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桃夭李也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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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宇宙名物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有切己着，虽铢锱不宜；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焦瘁殆尽。为公思之，每恻然无眠。须知梅城小县，非武林桃园，不能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退社之风，盖有源于此。人事天道，自有分界。人事所不能，待以天道而已。夫人定胜天者，闻所未闻，非愚则妄，不待详辨。至若共产主义于1962年实现，则更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岂不闻六朝人语：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乎？公虽非荷，去之亦不远矣。公仰赖力大者护佑庇荫，遂一意孤行，胡作妄为，然而公独不闻宋人“荷尽已无擎雨盖”之言乎？
这是大年除夕的傍晚，天色阴晦，大雪飘飞。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早晨泡的一杯茶，现已结了一层薄冰。谭功达坐在书房的桌前，将这封匿名信一连读了三遍。这封信一看就知道是个乡村学究所写，信中的话文绉绉的，却是骂人不带脏字。那首六朝人的小诗，明明是骂他秉赋黯弱，不堪重任，也含有劝退之意。而最后那句“荷尽已无擎雨盖”简直就有点刻毒了。从邮戳上来看，这封信竟然是从普济寄出的。此人身处乡野，竟然对县里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不仅知道自己背后有所谓“力大者护佑”，而且居然知道他给省里和中央打过的一个1962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报告，可见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信中所说的“力大者”，大概指的就是鹤壁的聂凤至了。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前，谭功达给他打电话拜年。聂凤至的声音听上去异常苍老、虚弱。他告诫谭功达，上面近来风声很紧，山雨欲来风满楼。地委各机关也很不太平，凡事都得处处谨慎。开挖大运河一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已经老了，地委的事情怎么都无所谓，可梅城是咱们的根据地，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的话，我可就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了。”
聂凤至又说：“潘书记病故之后，省里几位领导都主张派一个新书记来梅城，我担心新书记来了以后你会碍手碍脚，便提出书记一职由你兼任。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做了书记，县长一职迟早得让出来。你的那个通讯员不是已经做了副县长了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嗯，靠不靠得住？”
最后，聂凤至笑着问他：“你跟文工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我看你还得往炉子里加点柴。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白小娴回家过年去了，雪倒是越下越大。谭功达觉得胃部隐隐作痛，便走到厨房里找吃的。锅灶都是冷的，揭开锅盖，早晨煮的稀饭都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厨房的地上搁着两颗大白菜、一把小葱、一块用旧报纸卷着的腊肉、一根冬笋，这些东西是普济的高麻子托人给他送来的年货。平时，谭功达一日三餐大多在县机关的食堂里吃，即便到了周末，他也难得在家生火做饭。可如今过年了，食堂和街面上的饭铺都关了门，谭功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这堆东西，不知如何下手。
天色渐渐地暗了，透过木格子的窗户，他看见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升起了炊烟。屋外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正在堆雪人，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踢得雪片纷飞。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正仰着脸在竹林边看着她的爷爷往门上贴春联；在更远一点的河道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只大猪头，嘴里呵着气雾，正急急地往家赶。他的妻子头上裹着方巾，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他。男人也许走得太快了，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他们。很快，这几个人就走出了他的视线，惟有北风在旷野里扬起阵阵雪霰，在光秃秃的树林上空，簌簌如雨。
谭功达吸了吸清鼻涕，回过头来看了看冰冷的厨房，不由得想起匿名信中“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这句话来，细细一琢磨，倒也不无道理。现在，他只剩下去钱大钧家蹭饭一条路了。按照梅城一带的风俗，除夕之夜不便去人家吃饭，但听着肚子里咕咕乱叫，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打通了钱大钧家的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中午的时候白副县长就来电话把大钧叫走了，说是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开什么会？”
