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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钟还不到，天就早早地黑下来了。谭功达和白小娴约好了在西津渡的牌楼底下见面。虽说昨天就开了春，天依旧冷得厉害。呼啸的西北风中，不时落下雪珠子，在石砌的地面上跳跃着。谭功达在那儿一直守到七点半，还是不见白小娴的人影。
西津渡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找的。她到七点半还不来，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谭功达在那儿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附近一家水站的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回家的路上，谭功达忽然想到，要是有一部电话机，能跟着人走，那该多好啊！可细细一琢磨，又觉得这个念头太过荒谬。这电话机跟着人走倒不难，可电话线怎么办呢？过去的战争年月，电话机总是跟着指挥部转，但也得有通讯兵去架线哪！钱大钧过去干的就是这个。假如将电话线埋在地底下呢？每隔50米安一部电话机，这样一来，不论人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联络了……这样想着，谭功达不禁兴奋起来，白小娴的失约带给他的巨大痛苦顿时大为减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打算将这个奇妙的想法记下来，明天拿到县常委会上去讨论，可他怎么也找不到钢笔。
他沿着河堤往前走了一段，很快又推翻了原先的设想。道理很简单：打电话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找到电话机，但接电话的人是流动的，你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方位。即便是大街上布满了电话机，你也不知道究竟该拨哪个号码。很显然，这个设想是行不通的。那么，改成无线电通讯呢？他在电影中看过，朝鲜战场上的士兵，背上都背着无线电报话机，上面还有一个“丫”字形的柔软的辫子……可你也不能要求人人上街都背着那么重那么大的一个铁匣子！等到他把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设想逐一推翻之后，他已经快到家门口了。隔着光秃秃的树林，谭功达看见院门口的篱笆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人，他的心里漫过一阵惊喜的狂潮……
“我的耳朵都快冻掉了！”白小娴笼着袖子，跺着脚，口里吐出团团白气，对着他抱怨道。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白布袋子，一个尼龙网兜。
“不是约好了在西津渡见面吗？”谭功达道。
“我在那等了两个小时，差不多快到七点了，还是没见你来接我，这才找到这儿来了。”白小娴气咻咻地说。
经她这么一说，谭功达才猛然想起来，西津渡东西两面都有牌楼，相隔差不多二里地呢。她一定是去了东牌楼，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集市。想到这儿，谭功达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小娴道：“我一说冯寡妇的老屋，围着我拉活的三轮车夫没有人不知道的。”
谭功达掏出钥匙来开门，揶揄道：“看来，你还是蛮聪明的嘛！”
“听你的口气，你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傻子啰？”小娴提高了声音。
在黑暗中，谭功达判断不清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生气，便赶紧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对她道：“不傻不傻，一点都不傻。这包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
小娴道：“是你丈母娘送给你的腊肠、花生、江米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搞不清。”
听到小娴称她自己的母亲为“你的丈母娘”，谭功达不禁回过头去，偷偷的看了她一眼，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两人进了屋，把东西放下，谭功达就要带她去街上找馆子吃饭。“这么晚了，干脆我们在家里做点吧，对付着吃一顿就算了。”小娴不住地往手里哈着气，将头上的一块红色的方巾取下来，抖了抖雪粒，又扎在脖子上。
“我可是只会下挂面。”谭功达说，“小娴，你会做饭吗？”
“做饭我不会，”白小娴抬头朝屋子里四下打量，嘴里道：“不过，我会烧火。”
她说小时候一到寒冬腊月，她有事没事就爱往厨房里钻。灶膛里生着火，最暖和。她家有个长工，叫张妈的，常搂着她在灶下讲故事，时间长了，也会让她帮着烧把火。她妈妈一开始不愿意她跟那帮下人成天混在一起，可有时候过年，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忙不过来，母亲又会扯着嗓子叫她：“小娴小娴，去厨房帮张妈烧火去！”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小时候的事，忽然抓过谭功达的一只手来，撸起他的袖子，看了看他的手表：“呀，这么晚了，赶紧去厨房弄点吃的，吃完了我就该走了。”
谭功达见小娴忽然抓他的手，心里着实抖了两抖。可一听说她吃完饭就要走，明显是不想留在这儿过夜的意思，又像是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两个人来到灶堂，谭功达在锅里放了几瓢水，白小娴果然在灶下生起火来。很快，火光就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只有低下头来，才能透过放油灯的墙孔端详她那张好看的脸。小娴也透过方孔看他，朝他嫣然一笑。柴火在炉膛里劈劈啪啪地烧着，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扇被落日映红的花窗。锅盖的四周已经有丝丝的热气冒出来了，他的心也像袅袅上升的热气一样，飘了起来。
“喂，你冷不冷？”小娴问他。
“不冷，不冷！”谭功达吃了一惊，慌忙道。
“你也来灶下烤烤火吧。”说着小娴在小板凳上往里面挪了挪身子，给他腾出了一小块地方。
她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的腿为什么会发抖？我的喉咙为什么会咕咕叫？我的血管为什么就像要爆裂似的？我的肠子为什么会像乱麻绳一样扭结在一起？见鬼！我为什么会想死?为什么会觉得这世上的万物原来这般空虚?!这般让人伤心！我的姑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我要抱住你。我今天是豁出去了！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什么也挡不住了！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反正老子要抱住你！我要让你变成烂泥！变成灰烬！变成齑粉！我要天塌地陷，我要死……
