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姑妈嘱咐她，待会到楼下唐拐子的裁缝铺去量一下腰身，下午她从箱子里翻出几块布料来，要给佩佩做几件衣裳。
“这么急？你这个人呀，见了风就是雨的，现在才刚刚做外调，离正式调动还早着呢！哪里就耽误了你给她做衣裳！”
“话是这么说，还是早一点预备的好，佩佩你说是不是？”
姚佩佩说她这会儿头痛得厉害。而且她还要写一个
入党申请书，是昨天杨福妹特意嘱咐的，明天一早就要交的。姑妈听说她要入党，又见侄女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没再坚持。姑父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佩佩道：
“怎么，佩佩要入党啦？”
姚佩佩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哎，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哪有什么资格入党！还不是他们给逼的。”
姑父一听她这么说，当即脸色陡变，放下报纸，正色道：“新鲜！入党还有人逼你？”
姚佩佩便把杨福妹如何让她写入党申请书，她如何不愿意写，杨福妹如何跟她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明天一早就让她交上去等等细枝末节，说了一遍。姑父气得浑身乱抖，直着脖子喊道：“还有这样的事！入党是内心的一种纯洁自然的要求，怎么能强迫命令！我劝你不要写，不仅不要写，还要把这一情况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是严重的违背党章的行为！”
“放你娘的臭狗屁！”
姑父正说得得意，不料姑妈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人家领导让她入党，管你屁事！还不是指望她进步！你他娘的吃硬饭、拉硬屎，却不会说人话！这些年，入党申请书我看你至少写了十七、八封了，可是顶个屌用！你别他娘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要是早早入了党，那个副校长也不会给人家撸下来了。”
姑妈一旦骂起人来，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美。不知为什么，佩佩听了，虽说满嘴脏话，总觉得心里痛快无比！
姑父立刻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把饭碗一推，抓起一只蒲扇，呼啦呼拉地乱扇一气，一个人下楼散步去了。
整整一个晚上，姚佩佩都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看着桌上的一叠信纸发愣。她的姑妈兴奋劲还没过，不时推门进来，跟她说话。一会问她入党申请书难不难写，一会又趴在她肩上柔声道：“佩佩，你到了省城，当了干部，会不会就不认我这个姑妈了？我以前对你狠了一点，言语上或许有个山高水低，可心里待你比嫡亲的女儿还要亲，我和你那老不死的姑父没能弄出一儿半女，日后就全指望你了……”说完照例又是抽泣。弄得姚佩佩只得放下笔，回过身来劝她。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姑父还没回来。姑妈却笑嘻嘻地抱着一大摞材料往佩佩的梳妆台前一放，悄悄地对她说：“这都是我从你姑父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你姑父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写这个入党申请书，你找找看，有没有他写过的申请书，若是有，你就照抄一份就行啦，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说完，就踮着脚出去了。她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佩佩嘱咐道：“要抄你就快点抄，你姑父一会恐怕就要散步回来了。”
姚佩佩心里只得苦笑。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过那堆材料，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翻了没几页，突然眼前一亮，暗自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入党申请书！一共六份材料，全是姑父写的悔过书！材料中写的是他和学校的一名化学女教师之间的腐化丑闻。她刚开始还不知道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可看了两页，脸就红了。
姑父在信中交代说，这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白骨精女教师，如何向自己进行猖狂进攻；自己如何坐怀不乱、威武不屈；对方又如何穷追猛打。这是一条隐藏在革命教师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美女蛇，因为她长得像电影演员王丹凤，自己一时把持不住，竟做出了那样一件“禽兽不如”的勾当……
虽说是七月的夏日，可看完了这份材料，姚佩佩周身一阵冰凉。平常老实巴交、令人尊敬的姑父，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尤其是事发之后，他竟然将全部的脏水都泼到那个长得像王丹凤的可怜女教师头上！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不知怎的，她又忽然想起汤碧云来。脑子里盘旋着“人心隔肚皮”这句俗话，看着窗外迷茫的夜色，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
3
谭功达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去县里上班了。他知道他眼下的任务就是做梦。
没日没夜的昏睡，很快让他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迟钝。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露水浓重。蟋蟀和金铃子叫个不停。多少个晚上，他摇着扇子，躺在院中的竹椅上，看着天空中金粉一样的星斗，昏昏睡去，直到黎明啾鸣的鸟将他惊醒。
他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也就是他被解除职务停职检查后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位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这个人牙齿漆黑，面色焦黄，看上去就像一个鸦片烟鬼。一进门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县长的位置上给人撸下来了吗？这屋子里有鬼，冯寡妇阴魂不散。”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面小圆镜来，说是要替他降妖捉怪。那天中午，骤雨初歇，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道士说，这样奇异的天象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么说，是吉兆啰？”谭功达厌恶而讥讽地问他道。