“县长，您都不知道吗？”田小凤笑道，“干脆，您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吧，是羊肉馅的饺子，反正你也不会生火做饭。”
谭功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这大过年的，白庭禹和大钧他们却去开什么紧急会议！即便是开会，他作为一县之长，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他又往白庭禹家打了个电话，那头没人接。最后，谭功达将电话打到了杨福妹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嘴里含着一口浓痰，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她去哪里？我哪个晓得啰，不是说开会吗？一年到头的，哪天不能开会，偏偏挤到这么个时候，家里一大堆亲戚都等着她一个人。喂，你是哪位？”
真是怪事，都去开会了，难道说梅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听见电话那头，老太太还在“喂喂喂”地乱叫，这才想起电话还没挂。
既然大钧不在家中，谭功达只得打消了去他家吃饭的念头，一个人回到厨房里，将早上没吃完的稀饭热了热，立在灶头，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随后，他去院中关上门，来到书房的写字台前，泡上一杯浓茶，拿过那本《沼气设计常识》，读了起来。可没读几页，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大年三十竟然还会停电，谭功达的心里不由地再次暴怒起来。
两年前，谭功达给省里和地委一连打了六份报告，省电力三厅才同意在通往省城的高压输电网上接出一条支线供梅城照明使用。可一旦电力供应紧张，梅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普济的水库大坝虽然已经合拢，但发电机组一时还没有下文。本来南洋的两个侨眷愿意出钱购买发电机，还到普济实地看过两次，可报告打到省里，迟迟没有批复。一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还勃然大怒：“这两个华商的政治背景你到底弄清楚没有？他们和台湾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的大坝修在长江的支流上，一旦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令人烦心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一件。别的县连高级社都普及了，可在梅城，初级社的覆盖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即便如此，竟然还有人暗中闹退社，将县委派下去的工作组扣留在猪圈里……那些退了社的社员担心县里让他们重新入社，便故意毁坏农具，将耕牛毛驴都杀来吃了，将犁头敲下来换糖，一夜之间，山林里长了百十年的大树通通被砍光。地、县公安机关派人下去抓了一批人，还枪毙了为首的五六个，事情还没平息，却有人偷偷地搞起单干的把戏来，把村里的山林和水塘都分给了个人。
粮食征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农民自留的口粮不够吃，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竟然将孩子悄悄地送入县政府大院。县里只得办了一个托儿所，雇了十二名保姆。可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那些从安徽、河南来的讨饭大军也将奄奄一息的孩子往县委大院一送了之。那些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又不能开口说话，要弄清楚他们的来历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就学、户口都是问题。谭功达多次打电话向聂凤至诉苦，老虎却总是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别的县都搞得挺好的，怎么就你们县出了这么多的乱子？你要多动动脑子。”
一年前他提出修造一条连接各乡村的运河。可土方包到各乡村，村民们只是在秋后的农闲季节面子上敷衍一下，就收工回家了。地上一旦结了冰，他们就说下不去锹，宁肯聚在家里打扑克。县里派下去督察组，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心情烦闷的时候，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一大堆焦头烂额的事，免不了要向秘书姚佩佩唠叨几句，可姚佩佩一听他诉苦，就笑着朝他只摆手：“县长，您别，您还是饶了我吧。您一说这个，我就脑仁疼。”然后就抱着脑袋向谭功达只翻白眼。她还说，当初就不该答应到县里来工作，还不如当初在西津渡卖绒线自在呢。这个姚佩佩，脾气阴晴不定，总是让人摸不透，高兴的时候见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可不高兴起来，她就一连几天不理人，要么干脆就赖在家里装病。
有的时候，谭功达也试着将县里的事跟白小娴说说，小娴倒是有耐心听，可根本没往脑子里去，听完了就说：“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县，那该有多好玩啊！”或者说：“老谭，要不我们换一换，我来替你当县长，你去我们文工团跳舞得了。”可见，她也没把谭功达的话当一回事。