他狠狠地咽了两口唾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绕到灶下，愣愣地看着小娴怪笑。小娴也歪着头，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冲着他笑。可她笑着笑着，脸色就渐渐地变了。嘴唇就粘在牙床上，再下不来了。
谭功达口中急急地叫了声“小娴”，身体向前一纵，以
泰山压顶、排山倒海之势朝她猛扑过去，将她按在了麦秸秆中。白小娴没有任何防备，经他这一扑，往后便倒。灶铁敲在锅底上，灶膛里顿时
火星四溅。她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一时间天旋地转，嗓子里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忍不住直想呕吐。她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谭功达的一只手早已从她的棉袄底下伸了进来，她的胸脯一阵冰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小娴对谭功达的闪电突袭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不是出于隐忍和纵容，而是完全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傻了。她的大脑出现了短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眨巴着眼睛，似乎在想着什么不着边际的心事。可谭功达这这段间隙中也无所作为，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嘴里“妈呀妈呀”地乱叫着，哼哼唧唧，手忙脚乱，像头猪一般在她怀里乱拱。很快，回过神来的白小娴决定反击。她的武器是尖叫。那是一种谭功达从未从未听见过的持续不断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谭功达压低了声音对她说。
可白小娴叫得更厉害了。他伸手去捂她的嘴。白小娴在挣扎中，手碰到了灶铁，她悄悄地抓住了它。她把灶铁举到谭功达的眼前，嘴里嘟嘟囔囔地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灶铁通红的一段已经顶在谭功达的胸前。他的棉衣立刻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谭功达像个被人缴了械的俘虏，慢慢地站了起来，高举着双手，向后退却。白小娴用灶铁杵着他的胸脯，一直把他顶到了水缸边的墙旮旯里。
“流氓。”白小娴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并不高，听上去就像是在轻声地叹息：“流氓。你是个流氓。原来你是个流氓。他妈的你竟是个流氓！”
很显然她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这几句话。她将灶铁往水缸里一丢，“嗤”的一声，水缸里就腾起了一股白烟。她一手提着裤子，在厨房里转悠了半天，满嘴胡言乱语，自己都不知说些什么。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厨房的门，拉开它，正要出去，又踅了回来，从地上捡起那根裤腰带，看着谭功达，轻声道：“你这儿，一点也不好玩，真的不好玩。我走了。再见。”
白小娴没有回文工团驻地，而是径直去了她叔叔家。白庭禹那会儿睡得正香，忽听得有人咚咚的砸门，吓得他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他跑到
客厅里，老婆早已裹着一条毛毯，把门打开了。她看见白小娴披头散发，目光痴呆地站在门口。夫妇二人赶紧把她拉进屋来，上上下下看了半天，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白小娴依旧像个梦游人似的，两眼发直，嘴里喃喃道：“强奸，强奸。狗日的，强奸。”
白庭禹看见她满脸是血，上嘴唇肿得老高，脖子上也有一道紫色的瘀痕。夫妇二人围着她问了半天，问她到底是被谁强奸了，她也不答话，只是一个人在那自问自答。夫妇二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白庭禹对老婆道：“你先去帮她洗洗，找身干净的衣裳替她换上，再来说话。”
当白小娴裹着一条薄棉被再次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她的嘴唇上已经涂了一点紫药水，看上去就像刚刚吃过桑椹一样。她缩在沙发上，身体仍然在簌簌发抖。白夫人给她端了一杯热水，白小娴端起杯子就扔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幅恩格斯的画像，玻璃相框晃了两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又抓起烟灰缸，吓得白庭禹一闪身，那烟缸飞向了墙角花梨木架上的鱼缸，鱼缸碎了，水“哗”的一声泻到地上，那红金鱼却还在地上扑腾着。
看到侄女大发雷霆，白夫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砸吧砸吧，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你知道砸东西了，证明你没有疯。”
白庭禹却是早就不耐烦了。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并没有抽，只是放到鼻前闻了闻，冷冷的说：“说吧，孩子，谁强奸了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去拿人。”
白夫人瞪了他一眼，一个劲地给他递眼色，随后走到他身边，附耳道：“是谭县长。”
白庭禹一愣。一个人想了半天，把他那掉光了头发的秃脑袋摸了又摸，忽然笑了，嘴里自语道：“哈哈，谭功达，你这小子！哈哈，这回你倒是真急了！动真格的了。你不是吹牛说，女人对你可有可无吗？哈哈。”
白小娴不依不饶。她连哭带叫地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给叔叔讲了一遍，并让他马上下令去抓人：“去迟了一步，就叫这狗日的跑了！”
白庭禹笑眯眯地听完了白小娴颠来倒去的哭诉，对侄女道：“小娴，这，这这，这不叫强奸……”
白小娴一听叔叔这么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杏眼圆睁，又要摔东西，可茶几上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已被他婶子抢先一步抱走了。
“这都不算强奸，算什么？”
“这不叫强奸。”白庭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都摸了我的奶子了，还不算强奸吗？”白小娴叫道。
