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这天早上，姚佩佩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来县里上班。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车。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
“你又姗姗迟到了。”小王笑呵呵地对她说。
“你应该说姗姗来迟了。”姚佩佩替他纠正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小轿车？”
小王用手指了指办公大楼，说：“我哪有福气开这样的车？省里来人了呗。”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今天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待会儿，钱大钧大概又要罗嗦个不停了。姚佩佩上了楼，走廊里寂静无声。各个科室的门都开着，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也空无一人。她坐在桌前，拢了拢头发，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拿起一本《灾情通报》翻了翻，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她给县长办公室的杨福妹打了个电话，小杨的语调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你怎么总迟到？”杨福妹在电话中对她说，“人都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呢，你快去吧”。
“那你怎么不去？”姚佩佩问她。
“我？我得守着这部电话呀，我在值班。”小杨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姚佩佩懒懒地来到四楼的大会议室。还好，门是虚掩着的，一屋子的人都站在那儿唱歌呢。她松了一口气。会议似乎才刚刚开始，姚佩佩虽然不会歌词，也只得跟着那些人瞎唱了一通。等到那些人唱完了歌，姚佩佩心里猛地往下一沉，顿时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原来，唱歌的人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把椅子！歌声一停，所有的人都入了座，就只剩下姚佩佩一个人傻站在那儿了。她感到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心里怦怦直跳。主持会议的谭功达冷冷的瞥了她一眼，静默了一会，宣布道：“现在，我们开会……”
好在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在朝她招手。姚佩佩的脸红到了脖子根，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她赶紧猫下腰，三步并着两步蹿到小汤跟前，两个人并排挤在了一张椅子上。
由于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汤碧云想跟她说话，也只能装做记录的样子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句话，然后悄悄地捅捅她的胳膊，让姚佩佩自己去看。佩佩用眼角的余光朝那张纸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的是：
怎么谢我？
姚佩佩也学着汤碧云的样，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主席台，装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却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请你喝羊杂汤怎么样？
碧云平常就爱吃个牛羊肉什么的，再加上她本来就姓汤，一张嘴成天喜欢胡说八道，因此他们科室的人都叫她羊杂汤，也有人叫她羊杂碎的，汤碧云也不以为意。小汤见佩佩取笑她，就偷偷的在她的腰上狠狠的掐了一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姚佩佩无法躲闪，只能装作没事人一般，忍痛不语。
正在主席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姚佩佩不认识。他身穿黑色的卡叽布中山装，神情肃穆，嘴角一颗大痦子。姚佩佩便在纸上向汤碧云问道：
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碧云也在纸上回答她：
其外。
姚佩佩看着这“其外”两个字，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个人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姚佩佩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终于在预先印发的与会者名单中找到了一个名叫“金玉”的人，想必他就是汤碧云所谓的“其外”了。她偷偷地笑了半天，又在纸上写道：
岂止是个“其外”，我看他分明是个“其中”。
汤碧云见了，略知其意，也在掩嘴而笑。
这个人说了一大段开场白，把那眼镜子取下来又戴上，戴上又取下，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宣读省委的一个什么决定。按照省委的最新任命，鉴于原梅城县委潘晋仁书记一周前病故，由谭功达兼任梅城县委书记；钱大钧升任副书记兼主管文教的副县长；县长办公室的秘书杨福妹改任办公室主任。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小汤在姚佩佩德耳边悄声说道：“你们领导升官了，难怪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衬衫。”
姚佩佩朝主席台上一看，见钱大钧坐在最边上，身上果然换了一件簇新的洋布衬衫，胸前的口袋里一下子插上了好几支钢笔。他的头发也梳成了“后倒式”，上面还似乎涂了一层油。
“可他怎么老皱着眉呀？”姚佩佩问道。
“他们都爱这样。升了官，心里头高兴，可又不能让旁人看出来，只能狠狠地皱眉头。”有了这句话，姚佩佩再仔细看了看钱大钧脸上的表情：可不？简直是哀痛得就要哭出来似的。突然，只听得“呼啦”一声，全场起立。嘈杂的掌声，忽然变得很有节奏起来。原来是省领导在宣布完决定之后就要离场了。那个名叫金玉的人，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亲切话别。这个人因嘴角长着一个大痦子，再怎么笑，看上去还是有点凶。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有几分凶相？
当他走到钱大钧跟前的时候，两个人的胳膊就像被胶水粘在了一起，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连姚佩佩都觉得手臂发酸。她看见金玉附在钱大钧耳边说了句什么，钱大钧就仰直了脖子，朝会场里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随后，钱大钧又趴在金玉的肩膀上又说又笑，那领导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笑了笑，终于走下了主席台。可算是要走了！姚佩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料，这个人在谭功达、赵焕章等人的簇拥下刚走到门口，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向人群挥手致意。于是，疾风暴雨式的掌声又一次响起。趁着这个功夫，汤碧云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佩佩搬了一张椅子来，悄悄地说：“看你的腰还挺细的，屁股却这么大！挤得我直往下掉。”