他坐在黑暗中，脑子里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两条腿都冻麻了，正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电话铃就响了。
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猜猜看，我是谁？”
谭功达有点听出他是谁来了，心里又不敢确定。愣了半天，只得冷冷道：“对不起，我猜不到。”
“我是赵焕章。”对方哈哈大笑。
谭功达诧异道：“怎么，怎么是你？”
赵焕章反问道：“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赵焕章把电话打到他家，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人平常不苟言笑，今天却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多少有点反常。没准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两个人互致新春问候，又寒暄了一会儿，赵焕章道：
“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跟你告个别。”
“怎么，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差去吗？”
“不是出差，是出门。”
谭功达听出他话中有话，正想问个究竟，赵焕章忽然问他：
“老弟，你喜欢养花吗？”
谭功达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就赶紧说：“喜欢啊，怎么呢？”
“你是喜欢兰花呢，还是水仙？”
两种花谭功达都没见过，可既然对方问起，他出于礼貌，想了想，硬起头皮说：“水仙大概好一点吧。”
“那好吧，再见。”
对方没等他答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谭功达放下电话，站在桌边，半天回不过神来。没来由地打电话拜年，又没来由地挂断了电话，这赵焕章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赵焕章是商务印书馆编字典的出身，肚子里颇有些墨水。平常邋里邋遢，连澡都懒得洗，可就是喜欢养个花花草草什么的，很有些小资情调。据同样喜欢养花的杨福妹说，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台阶上，院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有一年她看中了一盆“美人”，实际上就是狗蝇梅，问赵焕章讨，赵焕章倒是给她了。可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登门，去看看他的“美人”怎么样了，弄得杨福妹的老娘烦不胜烦。最后，小杨找了个借口推说这花自己养不活，让赵焕章又给抱回去了。有一句话赵焕章时常挂在嘴边，叫做“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躺倒任花埋”。话虽说得颓唐了些，可县机关的人都知道他惜花如命。
谭功达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到屋外人声嘈杂，乱哄哄一片，他走到窗前，静静一听，原来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正在唱歌。在时断时续的歌声中，他听见一个女高音用铅皮喇叭向居民们喊话。那声音在寂静的晚上远远地传来，颇有几分凄厉。
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下着。
电还没有来。看来，梅城镇的居民们要在黑暗中度过这个除夕之夜了。
2
正月初八上班的第一天，姚佩佩又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进县委大院，看见司机小王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低着头正在雪地上找着什么东西。
“小王，你在找什么呢？”姚佩佩笑着跟他打招呼。
小王抬头看了姚佩佩一眼，自语道：“咦，我的车钥匙怎么忽然无中生有了？”
佩佩被他逗得“扑”的一声就笑了起来。
“怎么？我的这个成语又用得不对吗？”小王傻傻地看着他。
“不对不对。”姚佩佩笑道：“其实，说话不一定要用成语。你就说，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就行了，多省事！”
“假如我一定要用成语，应该怎么说？”
“你就说——”姚佩佩想了想，道：“你可以说‘不翼而飞’。”
“那丢了什么东西才可以说‘无中生有’？”
“什么东西丢了也不能说无中生有！这个词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小王“噢噢”了两声，又满地找他的钥匙去了。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半了。那辆吉普车旁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她知道省里又来人了，说不定又在四楼大会议厅开会呢。她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咚咚咚咚跑上楼梯，直接向四楼的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的门关着，里面隐隐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好像是白庭禹。他说话的嗓门很高，似乎在和什么人吵架。姚佩佩正要敲门，那扇大门忽然自己就开了，杨福妹手里拎着一只热水瓶，正好出来。
“你有什么事？”杨福妹道。她的语调和以前一样，冷冰冰的。
“我来开会呀。”姚佩佩道。说完，就要从门缝中挤进去。
杨福妹一把就把她给拽住了：“领导在开会，没你什么事。”
随后，她拉上门，丢下姚佩佩，一个人下楼打开水去了。姚佩佩闹了个大红脸，心里道：原来并不是每次上面有领导来，她都有资格去开会的，便满脸羞惭地下楼去了，一路上不住地在心里面骂自己“蠢货”。