“你小点声！”白庭禹低声提醒她，“邻居都让你吵醒啦。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那不是强奸。”
“那是什么？啊？你说，那是什么？”
“那叫操之过急。”白庭禹话一出口，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夫人强忍住，抿着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同时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他把我裤腰带都扯下了，这流氓！你们不去抓人，我明天一早就去县里告他。”
白庭禹终于将那支烟点上，道：“你就是告到县里，最后不也是由我们来处理？何况人家还是县长呢。”
“县里告不赢，我就去省里，省里不行，我就上北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白小娴的牛脾气上来了，怎么劝都不行。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白庭禹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摆出了无数的道理，运用十分严密的逻辑，来反复论证这件事为什么不算强奸，而是男女之间一种十分常见，并且正当的行为。甚至就连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行为虽说和强奸在形式上差距不大，但动机却大相径庭。这种行为的后果之一，是为了繁衍后代，一句话，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也可以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谭县长的性子的确是急了一些。尤其是你们还未结婚，他这么做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对他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你想一想，谭县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心扑在全县的工作中，到今天还没娶上媳妇，这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敬爱吗？人非草木，也有七情六欲嘛！一时急火攻心，鬼迷心窍，做出些越轨举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这是每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严肃面对的事……”
一番话说得白小娴将信将疑，虽说嘴上仍不服软，心里毕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尤其是当她听说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这样丑恶的勾当，顿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白小娴平时最崇拜马克思和燕妮了。她曾一度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燕妮，而且逢人就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白小娴了，就叫我白燕妮好了。可是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同寝室的女孩仍然叫她白小娴，她甚至早早为自己婚后的生活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谭功达留胡子。她仔细观察过了，谭功达的胡子又浓又密，若是好好留个几年，说不定也能和马克思不相上下。不过，她在内心一点也没有原谅谭功达的意思，她特别受不了他像个猪一样乱撞乱拱，哼哼唧唧，满嘴胡言乱语，其下流无耻，简直令人发指。
白夫人招呼小娴上床睡觉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窗户上已泛出微微的白光。由于兴奋过度，白庭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起来上厕所，看见老婆的房中亮着灯，两个女人仍然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他解完手出来，走过老婆的房门口，就听得里面小娴的声音道：“他扒掉了我的裤子……反正什么都被他看了去，今后我对他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老婆咯咯地笑了两声，安慰她道：“傻闺女，就是给他看了去，也没什么要紧！反正你们结了婚，他迟早是要看的。夫妻之间，还说什么秘密！”
小娴道：“可他还咬我，真的像条狗一样！我的嘴唇就是被他咬破的。”
夫人道：“这是好事。说明他还年轻，火力壮。”
“这怎么是好事呢？”
“这个你现在还不懂，以后就知道了。”老婆嘿嘿地笑着，“像我和你叔叔这样，一人占一个屋，平常一年到头连话也说不得三四句，清汤寡水，这与守活寡又有什么两样！”
白庭禹听到这里，只得龇牙咧嘴，暗暗苦笑。他摇了摇头，蹑手蹑脚地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白庭禹到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谭功达正在那儿等他。白庭禹见他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样子，脸憋得通红，就猜到他是为昨晚的事情而来。他没事般地笑了笑，拍了拍谭功达的肩膀，对他说：“老谭哪，什么都别说了！事情呢，我都替你解决了。你可得好好请我吃一顿。”
“好说好说，”谭功达道，“那个自然，我，我当时也是一下乱了方寸。”
“这算得了什么事？不过你以后可得悠着点，人家毕竟才二十出头。”
“当然。当然。”谭功达道。
“依我之见，你好好给人家写封信，道个歉，好好解释解释。”
两个人又说了些别的事，谭功达起身告辞，白庭禹将他送到门外，忽然拉了他一把，笑道：“昨晚我们家的鱼缸被小娴砸碎了，你得记着给我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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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的煤屑公路上。姚佩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嘴里噙着一枚糖果。车窗外雨下得正大，谭功达坐在后排，鼾声如雷。在刷刷的雨声中，佩佩觉得四周有一丝难言的静谧之感，似乎雨幕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她觉得心里很安稳，不时有雨滴渗过车顶的篷布，落在她脸上，凉凉的。车窗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从春分到谷雨这段时间，是梅城一带的雨季，也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农闲季节。县机关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被谭功达赶到运河水利工地去了。杨福妹留守值班，干部们全都下了乡，偌大的办公楼忽然变得一片沉寂。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她有时在楼道里成天碰不到一个人，连食堂也是空空荡荡的。