“倒也不尽然。两道彩虹分别是通往未来的跳板，左边那条是吉兆，右边的那一条，却也难说。”道士说。
谭功达又问他，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
道士想了想，道：“会的，会的。还会有孩子。是个男孩。”
“跟谁结婚？”
“那要看。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毕竟，洗澡水还没有泼到你身上。同样的道理，时光可以倒流。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也可以重新被阳光驱散……你能不能先给钱？”
谭功达见他满口胡言乱语，也没怎么搭理他。他按了按自己的下腹部，问道：
“这几天，我的左肾老是疼。我是得过肾炎的，还开过刀。近来伤口隐隐作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你应当去
医院。”道士狡黠一笑，接着道：“不过，你的问题不在左边，而在右边。记住，永远是右边……”
“右边？右边是肝啊，我的肝可没什么毛病……”
那道士冷笑着，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暗示他先给钱。
谭功达终于失去了耐心，连推带骂，将他轰走了。
那道士倒也不生气，嘴里只是道：“惨了，惨了！你惨了！你惨透了！用不了几天，洗澡水就要泼到你头上了……”
洗澡水？他娘的，哪来的洗澡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摊着一张梅城规划图。这张图是他请一个刚刚分来的学美术的大学生绘制的：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图上不仅精确地标明了梅城县每一座村庄的具体位置，而且还画出了山峦，河流，湖泊，峡谷的大致形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倘若稍加修饰，完全可以送去参加中国美术协会的年度画展。他画的是未来梅城春天的景象。甚至还用颜料点染出缤纷的鲜花、路上的行人和汽车。
“这是紫云英吗？”他指着画上的花丛问道。
“不，是桃花。”大学生说。
他还给这幅地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源行春图。谭功达问他能不能在图上画上一道长廊，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大学生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要画长廊？”
“这样，全县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
“人家都叫我疯子，原来县长您比我还要疯。”大学生笑着对他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谭功达问他。
“没有为什么。”大学生神秘地扬了扬眉，“艺术，你不懂的！”
可惜的是，谭功达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幅新地图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被免了职。到了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
一个星期前，县里派来了几个工人，扛着梯子，把他屋里的电话给拆走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没过两天，又来了另一拨人，他们是一些木匠和泥瓦匠。手里拿着皮尺，一进门就指手画脚，把他家转了个遍，随后拉开皮尺量这量那，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谭功达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工头说：“这房子要大修了。”
谭功达忙问，是谁让他们来修房子的？
工头说：“你别紧张，这房子要拆，起码还得等一个月。是县委办公室让我们来的。”
“房子拆了，我住哪？”
“这个我们哪里管得了！”工头道。
由于心里记挂着沼气池的试验，谭功达还抽空去了一趟红旗养猪场。他特地起了个大早，从梅城县汽车站坐车到城郊的造甲村，然后步行五华里的山路，才赶到养猪场。一名饲养员告诉他，在这试验沼气的几个人早就卷铺盖离开了。用来试验的几个大池，也早已出了粪……
“你不是不当县长了吗？”饲养员不解地看着他，“还管这些鸟事做什么？”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西津渡一家小饭馆中喝了点白酒，一直到店主人再三催促打烊，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喝了太多的酒，被风一吹，酒食翻滚，涌向喉口。他忍了又忍，才没吐出来。
他走到家门口，隔着浓浓的雾水，忽然看见自家屋里竟然亮起了灯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明明记得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是锁上门的，这会儿，家里怎么会亮灯呢？他再次摸了摸门上的铁锁，湿漉漉的，并未打开。这时候家中怎么会有灯光呢？
谭功达看见厨房中灯影憧憧，似有人影晃动。难道果然像道士所说，冯寡妇的冤魂不散？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疑心。他打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边，正想探头朝里边看个究竟，冷不防闪出一个黑影来，“哗”地从里面泼出一盆水来，浇得他浑身透湿。谭功达怪叫了一声，把那人也吓得吱哇乱叫。
“怎么这么巧？”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洗澡水泼了你一脸。”
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谭功达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凑到厨房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冯寡妇的冤魂！原来是上次在老徐办公室见过的那个农妇张金芳。
她刚刚洗过澡，穿一条花短裤，上身只穿一件对襟小马夹，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像是要把马夹撑破似的。她倚在门边，笑嘻嘻地看着谭功达，嘴里甜甜地道：“谭县长，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你别乱叫！”谭功达的心里还是在扑扑乱跳，“先不跟你说这个，我门关得好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还用问？从篱笆缝里钻进来的呗。”张金芳拧了拧手里的毛巾，就过来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水，她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个不停。她穿着一条红短裤，大腿又粗又白，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带来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歪在灶堂里的柴火堆上，张着小嘴，已经睡熟了。这个女人洗了澡之后，自然有一种爽净与妩媚：口宽脸阔，细眉大眼，肤色红润，身材壮硕。谭功达不禁酒往上翻，血往上涌，心中摇摇欲醉。他在看她的时候，那女人也望着他，一直在妖娆地笑着。