一进办公室的大门，姚佩佩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再一看，原来自己的办公桌玻璃上搁着一盆墨兰。她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墨兰，惊喜地差一点叫出声来了。还是在上海静安寺的时候，家里的佣人吴妈因老家就在天目山脚下，每次回家，总要带回几盆墨兰，在花园里养着。一到了开花的时节，父亲就会从花园中挑出一盆，放到三楼的大书房里，作为消闲的清供。想不到在梅城这个地方，竟然也有这种花，而且养得这么好！
姚佩佩坐在写字台前，慢慢地转动着花盆，在阳光下细细观看。这盆墨兰花叶宽阔，秀丽挺拔，颜色黛中带绿，泛着一层油油的光亮。三四茎深紫色的花骨朵从花叶中挤出来，结满了花苞，有两朵已经开了。花朵的四周有一圈嫩黄色的镶边，凑上鼻子一闻，花香馥郁，令人沉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花盆过于普通，虽然颜色倒也配，只是有些残破，而且上面用小刀刻出来的“兰在幽谷亦自香”几个字，也稍微大了一些。
不过，更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花盆的底托满满地汪了一层水，都漫到玻璃板上来了。她知道兰花喜燥厌湿，这个人既然养得出这么好的墨兰，怎么还会给它浇这么多的水？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凭着她对花草的敏感，墨兰的香气中似乎还有一缕淡淡的香味混杂其中，循着这缕幽香，姚佩佩很快在谭功达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大盆水仙。那养水仙的盆子通体洁白，显得极为考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般的瓷胚。其中几枚圆圆的压花石，温润的石纹隐隐可见，宛若山水画的图案。水仙花的花茎高而壮，齐齐地开出一片铭黄。盆壁上也有几个小字：嫣然幽谷。
姚佩佩心里道，这个养花人似乎很喜欢“幽谷”这两个字。不过，同样不幸的是，花盆里浇了太多的水，花梗上还散落着喝剩的茶叶，让用来包根的棉花都浮了起来。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的茶杯，杯沿上还残留着几片茶叶末子。她找来一块干抹布，将盆里的水洇干，一边暗自窃笑，心里暗暗骂道：这个傻瓜，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少不了要给这两盆花猛灌一次水。
果然，到了中午，谭功达开完会从楼上下来，看见姚佩佩趴在桌上欣赏那丛兰花，就冲着她得意的喊道：“怎么样，好看吧？我给你的花也浇了水。”
“我就知道是您浇的水，”姚佩佩道，“把花都快淹死了。”
“怎么，不能浇水吗？”谭功达认真的看着她，问道。
姚佩佩笑道：“怎么不能浇？只是一次不能浇这么多。”
谭功达“噢”了一声，凑到姚佩佩的跟前，道：“你这一盆怎么只开了三、四朵，这花叫什么名字？”
“墨兰。”姚佩佩道。随后就问起这花是谁送的，这么好的花怎么舍得送人。谭功达脸色凝重，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是赵副县长，赵焕章同志送的。”
谭功达告诉她，刚才省里来的金秘书长传达了省委和地委的指示，赵焕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或许提前知道了这个决定，打算把家搬到老家的乡下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因要搬家，他院子里的花带不走，就分送给县机关的同事，留个纪念。
“赵副县长犯错误了？”姚佩佩一脸迷惑地问。
“不清楚。”谭功达道。
姚佩佩因见谭功达一只手始终捂着腮帮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嘴里还不时嘶嘶地往牙缝中吸气，便问他嘴怎么了。
“我的牙蛀了。”谭功达说，“昨天痛了一个晚上，腮帮子肿得老高。对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药？”
姚佩佩说，她那儿有牛黄解毒丸，不过放在家里了：“要不要我回去取？”她见谭功达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补充道：“我骑脚踏车，也挺快的，一会就回来了。”
“算了吧，我还是去
医院叫大夫看看吧。”说完，他顺手抓过公文包，夹在腋下，捂着嘴，哼哼唧唧地走了。
姚佩佩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那盆墨兰，心里惘然若失。她在县机关工作了这么些年，与赵焕章总共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可这个人在远赴他乡之前竟然还记得给自己留下一盆花来，她的心里暖融融的。
她还记得，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开会的人都走光了，他却涨红了脸，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烟灰落了一身，掸也懒得掸。佩佩悄悄地走近他，生怕吓着他：“赵副县长，散会了……”
她又想起今年春节前赵焕章用小楷誊抄的那首浣溪沙词。它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除了自己，没有人朝它多看一眼。看着那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微微翕动，若有所思，若有所语，姚佩佩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打来了一个电话，约她去鸿兴楼吃饭。佩佩道：“怎么忽然想得起来要请我吃饭？”钱大钧只是嘿嘿得笑。佩佩又问：“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是让我去陪别的什么人？”
“你来了就知道了。”大钧道。
姚佩佩骑上自行车，来到鸿兴楼饭店，由一条逼仄的木楼梯，上了二层。地上的毯子黝黑黝黑的，楼梯扶手也是滑腻腻的，手一碰，就有一种不洁之感。姚佩佩知道，在梅城地方，这已算是最好的饭店了。二楼的大堂里坐满了人，服务员领着她侧着身子一直走到里边朝北的一个大房间门口。她看见钱大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朝她招手。