谭功达闹了一段时间的肾炎，在医院打点滴。他不时地打电话给姚佩佩，通知她干这干那。最要命的，谭功达不知从哪里听说自己会写文章，要她给县广播站写几篇通讯。虽说县长口授了大部分内容，可这种官样文章比不得自己写日记，每写一句话，都得在自己的心里来一番挣扎和搏斗。短短千余字的广播稿，常常弄得她心力交瘁。日常工作之外，佩佩一有空时常往图书馆跑。图书馆也没什么人。女管理员整天坐在窗口打毛衣，有时还会将家中的毛豆带到单位来剥。姚佩佩胡乱地从书架上拿下书来随意翻看。她第一次知道杨梅、草莓和梅子并不是同一种植物；知道了毛主席还可以叫毛润之，而且还先后娶过好几个老婆；知道共产党居然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成立的。也许还下着雨，说起来还挺有诗意的呢，就像古时候文人的一次雅集。二十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转眼之间，天地竟然为之变色，真是令人敢想像……这些妇孺皆知的常识，姚佩佩却像在看西洋镜似的充满了好奇。不过，她想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如此隔膜，也会觉得怅然若失。
谭功达读了她的文章，有时会从
医院专门打电话给她，表示赞赏。姚佩佩虽说有点害羞，心里还是觉得挺受用，虚荣心再一次沉渣泛起。她被姑妈逼着给谭功达往医院送过一次鸡汤。两个人居然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的话，这让佩佩心里觉得怪怪的。两个人成天坐一个办公室，就像仇人似的，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可到了医院里，两个人忽然都变得婆婆妈妈的。佩佩竟旁敲侧击地问起他的婚事，谭功达倒也不避讳。说起未婚妻，居然也“小娴小娴”的叫得挺亲热。
这是一段悠闲的日子，一天到晚下雨。佩佩觉得吃饭做事睡觉，就连做梦都十分安逸。她甚至幻想着，要是能够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清静！慵懒！让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料，谭功达病一好，立刻就故态复萌，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峻了。随后，她突然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随谭功达下乡。
这天晚上，姑妈在为她打点行李的时候，姚佩佩忽然想起县长曾让她去查阅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可是这些天，她把
图书馆的书都翻遍了，也没有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她问过了图书馆的每一个管理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她又去问汤碧云，碧云道：“中国姓铁的人倒不多，你去查查铁木真，没准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亲戚吧。”
她看见姑父在一旁抽烟，想到他在梅城中学教书，没准见多识广，就去向他打听，姑父想了想，说：“从来没听说过，你有没有听错？”
正在这时，在一旁忙着的姑妈突然开口说：“咦，我记得隔壁的媒婆说，古时候有个人叫西门庆的，倒是有个托子来，不过是银的，不是铁的……”
一语未了，弄得姑父“噗噗”地笑了两声，好一阵才止住笑，愠怒的对姑妈道：“你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疯话，你知道那托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是啊，西门庆的托子是干嘛用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吉普车行驶到县粮站附近的时候，司机小王突然踩下了急刹车。车轮打滑，车身“吱”的一声就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姚佩佩看见公路上新设了一个临时哨卡，几个身穿黑色雨衣的人跨着卡宾枪，手臂上佩戴着红袖章，正在盘查过路车辆。吉普车刚停稳，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怀里夹着两面三角旗，脖子上还挂着一枚金属的哨子，朝他们走来。
姚秘书赶紧打开车门。雨还在下着，那人的帽沿不断的往下滴着水。这人将脑袋从车门里伸进来，看了看，傲慢地命令道：“证件。”
姚佩佩和小王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他，那人看了看，还给了他们。又对坐在后排的谭功达道：“你！”
谭功达刚刚睡醒，大概一时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打着哈欠，将公文包搁在腿上，从里边取出证件，递给他。
“嗬，还是个县委书记。”那人笑了起来，露出了嘴里一排发黑的龋齿：“请问你有烟吗？”
谭功达愣了一下，很不情愿的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被压扁了的“大生产”递给他。那人把烟往嘴里一叼，小王赶紧替他点上火。那人深深的吸了两口，闭上眼睛，好一会才说，他们是省军区的，正在奉命协助公安部门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那人流里流气，神色暧昧，似乎故意将烟吐在佩佩的脸上，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只得拼命的把脖子扭到一边。
“有点呛，是不是？”那人大声的咳嗽着，笑着问她，“你知不知道去上会的路该怎么走？”
姚佩佩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时弄不清是雨点还是他的唾沫星子。姚秘书说，她从未听说过“上会”这个地名。小王也说不太清楚。那人将烟头在吉普车的反光镜上摁灭，砰的一声把车门撞上，抓起胸前的那枚哨子，塞到嘴里吹了一下。
吉普车通过哨卡之后，小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佩佩道：“我一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心里就直哆嗦，何况他们还带着枪，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鸡毛蒜皮。”