“你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谭功达扶住墙，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房子被冲了，地也被淹了，不找县里，你让我找谁去？”妇人仍是笑。
“县里不是在普济设了临时居民点吗？”
“那鬼地方也能住人？胡乱搭几个窝棚，把我们往里一塞，每天发几个馊馒头，就算完事啦？晚上连个帐子也没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浑身上下，被咬得没有一块好肉。”张金芳道，“前天早上，县防疫站的人又来喷药，我一打听，才知道是防霍乱的，我胆子又小，一听说要闹霍乱，就连夜带着孩子，奔县上来了。到了县上，天已经快黑了，门都关了，传达室那老头认得我，死活不肯开门，我没办法，只能一路打听，找到您家来了。”
“有事请你到县里去说。再说，现在我已经不是县长了。”谭功达再次提醒她。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从水缸里舀了水，把换下的衣服往脚盆里一泡，蹲下身子去洗她的衣服去了。谭功达怎么劝她离开，张金芳只装听不见，嘴里带着笑，不时拿眼睛偷偷地觑他。谭功达极力显出严肃威赫的样子，可他的嗓音根本不听使唤。再凶狠的话，一出口，全都变成了深沉低回的呢喃，就像清澈的水流漫过春天的草地，声音中带着柔情蜜意。
四周静谧无声，窗外的一轮弯月，泛着清冷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月亮开始转动。紧接着，整个厨房都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他一个立脚不稳，向前趔趄了一下，扶着墙就要呕吐。张金芳见状赶紧过来，在身上揩了揩湿手，一把揽住他，又在他背上轻轻地敲着。
谭功达呕吐了半天，只沥出一些绿色的苦水来。她的脸和谭功达挨得那么近，耳畔的发丛不时蹭着他的脸。张金芳敲了半天，见他也吐不出什么来，便拽过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搂着他的腰，扶着谭功达往卧室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小娴之外，谭功达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一个女人。他浑身绵软无力，可他知道自己血液奔涌，像脱了缰的野马。她身上的汗味熏得他心旌摇荡。在沉沉的睡意中，他能够感觉到张金芳在脱他的鞋袜，解他衣服的扣子……他意识到女人用湿毛巾擦他的脖子、他的胸脯、腋窝……他能听见张金芳轻声地说：“真臭！你几天不洗澡了？”听见她用扇子在帐子里赶蚊子。随后金属帐钩“当啷”一响，一个甜蜜而污秽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怂恿他：算了，这样多好！别管它那么多了，由它去吧！他在凉席上畅快地打了个滚，趴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后半夜，谭功达从一阵尖锐的头痛中醒了过来。帐子顶上浮着一层微暗的月光。他摸索着想要找到灯绳，却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上，心里就觉得不妙，酒也醒了大半。他又朝左边摸了摸，就摸到了那妇人的脸。
“你是不是要喝水？”
原来，张金芳病未睡着，正眨巴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轻声问他。
她一下就拽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抱在怀里，任凭谭功达怎么用力，也抽不出来了。在这个富有经验的女人面前，谭功达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把他的手拽到罩衣的下沿，又贴着肌肤往上，滑向她的胸前……原来她的乳房这么大，都快堆到胳肢窝里了；原来她的身上这么软，这么滑，这么奇妙！张金芳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她平躺在凉席上，开始了沉重的喘息，嘴里喃喃道：快，快……她的喘息那么急促，胸脯起伏的那样厉害，面目那么狰狞、丑陋，牙齿咬得那么紧，吓得谭功达赶紧俯身问她：“张同志，你，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觉得通体舒坦。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早晨凉爽的微风中，心里十分安逸。他从桌子上摸着了一包烟，叼起一根，正要点火，见自己全身赤裸，猛地就想起什么事来，嘴里叫了声“不好”，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吓得面无人色。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昨晚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脑子里一鳞半爪，什么头绪都没有，就像是做了一个又甜又黑的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赤着脚，满屋子找了个遍，怎么也没看见张金芳娘儿俩的身影。她和孩子都不见了。窗外的
海棠树上一只梅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院门大开，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他们走了不成？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个脏兮兮的大挎包就搁在井台上，张金芳昨晚换洗下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
飘来荡去。他来到厨房，地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都满了。他摸了摸锅灶，是热的，揭开锅，看见锅底蒸着一块面饼，还有一只鸡蛋。
他抓过面饼，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见院中似有人语响动。赶紧跑出门一看，见张金芳一手拎着一只芦花公鸡，一手抱着湿漉漉的水芹菜，那个孩子躲在她身后，两人正从门外进来。
“你醒啦？”张金芳笑道，“我做的饼子好不好吃？”
随后，她把那孩子往谭功达面前一推，道：“腊宝，快，叫爸爸。”
那孩子怯怯地看了谭功达一眼，一转身又朝她娘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的大腿。张金芳脸一沉，勃然变色：“刚才在路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叫还是不叫？”说完顺手就给了那孩子一巴掌，腊宝嘴一张，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