从省里来的金秘书长坐在主位，他的右边依次坐着白庭禹、杨福妹、还有信访办的老徐。另外还有几个人，她一概不认识。姚佩佩见门边的一张椅子还空着，就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钱大钧见人都到齐了，就招呼服务员上菜。
金秘书长看上去似乎五十来岁，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口袋上方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大敞着领口，露出了脖子上粗大的喉结。由于距离很近，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分外触目，似乎还缀着一撮黑毛，样子看上去更显阴鸷、凶悍。原来是陪省领导吃饭。可钱大钧为何偏偏要叫上我呢？由于姚佩佩恰好坐在金玉秘书长的对面，她的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只得低下头，心里感到无聊，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几道冷盆端上来之后，钱大钧就起身斟酒。杨福妹推说不会喝，向服务员要了一杯茶。姚佩佩也是要喝茶的，可看见杨福妹要了茶，忽然心生厌恶，连带着把怒气撒到茶上，紧抿着双唇，一声不吭。好在钱大钧善解人意，让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白庭禹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金玉忽然道：“谭功达县长怎么没有来？”
钱大钧正要解释，姚佩佩突然抢在前头，贸然说道：“谭县长？他去
医院看牙了。”
话一出口，自己听上去都觉得不对劲，似乎是在急于替县长分辨什么。而且这一分辨，反而使得谭功达的缺席，有故意推托之嫌，不觉脸一红，深深地低下头，心里怦怦乱跳。她偷偷地拿眼睛朝四周瞅了瞅，见房内餐桌周围并无空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谭功达，钱大钧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也并未问起他。
白庭禹到底说了些什么，姚佩佩一句都没听清楚。白庭禹说完了话，金玉起身接口道：“白县长太客气了。大年三十敝人临时决定来梅城过年，顺便做些调查研究，承蒙各位盛情款待，终日相陪左右，金某感激不尽。今日权借贵县宝地，略备薄酌，聊表心意，并谢叨扰之罪。”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原来是金玉的答谢酒筵。听他话中的意思，似乎春节前就已经来到了梅城，而眼下就要辞别回省城去了。金秘书长这么一说，白庭禹慌忙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招待不周。”
钱大钧也连声道：“客气客气，金秘书长太客气了。”
杨福妹也夹在里面附和道：“对对，招待不周。金秘书长看得起我们，选择在梅城过年，是我们全县十几万人民的福气，平时我们请都还请不动呢。”
倒是信访办的老徐，虽然职位卑贱，说起话来倒是从容坦然：“细说起来，金秘书长恐怕还要算是半个梅城人吧？”
金玉道：“那倒是。我当年在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前，在梅城住过七八年呢。”
“要不等会儿吃完了饭，我们几个陪着金秘书长去梅城老宅子里看看？”白庭禹建议道。
金玉略一沉思，便说：“那就不必了吧。兰芝这一死，房子早归了公了……我好像听说，那处房子，如今是谭县长住着不是？”
钱大钧点头道：“52年分房子的时候，女主人刚刚去世，没人敢住。谭县长就自己搬了进去，他是个不信邪的人。”说完微微一笑。
姚佩佩见他们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谈兴甚浓，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心里暗自庆幸，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可细细一听他们的谈话，又觉得他们说的话里大有文章。
原来金玉本来就住在梅城！他的旧宅怎么又成了谭功达的家呢？那个“兰芝”又是谁？会不会就是平日里同事们常常提及的冯寡妇？那金玉和这个风寡妇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正这样想着，忽听得白庭禹道：“兰芝的死，我们也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上面派来的工作组要纠她到街市口批斗，我们事先并不知情。镇子上的几个泼皮无赖趁乱一闹，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等到我们的人赶去搭救，已经晚了一步。她当晚回家就悬梁自尽了，我们的确没想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金……”
“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金玉点上一支烟，缓缓道：“我和兰芝虽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名分上还是夫妻，但思想感情上早已分道扬镳，没有任何联系了。她是她，我是我。她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咎由自取，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我还有些东西，主要是一些信件，还遗留在她那里……”
钱大钧道：“要说老宅子里的物品，当时是老徐负责登记处理的，这事他最清楚。”
老徐接话道：“首饰，银器，还有几件贵重的家具都作为无主物品归了公。书籍捐给了梅城图书馆。书信呢，我记得有四百多通，还有一些文稿什么的，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县档案室，我明天就派人去整理翻检。”