小王又把成语用错了。他应该说“鸡皮疙瘩”才对。可佩佩的心里也像这雨天的阴霾一样，湿湿的，蒙着一层霉斑，没有心思去纠正他。这时，她忽听得谭功达在后面问了一句：“小王，你的成语比赛怎么样了？”
“县长您就别提了，”小王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第一轮我就被他们处之泰然了。”
怪不得小王成天狂练成语，原来他是在参加成语比赛呢！姚佩佩心里想。不过——
“什么叫做处之泰然？”姚佩佩不解地问。
小王道：“处之泰然你怎么不懂？就是被淘汰了。”
他们抵达普济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吉普车在普济车站附近拐入了一条泥泞不堪的土路，往前又开了一段，向左进入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巷子，出了巷子往右，有一大片水塘。水塘的四周披挂着一丛一丛的连翘，开满了白色的小花朵。水塘对面就是一片粉墙黛瓦的幽深庭院。姚佩佩看见院门边远远地站着一簇人，最前面的那一位穿卡叽布中山装的，佩佩记得，就是上回见过面的高麻子。
汽车刚停稳，高麻子就带着几个乡干部围了过来，跟谭功达叙起了寒温。有一个自称叫孟四婶的女人见佩佩落了单，就走到她跟前，嘴里宝宝、宝宝的叫个不停。又是摸她的头发，又去捏她的手。姚佩佩想到自己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被对方称作“宝宝”，心里觉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吓得她直往小王身后躲。
小王悄悄地将她喊到一边，道：“这个孟四婶，老家住在长江中心的州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风俗。别说是二十岁，你就是七八十岁，他们为了表示亲热，都照样叫你宝宝。但反过来却不行，你不能叫他们宝宝，那是骂人的话。”
姚佩佩听得似懂非懂，好在那孟四婶已经放过了她，手里挎个竹篮子，到河边洗菜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麻子不住地偷偷打量姚佩佩。他的眼角堆满了眼屎，多喝了几杯酒，说起话来也显得特别兴奋。姚佩佩被他盯得怪不自在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谭功达也有了几分醉意，喝到后来，就和高麻子划起拳来。
姚佩佩平常最厌恶男人在酒桌上划拳，没想到平常不苟言笑的谭县长竟然也深谙此道，心里倦倦的，有些不悦。高麻子再次用眼角的余光盯了佩佩一眼，借着浓浓的酒意，当着众人的面，对谭功达道：“县长果然好眼力，你是从哪里找出这么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人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
姚佩佩的心里猛地一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心里说，这高麻子喝多了酒，一定是把我误认作白小娴了，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见谭功达并无帮她解释的意思，一生气，便冷笑道：“高乡长，您恐怕是认错人了吧。”
她这一喊，高麻子也镇住了，眨巴着他那对绿豆老鼠眼，仿佛一时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半晌才狐疑道：“没错呀，县长的未婚妻不是文工团的白小娴吗？可不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半个月前她们团来运河工地巡回演出，我还和她照过一张像呢，怎么会错？”
姚佩佩的脸更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瞅着她。原来人家并没有说错，是自己自作多情。这高麻子，你说白小娴，可眼睛看着我干吗？佩佩又气、又急、又羞，笑又不是，不笑又不是，呆呆的望着满桌的人，不知所措。
看着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高麻子手里挥舞着酒瓶子，忽然指着姚佩佩，向身边的干部们介绍说：“这位是姚秘书，是谭县长的干女儿。当年她在洗澡堂卖筹子的时候被谭县长撞见，就把她调到县里。姚秘书，我说的对不对？”
佩佩一听见“洗澡堂卖筹子”几个字，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就把桌子给掀了。可毕竟碍着众人的面，又不能随便发作起来。她瞥了谭功达一眼，他正从孟四婶手里接过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在那使劲地擦脸呢。倒是司机小王机灵，一把从高麻子手里夺过酒瓶，笑道：“高乡长，你也少喝点，下午我们还要去工地挖土呢。”就这样，总算把他的话岔开了。
说不定在县长的心目中，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不懂事的小姑娘。佩佩心里不禁有几分悲凉。自己平白无故的受了这一番折辱，也怪不得别人，都是自己惹火上身。人家高麻子话里明明说了百里挑一的大美人，你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傻丫头，你也配吗？好端端的，多什么心呢？你又算得了个什么东西！还巴巴的用紫云英花地的阴影来占卜算命！
不过，人人都说白小娴漂亮，在男人们的口中，简直就是倾国倾城了。佩佩和羊杂碎曾在梅城中学礼堂门口撞见过她一回，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服气。姚佩佩一个人坐在桌边想心事，越想越生气，等到孟四婶端着脸盆把桌上的碗筷都收拾干净了，她才蓦地发现原来满桌的人都散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儿发呆。
下午，谭功达在乡干部们的簇拥下要去运河工地劳动。小王过来催她，姚佩佩双手一抱脑袋，道：“我怎么觉得头痛得厉害？”
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铁锹，正往外走，听见佩佩喊头痛，就回过头来冷冰冰的对她说：“你要实在不想去，也别找借口，就在家呆着吧。”说完拖着铁锹出门去了。
姚佩佩本来也就这么一说，并没有不去的意思。经谭功达这么一抢白，她就是想跟着去也有点不合适了。她在心里恨死了这个谭功达，天知道他心里揣着什么鬼心思，自己刚才在酒桌上那么尴尬，佩佩满心希望谭功达前来“搭救”，他居然一句话也没说，假装没听见。她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到回到县里，再也不搭理他了，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可转念一想，你算是他什么人，你一辈子不理他，与他何干？只怕是自己憋了一肚子气，人家根本就不拿它当回事。
