个人都像是瘫了似的，靠在门上大口喘气。他说，他已经透过窗户瞅了我好一阵子，“我不敢相信是你！可越看越像，你居然还活着！”
大嫂刚好去娘家走亲戚了。他就替我热了一碗隔夜的麦粥，让我吃了。我把当年为什么要杀人，以及从梅城逃亡之后一年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他坐在桌边，抽着烟。等我说完了，他又问我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他又问我要走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要么让他们捉了去；要么，哪一天走不动了，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一躺，头一歪，就拉倒了。他一连抽了好几根烟，眉毛都拧在一块，脸色非常难看。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呆在这屋里，一动不要动。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到了中午时，他才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佩佩，我看你哪也不用去了，就在普济住下吧。”我慌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连累……”我话没说完，他就把眼睛一瞪，道：“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我就问他到底打算把我往哪儿藏，他笑了笑说：“就藏在你上回来住过的老谭家的阁楼上。那幢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很久没人住过了。阁楼在院子的后面，比较隐蔽，我打算让孟四婶去做仓库的保管员，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你放心，她是我干娘，吃斋念佛，无儿无女，人是靠得住的。她搬过去住，一来可以遮人耳目，二来对你也可以有个照应。我刚才就是去跟她商量这事，她起先还不同意，说这样太冒险了。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条件。她说万一出了事，万一你暴露了，所有的责任都由她一人来承担，就说是她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她说她已经63岁了，早就该死了。”他说孟四婶正在收拾房子，等到半夜无人的时候，再把我接过去。
谭功达抵达官塘镇，高音喇叭里，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报十二点。他为抄近路还是继续沿着公路走犹豫不决。天空乌云翻腾，一阵闷雷滚过，大风吹得路边的油菜花纷飞，满地都是。一旦下起雨来，田间的羊肠小道将会变得非常泥泞，还是公路好走一点。可是，当他沿着公路往前走了三、四里地，太阳忽然从云层中又钻了出来，天空又放晴了。
公路上很少过往的车辆，而且看不到什么行人。当他翻过一条大阪，走下斜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前面的三叉路口停着一辆中型吉普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卸下的轮胎往车上搬。谭功达走到近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鼻音：
“老乡，麻烦您问一下，我们这会儿要赶往普济，该走哪条路？”
谭功达不假思索地用手朝左边一指。络腮胡子用手在腰上的枪套上拍了一下，客气地向他道了谢，就回到车里去了。可那个年轻人却笑嘻嘻地对谭功达道：“老乡，你身上又没有带烟？”
谭功达在身上胡乱拍了一通，终于从上衣的口袋里拍出一包烟来，递给他，那人从中取出一支，仍将烟盒还给他。
“你们这会儿去普济，有什么公干？”
年轻人回头朝吉普车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是鹤壁市的便衣，要去普济拿一个杀人的要犯。听说还是个女的。”年轻人转过身去，正要走，突然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而是一脸疑惑地盯着谭功达看。
“老乡，你怎么了？你的腿，我是说你的腿，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正在这时，吉普车上的喇叭滴滴滴地叫了起来。年轻人一边往后退，一边仍死死地盯着他看。最后，他终于上了车，随着轰鸣的引擎声，吉普车卷起一溜长长的烟尘，在通往普济的公路上消失不见了。
昨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过来看我。一听说我曾给你偷偷地寄过一封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碎了。他掐着嗓子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后来，孟四婶过来劝他，他连带着又把干娘给数落了一通：“你也是个老糊涂！她年轻不懂事，你怎么也拿捏不出个分寸来？还跑到镇上的邮局替她寄什么信！”
孟四婶被他骂得哭了起来。最后，他又气汹汹地对我道：“你他娘的不要命不要紧，明天就给老子滚蛋！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我连自己老婆都没敢透露半句口风，你却要给他写信！他是个什么人？嗯？你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又不是他妈的不知道！全世界就他娘的他一个人最讲原则你知道吗？他是会六亲不认的……”
我跟他说，实际上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写信了。你要是告发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他这才稍稍宽了心。他又问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一行小字，告诉他我人在普济。信封上的寄件人用的是孟四婶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柔声地问道：“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你……你是不是想让他给你写封回信？是不是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他也开始抬起袖子擦泪。过了一会儿，又找出些话来安慰我。可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经全乱了，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倒不是挨了骂心里难受，也不是怕给人家抓了去吃枪子，我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不想到便罢了，细细一想，还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说，普济这个地方还是住不得！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我打算找个机会，悄悄地溜掉。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
门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池塘里倒映出一堆白云、野蔷薇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妇女的影子。那些人一看到谭功达，全都不说话了。谭功达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失魂落魄地朝家中走去。