“还整理什么！”钱大钧大声道，“你不要让任何人插手。待会我和你一起把所有的信件打包封存，过两天我们派专人给金秘书长送去。”
老徐脸一红，憨笑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金秘书长未置可否，微微一笑。姚佩佩心里想，金秘书长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些书信，就是担心信件内容外泄，可老徐偏偏还是要回去“翻检”！他不把信胆抽出来看，又怎能知道哪些是金玉写的，真是迂腐得可以！与他相比，钱大钧的反应就要机敏得多了，难怪县里上上下下没有人不说他好的。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金玉在喊她的名字，“姚佩菊同志……”
他望着她笑。
开始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叫别人。“佩菊”这个名字，是祖父给她取的。从出生到1949年解放，没有人感觉到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可等到家中遭了大难，舅舅、姨妈、姑妈来上海奔丧，众口一辞，一口咬定家中的诸多变故都是这个名字惹的祸。“佩者，戴也，什么人会把菊花佩戴在胸前？只有在死了人的时候。”舅舅说。而在姑妈的眼睛里，甚至连姚佩佩本人都有了祸水的嫌疑。刚来梅城投奔姑妈的那些年，姑妈成天说她满脸的阴晦之气，急了就骂她报丧鬼。后来，她虽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佩佩，户口簿可是改不过来了。这个金玉怎么会知道她的原名呢？心中一慌，如同梦寐，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傻笑。
“姚佩菊同志，你吃菜。”金玉道。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叫姚佩菊！心里狠狠的骂着，可嘴上依然傻傻的笑。她的手也抖得厉害，更要命的是，金玉叫她吃菜，她很听话地立刻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糟溜鱼。可还没等送入口中，就掉在了汤碗里，溅起点点汤汁，只得把筷子放在嘴里吮了吮。她知道当时她的样子一定傻得可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钱大钧、白庭禹已经站了起来，向金秘书长敬酒。老徐假装没看见，惟有杨福妹在一旁看着她，似笑非笑。
没等到酒筵结束，姚佩佩借口上厕所，从里边溜了出来。一个人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朝前疾走。她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想起自己是骑车来的，想要回去取，又怕再遇见那伙人。一个人站在街边，看着一座老虎灶嗤嗤地冒着热气，呆呆的发了会儿愣，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
天上是明晃晃的大太阳。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做梦的感觉。自打她记事的时候起，就摆脱不掉这种怪怪的恍惚感。就好像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有来由的，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她看不清别人的面目，可别人只要撇上她一眼，就能见其肺肝，轻而易举就掌握了她的一切。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想。天道悠远，人世深险。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似乎隐约可以窥见自己顺流而下的命运。就连自己可怜巴巴的藏着、掖着的那点心事，恐怕也要烂在心里。烂掉到也罢了，最可怕的，说不定迟早有一天，那个躲在紫云英阴影里的秘密终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唉，苦楝树和紫云英的阴影！
3
素有鱼米桑麻之乡的官塘，光今年一年，就饿死了3个人。除去种子和公粮，老百姓的自留粮只够吃两个多月。公共食堂关了门。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碾粉做成团子，可以充饥，但不消化，拉不出屎，得天天用手去抠；水草根晒干碾粉可以消化，但苦涩难咽。全村人脸部浮肿，看上去倒是胖乎乎的，可是风一吹就会倒下来。榆树皮早剥光了，现在已经有人吃观音土了。县长大人知道什么是观音土吗？是塘泥。村里的三个老人就是吃观音土死的。
村长陶国华贪污腐败，生活糜烂。他将去年食堂磨豆腐剩下的豆渣偷偷地运回家中，用盐腌起来，足足吃了4个多月，村民们气不过，将他从家里拖出来，暴打一顿，现已瘫痪在床。妇女主任丁秀英为了讨口饭吃，仗着自己生得漂亮，竟无耻的出卖肉体。怀了孕，又私下打胎，最终流血不止而死，真是大快人心……
这封长达七八页的匿名信，谭功达只看了个开头，就看见信访办的老徐笑眯眯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老徐告诉他，去年冒充县长亲戚的那个妇人又到了县里，如今正在信访办大哭大闹。工作人员把好话说尽了，她就是赖着不走，口口声声闹着要见县长。
“你们给她两块钱，胡乱打发她回去就是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道。
“我们给了她三块钱，都是毛票子，看起来倒有厚厚的一沓，可她蘸着唾沫，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就把钱往地上一撒，骂道：‘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吗？’看来她这次来，胃口还不小呢。”
“那也不能由着她这样闹下去！没完没了！”谭功达把手里的那封信往桌上一丢，气呼呼地道。
“这次她是带了铺盖卷来的。见我们撵她走，就把铺盖往地上一铺，躺在墙角死活不动了。碰到这样的硬钉子，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