雨早已不下了，可是风却越刮越大。天上一堆一堆的云，杏黄色的，朝北飘，在院中投下灰暗的阴影。姚佩佩闲着没事，听着屋顶上呼呼的风声，心里空落落的。她去厨房帮着孟四婶洗碗，俩人在灶下说了一会儿话。孟四婶说，她家就住在隔壁，是临时被高麻子喊来替他们做饭的。“这房子几十年没住过人了，前些日子高乡长听说县长要回来，特地派人连夜收拾，墙上新刷的石灰水还没有干透呢。”她还说，高乡长和谭县长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人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收拾完锅灶，孟四婶又在忙着替他们准备晚上的饭菜了。姚佩佩见自己也插不上手，就一个人走到屋外，满院子四处闲逛起来。这房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年头了，院墙虽经修补，墙基却早已歪斜，上面爬满了白垩。天井里有一棵天竺，墙头挂着葛藤，让风一吹沙沙有声。院中有回廊和厅堂相连，左侧是一幢两层的厢房。楼上走廊上的雕花栏杆上，落着一只雨燕，肥肥的，缩着脖子看着她。后院要大得多，四周沿墙栽种着杂树。通往巷子的月亮门关着，对面是一排低矮的柴房，房檐下的碎砖石中长着一溜凤仙花。一条石砌小径通往倾颓的阁楼，阁楼边矗立着太湖石的假山。
一看到这幢阁楼，姚佩佩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怎么看都觉得十分眼熟。沿着石阶往上，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六角凉亭，围有护栏。一张石桌，几张石凳，上面堆满了樟树的叶子，多年未经打扫。从这个凉亭里可以看见院子西边的一畦菜地，姚佩佩觉得这块菜地或许是原先的主人养花的地方，因为她发现菜地里有一座倒塌的荼糜架。小时候在静安寺的花园里，她们家也有这么一个荼糜架。
开到荼糜花事了。这是《红楼梦》中的诗句，也是妈妈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妈妈正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大圆镜梳头。姚佩佩背着书包去上学，临出门时，不知为什么，她担忧的回过头来看妈妈，恰好妈妈正巧也回过身看她。她的脸上泪痕狼藉，嘴角却挂着一绺奇怪的笑容。等到她放学回家，花园里，露台上，客厅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她看见殡仪馆的人把妈妈的尸体抬走了。她身上裹着白被单，裹得那么严实，只露出了一丛头发。家中的佣人转眼间都不见了。晚上她一个人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家的客厅有多么大，多么空旷。她双手捂着脸，透过指缝，偷偷的打量妈妈上吊的那根房梁。南风从窗口吹进来，把客厅的枝形水晶吊灯吹得直晃。恐惧让她暂时忘掉了悲哀，她紧紧地攥着小拳头，似乎要攥进一个秘密的希望：爸爸的福特牌汽车随时会“哞哞”的叫着，一阵风似的开进花园，车灯把花园的铸铁卫矛照得雪亮。好在我还有一个爸爸。爸爸会随时回来。她这样想着，就睡着了。直道第二天上午，最先赶到的一个姨妈流着眼泪告诉她，爸爸在三天前已经在提篮桥被正法了。她想去爸爸的书房找一本《康熙字典》，去查查“正法”是什么意思，却发现房间的门上早已被人贴上了封条……
顺着石阶再往上就是阁楼了。门环上插着柳枝，被太阳晒瘪了，已经发了黑。大约是清明节用来避邪的，在上海也有这样的风俗，不过用的不是柳枝而是艾草。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碰，它就开了。阁楼里有一张雕花木床，床的里侧还有抽屉。床上的被褥和蚊帐都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棉布味。床头有一个五斗橱，靠墙一排红木书架，不过书架上空无一物。姚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身上懒懒的。因想到下午也无事可做，便和衣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上灯时分，小王才从工地上回来。孟四婶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小王也不答话，走到灶下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抹了抹嘴唇，这才说：“县长到夏庄喝酒去了。”
姚佩佩已经早早吃过晚饭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洗脸，听到谭功达去夏庄喝酒，便笑道：“他去夏庄喝什么酒？”
小王道：“我们几个从工地收工，正要往回走，就看见堤岸上来了一伙人，把我们当头拦住。一问，为首的就是夏庄新上任的白乡长，也就是咱们县长的大舅子，名叫白小虎的，几个人又拽又拉，把谭县长给拽走了。”
“这么说，那个白小娴原来是夏庄人？”佩佩问道。
“那还用问？”小王说，“他丈母娘，老丈人都来了。那丈母娘一见县长，上前不由分说，就去替他掸土，我当时跟在后面，不知究里，心里吃了一惊。心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痴婆子，怎么一见县长，上来就乱打人呢。”
孟四婶笑得前仰后合：“平平常常的事，叫小王同志一说，还真滑稽。”
姚佩佩没有笑。她咬着嘴唇，脸也渐渐地变了色：“那你干嘛回来？蛮好跟着县长一块去开开荤。”
小王听见佩佩的话中含着讥讽之意，又不知她为何跟自己生气，只得陪着笑脸道：“他们倒是拉我去的，可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也怪冷清的，就回来了。”
“难为你这么费心！”佩佩挖苦道。
等到小王吃完饭，孟四婶炒了一盘隔年的南瓜子。三个人围着灶脚磕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直等到后半夜，还不见县长回来。孟四婶道：“县长这时候不回来，兴许今晚就不会回来了。一定是喝多了酒，在丈母娘家住下了。”佩佩笑道：“要我说，他们蛮好再打个电话到文工团，把那个白小娴也叫回来，来个一锅烩，岂不更好！”
小王嘿嘿地笑着。孟四婶也抿嘴而笑，她偷偷地看了姚佩佩一眼，没有说话。
到了第二天，谭县长还没回来。高乡长和几个乡干部也都不见了踪影。小王劝了半天，硬是把姚佩佩拉到工地上去了：“你就是去装装样子也好。”
姚佩佩跟着几个媳妇、婆子挑了半天的土，累得腰酸背痛。佩佩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扁担刚刚挨到肩膀，她一缩脖子就滑了下来，一连三次都是如此，嘴里还说：“咦，我的肩膀怎么是滑的？”逗得村里的媳妇们笑成了一团。她们又让她去挖土，可任凭她怎样用力猛踩，那铁锹却是纹丝不动。最后，一个管事的妇女就把她派到堤岸上，和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发筹子。原来在农村干活，也要发筹子，每个人挑着土从河底爬上来，都要从老婆婆手里取一个竹筹，最后按筹子的多少计算工分。一看到那些涂着红漆的竹筹，姚佩佩心里一动，眼泪又下来了。