张金芳也不答理他，把那芦花大公鸡往地上死命一摔，那公鸡扑楞着翅膀，原地打转。张金芳一看那鸡还没死，就更火了，大步上前，一脚踩住那鸡的翅膀，把鸡的脑袋轻轻一拧，那公鸡“吱”的一声，脖子就耷拉下来，死了。
张金芳撸了撸袖子，对谭功达道：“你吃完了饼，就去帮我烧锅开水，中午，我给你炖锅鸡汤喝。”说完，她用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那把扫帚，那扫帚就自动地跑到她手里去了。她朝手心里“噗噗”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手，拉开架势，清扫起场院来。腊宝这时也不哭了，正用一根棍子顿在院子里捅那公鸡的脑袋。
谭功达嘴里噎着一块饼，怎么也吞不下去，吓得目瞪口呆。
张金芳打扫完院落，又忙着去整理昨晚被他们踩坏的篱笆。谭功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从地上抓过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土块，一时不知怎么跟她开口。
“大嫂，……”过了半天，他终于叫了她一声。
张金芳奇怪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朗声笑道：“你别大嫂、大嫂的，都是一家人了，叫得我心里怪别扭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往后就叫我金芳好了。”
“金芳同志，我……”谭功达根本不敢去看她的脸，低着头道：“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呗。”张金芳大声道。
她麻利地把倒塌的竹篱扶起来，再用草绳将它扎紧。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又朝篱笆外指了指，张金芳探头朝外面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篱外人影晃动，脚步杂沓。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站起身来，笑道：“你这人，事情可真多！”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一进卧室，张金芳就把门给反锁上了。她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把头上的方巾扯了下来，挪了挪身子，掸了掸床沿的灰土，对谭功达道：“你也过来坐。”
谭功达没敢过去。他靠在床边的桌上，抖抖地点上一只烟，猛吸了起来。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吧。”金芳道。
香烟在谭功达指缝中抖动。奇怪，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它：“张金芳同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走？走到哪里去？”张金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我是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我知道你要赶我走，是不是？”张金芳冷笑道：“不行啦！太晚啦！如今地也耕了，种子也下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倒要赶我走，你这狗日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谭功达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都怪他昨晚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来。他愿意深刻检讨。他说，为了做出必要的补偿，他愿意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全部工资都毫无保留地送给她，“只要……”
“只要我答应离开，对不对？”没等到谭功达把话说完，张金芳就咧开嘴笑了：“呆子，你可真是个呆子！做你娘的春秋大梦！鸡巴一拔，转脸就不认得人了？你就是送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走的。再说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的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谭功达听了她这一番话，才知道事情根本不像他预先想象的那么简单，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张金芳同志，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如今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谭功达故意在“严重”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已经不再是县长了……”随后，他把自己如何被停职检查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张金芳不屑一顾地噘着嘴，笑道：“你又编出这些瞎话来诓我！说你呆，倒也挺聪明的！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一摇一扭地走到谭功达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柔声道：“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闻着过女人味！如今白送给你一个老婆，你也不要？别看我是乡下人，可当年青枝绿叶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人哪！只可叹我家那死鬼没福消受，如今误打误撞落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们老谭家修了几世几劫的福，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谭功达正要说什么，那张金芳早已将两片厚厚的嘴唇贴了上去，堵住了他的嘴。身体随之也变得软软的，似乎就要瘫倒，谭功达只得用手去捞住她。她又开始了喘息。她这一喘息，谭功达的心马上就乱了。那女人的身体软得像发过头的面团……两个人跌跌撞撞，挨到床边。仿佛是为了消弭一个小错误，就要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谭功达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只手就要到她的腰间扯那腰带，张金芳见他正在兴头上，便假装用力去掰他的手，嘴里浪笑道：“你还赶我走不赶？”
谭功达嘿嘿得笑了一声，嘴里说：“不叫你走了。”
“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谭功达说他已经想好了，决不反悔。