谭功达想了想，站起身来，喝了一口杯中的凉茶，对老徐道：“行行行，我跟你走一趟。”
走到姚秘书的桌前，佩佩的眼神十分骇异。她先是盯着谭功达看，然后脸一红，就飞快地转过身去了。搞得谭功达莫名其妙。
下楼的时候，老徐嘿嘿地笑着，碰了碰他的胳膊，“县长，你裤子的纽扣！”谭功达一低头，原来是裤裆的纽子没扣上，秋裤的两根红红的裤带穗从里面钻了出来……
两个人来到信访办，谭功达一眼就看见墙角的花布被褥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她手里拢着一个青布包裹，腿上扎着裤脚，脚蹬一双棉布鞋，鞋底穿了帮。旁边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这妇人见了老徐和谭功达两人进来，不起身，也不说话，索性架起二郎腿，将脸侧向一边。倒是那个小男孩，望见生人，有几分胆怯，紧紧地偎在她娘身上。谭功达在墙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对妇人问道：“大嫂从哪里来？”
妇人用手一挡，低声道：“不敢当！民妇是夏庄人。”
谭功达笑道：“大嫂大老远从夏庄跑到县上来找我，可有什么事情？”
妇人冷冷地笑了两声：“不知县长大人果真记不得民妇了呢，还是在装糊涂？”
老徐一愣，心中暗想：瞧这架势，这个妇人和县长说不定还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若她是县长过去的一个相好，自己夹在当中倒有些不便，正想找个借口回避，忽听得那妇人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春上，在去普济水库的工地上，民妇与县长是见过面的。”
谭功达刚才与她一打照面，就瞧着几分面熟，可要说起什么时候、在那里见过她，倒也颇费思量。听妇人这么说，谭功达和老徐都松了一口气。谭功达很快就记起来：去年水库大坝因移民一事与村民发生争执，有个名叫王德彪的，不慎跌入山涧，摔死了。眼前这个妇人，想必就是王德彪的遗孀了。说起来，王德彪还是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外甥。这个孙长虹因死者是自己的亲眷，竟然第一个带头闹事，谭功达一肚子火气，到今天还没消呢。想到这里，谭功达把脸一沉，语调顿时变得严厉起来：“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你还到县上来闹什么闹！”
“解决个屁！十八块钱的抚恤金，就能换条人命吗？连棺材钱都不够。这年头，到处闹饥荒，我们孤儿寡母，眼看着就活不下去了，不找县上，你让我找谁去呀？”妇人的口气也强硬了起来。她使劲地捏了一下鼻子，捏出一条长长的鼻涕来，不知道朝哪里甩，最后就抹在了旁边的墙上。
“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乡里解决。再说了，那个孙长虹，不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吗？”谁知谭功达一提起孙长虹，那妇人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谭功达吼道：“他的乡长不是早给你们换了吗！他现在连自己都只有躺在床上等死的份了，怎么能管得了我！”
谭功达听出她话中有话，更不知道孙长虹被免职的事情从何说起，正想问问怎么回事，只见那妇人突然把手一拍，眼睛朝上一翻，嘴角一抽搐，忽然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双手捏成拳头，把自己的胸脯擂得咚咚直响。她那柔软的胸脯竟然能发出如此结实、坚硬的声音，令谭功达感到十分震惊。她一边哭叫，身体竟软绵绵地瘫了下去，就势在地上打起滚来，两只脚上的布鞋都踢掉了。那孩子受了惊吓，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看了看谭功达，又看了看满地打滚的母亲，也跟着哇哇大哭。老徐费了半天的手脚，和信访办的几个人死拖活拖，才将那妇人弄到椅子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凉水端过去。
那妇人也不伸手去接，嘴里道：“县长若不给我解决，我们母子俩今天就死在你这里。”
谭功达道：“那么依你说，你要怎么解决？”
妇人见谭功达口气上让了步，立即止住了哭泣，低头想了半天，说道：“要依我，你们先给我那死鬼弄个烈士当当。”
普济水库那件事，老徐也曾有所耳闻。妇人今天这一闹，总算是让他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见妇人提出要评烈士，就笑着劝道：“这烈士也不是随便评的。你丈夫并不是因公牺牲，而是失足掉下悬崖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就是闹到北京，他也当不成烈士。”
“那你们就在县机关给我安排个工作。夏庄那个晦气的地方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老徐道：“在县机关找工作，也没那么便当。机关里都是舞文弄墨的人，你来了，能做什么呀！”
“字我倒是一个不识，”妇人道，“不过什么事都会做，而且纺得一手好线……”
谭功达见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把老徐悄悄拉到一边，低声道：“你手边有没有钱？”
“有。”
“多少？”
“刚刚领的工资，不到四十块。你要多少？”老徐问他。
“全给我。”
老徐打开抽屉，将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一迭钞票交给谭功达。谭功达又从自己的衣袋里找出一些钱来，凑成了五十块，递给那妇人，道：“这五十块钱，算是我个人送你的，你回去到集市上买点粮食，好好过日子，别没事就往县上跑，路也够远的。”
那妇人看见这么多钱，眼睛一亮，赶紧站起身来接。嘴里还嘟哝道：“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我这成什么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可话没说完，她就一把从谭功达手里把钱抢过来，撩起褂子，将它藏到棉袄的口袋里，嘴里仍不住地说：“这叫我怎么好意思，这都成了什么人了。”脸上又是笑，又是哭，说完又拉过那孩子，要他给谭功达磕头。