此刻，他的脑子里只盘算着这样两个念头：第一，姚佩佩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第二，佩佩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出卖了她。她一定会这么想！她只能这么想！谭功达将没有任何机会对此加以澄清。她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没有了。她将在忧愁、恐惧、仇恨和彻底的孤绝中死去。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
天井里到处堆满了印有骷髅图案的农药瓶子。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药粉味。这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储存种子的稻屯、生了锈的犁铧、牛轭杂乱地堆得满院都是。而通往后院的长廊上还搁着一个救火用的水龙。他要从那儿经过，就必须侧过身子。
谭功达来到后院，看见大树下有一只小板凳，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堆豆荚。也许佩佩是在剥豆子的时候突然被捕的，搪瓷盆里剥好的毛豆撒了一地……
阁楼的卧室整洁完好，进一步证实了谭功达的判断：那些鲁莽的公安人员抓住她时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没有顾得上去搜查她的房间，就连桌面上压在头箍下的那封摊开的信，都没有带走。那是一枚红色的头箍。在窗户和床架之间有一条晾衣绳，上面挂着她的一双袜子。谭功达用手捏了捏，还有些潮湿。
那封信没有写完。显然是因为圆珠笔的墨油用完了，这封信的字迹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他看见在信件的空白处，有几道圆珠笔尖留下的深深的划痕。
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唉，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来普济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普济水库的大坝工地出了事，我和你一起下乡，还有白庭禹和司机小王。吉普车开到官塘镇的三岔路口，
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云英。哦，紫云英！我问坐在前排的白庭禹，那是什么花，白副县长说，不清楚。我又问小王，小王没有理我，他已经把吉普车的盖板掀开了，我看见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引擎里冒出来，遮住了他的脸。我又转过身来问你，可你早已靠在灯芯绒的软垫上睡着了，身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那是一张梅城区域规划图。我一路上看见你在地图上写写划划，还以为你是替十二万梅城人民规划未来的远景呢。
我悄悄地把地图拿过来一看，当时就吓傻了，因为在地图边的空白处，你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就乱了。就像在考试前预先偷看了答案，一波一波的疑问和惊喜，像海浪一样朝我打过来，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嗓子里，涌出来：难道说——我不敢往下想，也不敢看你的脸。小王正在修车。白庭禹副县长站在路边抽烟。车上就我们两个人。静静的。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傻傻地想了半天，最后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那片紫云英花地。哦，紫云英！我看见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恰好，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这棵树。我心里忽然一动，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想，现在我把眼睛闭上，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可我闭上了眼睛，就再也不敢睁开了。足足等了七八分钟之久，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哪！那片阴影还在那儿……
它还在那儿。一动不动。而在别的地方，村庄、小河、山坡上，到处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它在微风中不安地翕动，若有所思，似火欲燃……
11
姚佩佩归案后的第二天，谭功达和高麻子以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同时被捕。九个月之后，姚佩佩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军分区的靶场，执行枪决。当时，省医学院在梅城设立了第三分院。姚佩佩的遗体因无亲属认领，最后被扔到一辆小卡车上，运到医学院的解剖室，进行教学观摩。最后，她的一只肾被取了出来，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溶液中，制成了医用标本，陈列在解剖室外的玻璃橱柜中。
谭功达在梅城第二模范监狱一直被关到1976年。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到了这年的九、十月间，他因肝腹水死去。在弥留之际，他听到了监狱外的鞭炮声响了一夜。
“谁在放鞭炮？”他嘀咕了一句。
在朦胧中，他看见姚佩佩悄无声息地从门外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床铺边，看着他，漾漾地笑。
“谁在放鞭炮？”他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全城的人都在庆祝。”佩佩摸了摸他的额头，低声道。
她的手软绵棉的，凉荫荫的。
“庆祝？庆祝什么？为什么要庆祝？”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佩佩笑着对他说。
“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到处都是黑暗？”
“你不用看。你闭上眼睛，我来说给你听。这个社会呀，没有死刑……”
没有死刑
没有监狱
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败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
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
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
没有肝硬化，也没有肝腹水
没有与生俱来的罪恶和永无休止的耻辱
没有蛮横愚蠢的官员，也没有战战兢兢的百姓
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
“这么说，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对，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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