张金芳又让他发誓，一遍比一遍刻毒。见谭功达无不应承，这才把手一松，由他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累得像死狗一样。谭功达静静地吸着烟，极力地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也挺好，真的挺好！那张金芳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偷偷地笑。谭功达问她笑什么，她也不答话。半晌，张金芳用手拧了一下他的鼻子，悄声道：“你呀，果然是个呆子！”见谭功达愣愣的看着自己，就又接着道：
“这大水退了以后，县里让我们分批返乡，重建家园。可是县里、乡里也拨不出多少钱来，如何能盖得起新房子？我就想到来县上再闹它一闹，混几个钱，回去贴补贴补。可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门房死活不让我进去，说干部们都下班了，让我第二天再来。我们娘儿俩，可怜，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身上又没带几个钱，就忽然想起你来。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还真的就问出了你家的地址。
“到了你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回来。正想着离开，还是我们家腊宝眼尖，一眼就看出你们家篱笆有个洞。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四周又没人，也就管不了许多了。本来我们也就想在你这儿讨碗水喝，对付着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讨得几个钱，第二天就回去；如果运气不好，第二天就到县上去大闹一场。可一等到你喝醉酒回来，就见你两眼直勾勾地朝我身上看。我心里一动，心说这人都当了县长了，怎么还这么轻薄！我的心思就活动了。说实话，当时我有了这个心思，自己都吃了一惊。都说县长四十岁还没成家，可见是被憋坏了。我敢说，自打你进了厨房的那刻起，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我心里道：要是再激他一激，保不齐这事还真能成。结果呢，还真成了！”说完，抱着谭功达哈哈大笑。
谭功达一时无语，反正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就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念头：说不定这样倒也挺好的。
傍晚的时候，隔壁的老徐下班回来，给他送来一封信。老徐进屋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当即僵在那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信是姚佩佩写给他的。写在一张
日历的背面，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里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这天晚上，谭功达一夜未睡。张金芳频频地招他、惹他、逗他，他心里觉得腻腻的，没有碰她。小宝睡在他身边，静静地打着鼾。他一遍一遍默念着佩佩的名字，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佩佩。佩佩。
4
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
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它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碧云。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汤碧云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吃吧。”汤碧云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碧云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他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碧云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碧云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碧云的这身装扮本能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碧云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碧云表情木然地说。
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碧云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
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碧云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碧云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业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碧云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碧云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碧云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碧云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唯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碧云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碧云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碧云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碧云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碧云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收银员不知所从。
汤碧云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碧云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
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化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碧云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