姚佩佩笑了笑：“中午我请你去清真馆吃饭”。
“算了吧，”汤碧云道：“你就别逗我开心啦。”
“真的。不骗你。待会儿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去。”姚佩佩一本正经地说：“我上个月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
“去什么去？你忘啦，今天中午全体工作人员要在食堂集中吃忆苦饭。”
一听说忆苦饭三个字，姚佩佩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这忆苦饭，半个多月前不是刚吃过一回吗？怎么又要吃了？”
这时，谭功达等几个人在送走省领导之后，已经回到了会议室，在白庭禹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
姚佩佩在县里已经呆了两年多了，可对这里的工作极不适应。没完没了的会议、下乡、培训，数不清的表格、剪报和文件弄得她整天晕头转向的。姚佩佩最怕下乡了。有一次，她被派到梅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闹双抢”，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学插秧，倒是觉得挺好玩的。可等到她走到田埂上，看见自己的小腿上竟然趴着五六只肥肥的蚂蝗，其中有一只居然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她肉里去了！当即两眼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水田里……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她常常因为送错了文件而受到钱大钧严肃的批评。
单单这些倒也罢了。可单位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唬唬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的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自己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
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无论她怎样不要脸地看到每个人都谄媚地微笑，她的名字永远都准时出现在布告栏的最后一位。到了后来，她索性懒懒散散，破罐子破摔，不去管它了。
终于等到一天，她在布告栏自己的名字下面看到了一个“垫底”：汤碧云。眼前不由得一亮，暗暗在心里笑了半天。心里那一阵畅快，就别提了。可笑完了以后，转念又想，在县机关，竟然有人比自己还差，这个人想必一定十分优秀。心里不禁暗暗地就崇拜起这个人来。这一次，姚佩佩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咋咋呼呼的到处打听，免得人家看穿了她的心迹，说她搞小山头，自甘堕落。她利用往各个单位送文件的机会，明察暗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被称作多种经营办公室的科室里将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坏分子给挖了出来，顺带着还掌握了她的绰号：羊杂碎。
姚佩佩找到汤碧云的那天，羊杂碎恰好被她的一个顶头上司——据说是一个长着黑笃笃小胡子的老处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正坐在办公桌前哭鼻子呢。姚佩佩把她叫了出来，把自己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骂了个遍，借此轻易赢得了汤碧云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大院里的一丛
海棠花底下互吐衷肠。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一拍即合，彼此沆瀣一气，相见恨晚。
我们是坏蛋。哈哈哈哈
我们是落后分子
我们是没人要的小屁孩
哈哈哈哈
因此
我们是朋友
两个人都觉得从此以后生活有了盼头。她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们单位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外号。最后，姚佩佩颇为动情地表白道，要是汤碧云是个男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对方也表示，自己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正这么胡思乱想，主持会议的白庭禹忽然叫起了姚佩佩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正说你呢，”汤碧云笑着望着她。“恭喜恭喜，你也升官了……”
姚佩佩仔细听了听，原来是县里的人事作了微小的调整：鉴于杨福妹升任县办公室主任，姚佩佩就被调到了谭功达的办公室，担任县长秘书，接替杨福妹的位置。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散。
在去食堂的路上，姚佩佩满腹忧虑、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汤碧云不停的跟她开玩笑，佩佩也不理不睬，汤碧云见她又在胡思乱想，就推了她一把：“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越好糊弄。”
“什么呀！他的脾气也够大的。还有，这个人不太爱讲卫生，老远就能闻着酸味。”佩佩道。
“这好办，”汤碧云一本正经的道：“你每天替他洗个澡。”
“放屁！”姚佩佩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呸呸呸，你干嘛不去给你们小胡子大妈洗一洗，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两人正闹着，一扭头，看见谭功达和钱大钧两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两个人正想溜，没想到钱大钧在身后叫住了她们。两人走到近前，谭功达目不斜视，连正眼都不瞧她们一眼，就走过去了。钱大钧眼睛盯着姚佩佩，却对汤碧云笑道：“羊杂碎，下午上了班，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说完，又朝姚佩佩看了一眼。那样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他的眼神怪怪的，似乎在给她使眼色，眉毛往上轻轻一扬，让人颇费思量。
所谓的忆苦饭，不过是由麸子、谷糠、豆渣等熬煮而成的稀饭。盛在一只大木桶里，清汤寡水的，用汤碧云的话来说，往那木桶上一趴，就能照出人影子来。姚佩佩硬着头皮，盛了一碗粥，和汤碧云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坐了下来。姚佩佩勉强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反胃，弄得她只想呕吐。
“豆渣是馊的。比猪食还难吃。”姚佩佩抱怨说。