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县长能给她这么多钱，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谭功达见她面目憔悴，衣服脏乱，可她的那段脖子倒是白得发青，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些妩媚之色，推算她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出头……看着她又哭又笑的样子，再看看那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谭功达心里也不是滋味。
老徐把母子二人送出门外，又留谭功达喝茶。两人隔桌而坐，说了一会闲话。老徐忽然笑着问他，什么时候能吃到他的喜糖。他说这事在县机关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不知是真是假。谭功达知道他所说的是他和白小娴的事，因老徐不是外人，谭功达笑了笑，说：“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只是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八字还没一撇呢。”
“年龄差个十岁二十岁的不是问题，”老徐道，“你知道铁托吗？”
“怎么不知道？
罗马尼亚的一个元帅。”
“不是罗马尼亚，是南斯拉夫。”老徐笑着纠正道，“他有个夫人，名叫万卡·布罗兹，她的年龄比铁托小了32岁，不也金玉良缘，琴瑟调和，革命夫妻，其乐融融吗！”
见谭功达不吱声，老徐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成亲。
谭功达道：“她父母倒是主张早一点把婚事办了。可小娴怎么也不答应，她说要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才结婚。”
“第二个五年计划？”老徐扳起手指，算了算，“这么说，还得等个两、三年。要依我说呀，这种事急不得，可也等不得。”
“您是说……”谭功达问道。
老徐把脑袋往这边凑了凑，神秘地干笑了两声，说道：“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是谁的诗？”谭功达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徐。
“武则天。”老徐说。
老徐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县长就是不懂他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才崩出一句话来：“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懂不懂？”
“这又是谁的话？”
“毛主席。我的意思……嗨，反正，这么跟您说吧，”老徐瞅了瞅四周，压低了声音，对他道：“这姑娘家害羞忸怩是免不了的，比方说你要拉她一下手，她都不让，可你要以为她真的不愿意，那就傻了。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谭功达的眼神里还是有点迷离，眉头倒是越蹙越紧了。
老徐见谭功达似乎对男女之事浑浑噩噩，浑然不懂，只得亮出了他的最后一招：“谭县长，这花，你要不给她浇水，她能自己开吗……”
白小娴过完年，已经从乡下回来了。这天晚上，他和白小娴约好在家中见面。这还是小娴第一次答应到他家里来约会。这是一个不错的预兆，至少可以说明，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的转机。
谭功达从信访办出来，一路上都在琢磨着老徐跟他说过的话，越想心跳得越厉害，步伐随之加快，到了最后，连气都倒不上来了。这个老徐，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没想到还有这一手。哈哈。
回到办公室，一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姚佩佩也没去食堂吃饭，正伏在桌子上就着白开水啃烧饼呢。谭功达就问她还有没有干粮，姚佩佩满嘴唇都是芝麻屑，嘟嘟囔囔地说：“我只买了一块，要不我分你一点？”
谭功达想了想，说：“好吧。”
姚佩佩就从没有吃过的那一头掰下一块递给他。随后，就翻开桌上的一本工作日记，告诉县长上午都有哪些人打来电话，哪些人来访，说了哪些事情。谭功达根本就没有用心听，脑子里在盘算着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很快就打断了姚秘书的流水账，吩咐她道：“姚秘书，下午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去一下
图书馆，帮我查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
“铁托？”
“对，铁托。”
姚佩佩“噢”了一声，将这件新任务记录在本子上，端起水杯，出门往盥洗室去了。
这天下午，谭功达也没在办公室呆着。姚佩佩前脚出了门，他后脚就溜了出去，来到梅城供销社，想买件新衬衫。女售货员认得他是县长，态度热情得有点过分。不过她告诉谭功达，供销社还从来没有卖过衬衫，只卖布料。想要现成的衬衫，得买布料让裁缝去做。谭功达又去了一家百货公司，两三家布店，答覆均是如此。偌大一个梅城县，竟然买不到一件新衬衫！看来明天得专门开个会，好好研究研究。
随后他去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让师傅替他搓了背，修了指甲。出了澡堂，见时间还早，又去剃头店理发修面。躺在理发馆的椅子上，满嘴涂满了凉凉的剃须膏，谭功达一会想着白小娴，一会想着老徐露骨的煽动，心里仿佛有了底气似的，渐渐地出了神。只要用水来灌溉，幸福的花蕊遍地开。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咚咚咚咚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