老太太看见姚佩佩一个人独自流泪，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又不好贸然相劝，等到中午歇工的时候，老太太去伙夫那领了一只白馒头，掰开一半递给她，这才说道：“闺女，凡事你要往宽处想。碰上过不去的事，心就要硬起来。心硬起来，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叫日本人打死了，一个死在朝鲜，剩下的一个几个月前也得病死了。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唉，熬着呗。”
说完，老婆子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姚佩佩又只得反过来劝她。
到了下午，姚佩佩推说身上酸痛，死活不肯去工地了，一个人又悄悄地溜到家中，上了阁楼，倒在床上蒙头大睡。
到了晚上，小王一回家，就嬉皮笑脸的对姚佩佩说：“咱们谭县长这回可真是乐不思蜀了呀。”
佩佩笑道：“别说，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很贴切，看来你总算开窍了。”
小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很得意。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道：“人家谭县长本来就是为了这门亲事而来，嘴上说来工地劳动，跟过去的皇帝亲耕一样，不过装装样子罢了。在丈母娘家热乎几天，也很平常，只是苦了我们两个。夹在当中，不尴不尬，碍手碍脚的。不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梅城去吧。”
小王随口道：“你这么说县长，真是以怨报德。昨天下午，在去工地的路上，谭县长还专门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说，佩佩怎么忽然头痛起来了，要不要去请个大夫替她瞧瞧。”
姚佩佩听小王这么说，不知是真是假，低了头半天不作声，嘴上却道：“小王，你这个‘以怨报德’虽说用对了地方，却与事实不符。人家心心念念惦记着的是什么白呀黑的，咸呀淡的，哪里有心思管别人的死活！”小王见她不相信，就拍着胸脯发誓赌咒了一番，接着又道：“佩佩，我怎么觉得，县长有点怕你？”
“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怕我做什么？我也不会一口吃了他。”
“他倒不是怕你一个人。但凡年轻漂亮、妖里妖气的姑娘，他都怕。”说到这儿，一个人捂着嘴笑。姚佩佩在他身上拧了一把，正色道：“你这张小油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小王笑了一会，压低了声音道：“你难道没听说吗？咱们县长可是个有名的花痴呀。”
姚佩佩眼珠子一转，忽然道：“等县长一回来，我就把你这句话告诉他。”
小王吓得赶紧拽住姚佩佩的袖子，又摇又晃，连声求饶。姚佩佩罚他连叫三声姐姐，一声亲姐姐，小王只得依从。两个人正闹着，见孟四婶提着一只脚盆走进了厨房。孟四婶在脚盆里放了点热水，佩佩就坐在盆边脱鞋，同时推了小王一把：“你出去吧，我要洗脚了。”
小王心里想，洗个脚还要把人赶出去，这是为何？又不是洗澡！刚走到门口，又被姚佩佩给叫住了：“你明天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小王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回过头来笑着对她说：“脚丫子长在你自己腿上，又没人用绳子拴着，你走好了。”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天不亮，姚佩佩一个人早早地起了床，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普济汽车站，坐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了普济。
6
那天傍晚，夏庄的干部来到河堤上，请谭功达去喝酒。谭功达看见白小娴的家人也夹在其中，就有些不高兴，本想推托不去，可一想到白小娴，他的心又软了。自从今年正月他与小娴出了那档子事，谭功达一直觉得理亏心虚，在日记中大骂自己畜牲。好在白庭禹深明大义，从中斡旋，自己又一连给小娴写了六、七封悔过书，才哄得她回心转意，勉强与他恢复了来往。今见小娴的哥哥白小虎与未来的丈人、丈母娘都亲自来接，若是执意不去，日后在小娴的情面上也不好交待，想到这儿，便回过头去看了看高乡长：“麻子，你也一同去呗。”
高麻子平时就贪杯，一听说夏庄的人请喝酒，眼睛都有些发直，巴不得也跟了去。听县长一吩咐，忙道：“同去同去。”
说完，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喜孜孜的搭着谭功达的肩膀，一路往夏庄去了。
他们抵达夏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谭功达在那伙人的簇拥下绕过一片水塘，走进了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极幽深，两边都是砖垒的高墙。到了尽处，忽见一座轩昂的旧式门楼，门前趴着一对石狮子，檐下挂着三只大灯笼，被风吹得直晃悠。
走到院中，豁然开朗。只见檐廊曲折，亭阁处处。只是天色已晚，隐隐绰绰地看不太真切。谭功达笑道：“这个衙门倒是比县政府还要气派许多。”
白小虎一听，赶紧趋步上前，在谭功达的耳边介绍说：“区区乡政府，哪有钱来盖这么大个园子，这原是夏庄首富薛举人的私家园林。当年薛祖彦因组织反清的蜩蛄会，被满门抄斩，这所房子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乡政府的房子又破又旧，如今正在大修，今年春天才搬到这里临时办公。”
谭功达道：“乡政府的房子修好之后，你们仍旧搬回去。这个园子日后建个学校什么的，倒也合适。”
“那是那是。”白小虎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个本子来记录。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精致的房舍前，四周花木荫翳，古树参天，旁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荷塘。听白小虎说，这处房子原先是薛举人赏雨的地方。几个人刚刚落了座，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白小虎就忙着给谭县长斟酒。
谭功达因乡干部们“乡长乡长”地叫个不停，自己四下一望，并不见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半个人影，心中有些诧异，就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这儿谁是乡长？”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乡干部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半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者朗声道：“我们夏庄乡如今是白副乡长在主持工作。孙乡长身体有病，下不来床，已经在家中躺了好几个月了。”
谭功达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问道：“孙乡长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谭功达忽然想起来，白小娴的父母第一次登门相亲的时候，她母亲曾提出让大儿子出来做官，被谭功达一口拒绝，为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半年多，白小虎居然已经在夏庄乡主持工作了！更为严重的是，乡干部的任免，要由县常委会决定，这么大的事，自己怎么连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谭功达转过身来，瞪着白小虎，道：“你的副乡长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今年春节过后，大概是二月中旬吧。”白小虎脸一红，嘴里支吾着。
“谁给你的任命？”谭功达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眼见得谭功达当场就要发作，高麻子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端起酒杯：“喝酒喝酒。”
乡干部们也都纷纷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谭功达强捺住心头的火气，将杯中的酒干了，看着满桌的酒菜，呆呆地发愣。太过分！太过分了！白庭禹你狗日的太过分了。席间，白小虎一连三次举起酒杯来给县长敬酒，谭功达只装看不见，像木雕泥塑一般僵在那儿，不理不睬。白小虎更是满面通红，手里端着那杯酒，喝不下去却也放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乡干部们也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小娴的妈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腰间系着一条围裙，早已从厨房赶了过来。她笑呵呵地走到谭功达身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劝道：“我们家小虎人老实，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抬举他做了个副乡长，也是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谭县长的信任。他有些不对的地方，还请谭县长多多教导。”
高麻子见状，赶紧低声对谭功达道：“若是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丈母娘给女婿敬酒，就算是天大的礼数了，这酒你不能不喝。”
谭功达只得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硬是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了声谢，一饮而尽。那女人见谭功达脸色转缓，又用胳膊碰了碰他儿子，嘴里道：“县长你慢慢喝着，厨房那边还等着我去烧火呢。”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说来也奇怪，那妇人走了以后，不论是白小虎还是别的什么人，但凡有人向他敬酒，谭功达既不推辞也不答话，端起酒杯就喝，仿佛一心只想把自己灌醉。高麻子知道谭功达心中气恨交加，积郁难排，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劝止，见他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只见谭功达目光飘忽，人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眼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勉强捱了一会儿，谭功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昏昏睡去。白小虎和高麻子两人赶紧将他扶起来，带他到附近的客房休息。刚走到外面，谭功达就对着花坛要呕吐，呕了半天又吐不出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扶到房中，安顿他睡下。小娴的妈妈听说姑爷醉了，早已替他从厨房端了一杯酽茶来，一伙人忙了半天，直到谭功达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这才悄悄离去。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锣鼓阵阵，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因见高麻子正坐在一边抽烟，便问道：“麻子，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高麻子道：“今日是农历四月十五，正逢夏庄集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
谭功达“噢”了一声，看了看高麻子，又瞥了旁边站着的白小虎一眼：“农村的集市，上面不是专门发了文，不让搞了吗？”
白小虎见谭功达走到窗下的脸盆架前，正要洗漱，早已趋到跟前，将一杆挤满牙膏的牙刷递到县长手中，谦卑地笑了笑：“这农村的集市是旧风俗，已延续几千年，若完全不让搞，恐怕也不现实。如今的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匮乏。别的不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要买把镰刀，都难上加难。我们几个乡干部一商量，决定搞一个社会主义新集市，除了生产资料的交换、日用品的买卖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表演队，在集市上表演，也算是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吧。”
谭功达听他说话有条有理，看上去人也显得精神伶俐，办起事来似乎颇有决断，比起孙长虹那昏聩糊涂的窝囊废，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只是他的头发梳成主席像的样式，有点不伦不类。想到这儿，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
高麻子在一旁道：“白乡长昨天见你喝醉了酒，惟恐有个山高水低，放心不下，在你床边守了一夜，早上四点钟才走的。”
谭功达听高麻子这么说，想起昨晚的事来，心里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便对未来的大舅子笑了笑：“昨晚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怪白庭禹这个狗娘养的，这么大的事，他竟然连个口风都不漏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