“菜叶子也是黄的，像是在泥里沤过的。”汤碧云说。她在碗里搅了搅，挑出蚕豆来吃，等到她把为数不多的几粒蚕豆吃完，就将碗一推，筷子一丢，拖着脑袋怏怏发愣。
“哎，你看钱副县长，倒是吃得挺欢的。我数过，他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姚佩佩小声道。
汤碧云直着脖子，远远的瞅了钱大钧一眼，冷冷道：“他呀，升了官，心里头美滋滋的。假如有人让他把一缸泔脚水喝下去，他保险比谁喝得都快。”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对姚佩佩说：“上一回季度考评，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会跑到你后面去的吗？”
“不就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吗？”
“哪儿呀，就是那回吃忆苦饭，我没去，躲在女厕所吃饼干，被我们小胡子领导当场抓住了。”
“你们领导也吃得挺欢的。”
“她呀，你就快别提了。这人肥得像一只癞蛤蟆，脖子比脑袋还粗。咳嗽一下，身上的肥肉都要抖上半天。”汤碧云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姚佩佩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说这时候，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又不是没有好青菜，干吗净往锅里放烂菜叶呀？”
“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这名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我现在一想到清真馆的生煎馒头，就受不了”。
“对呀，牛肉包子呀！”
“还有羊杂碎汤呀！”
“兰州拉面呀！”
“对呀，还有莲花酥呀！”
“荷叶饼呀！”
……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背后有人冷不丁接话道：“依我看——”
两个人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紧挨着他们身后靠墙的位置，还有一张小方桌。刚刚打饭的时候，姚佩佩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没人。不知什么时候，赵焕章副县长悄不溜声地坐在了那儿。
“依我看呀，清真馆最好吃的还要算是锭子锅盔，你们以为呢？”赵焕章道。
“是是是……”姚佩佩傻傻地笑着，拼命冲着赵副县长点头。
“好吃好吃，锅盔好吃，锅盔好吃……”汤碧云也连忙附和道。
看到两个女孩愣愣的望着自己，吓得面无人色，赵副县长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用担心。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不过，以后说话可得留神。俗话说，隔墙有耳。”说完，端起饭碗，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站起身来，笑眯眯的走了。
7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碧云，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颺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的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了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得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的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夹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的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有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伺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的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你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哪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举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覆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学员要高一些。修长匀称，皮肤白皙。她汗涔涔的，正侧着身子，将脑袋往脚尖上压。初一看，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来的姑娘。谭功达一看她的脸，立刻就吃了一惊，像是被锋利的锥子扎了一下，身体软软的，难以自持。古人说的倾国倾城之貌，虽有夸张之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然，何以我一看到她，身体就摇摇如醉？
白小娴的照片，白庭禹一个月前就送给她了，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她的照片，谭功达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可是一见到真人，比照片还是要漂亮不少，谭功达的汗顿时就下来了，心也快跳到了嗓子眼。作孽啊作孽，这真是作孽。天哪，太过分了。我的眼睛怎么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谁家的孩子？竟能长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他再想起刚才在楼道里白庭禹跟他说过的考试和答案的一番话，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也觉得是莫大的安慰。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白庭禹，而后者也得意得朝他微笑、颔首，似乎在说：“怎么样？”
不一会，秃头教练宣布下课，学员们各自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谭功达看见白小娴怀抱着一堆衣服，用一块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快速地朝门边走来。一看到白小娴朝自己走过来，谭功达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兀自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小娴走到门边，见有几个人堵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怒气冲冲地对谭功达道：
“让开！”
白庭禹看见白小娴怒目横眉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好。他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拉住，压低了嗓门向她介绍说：“这位是谭县长。”
“我知道他是县长！”
白小娴一甩手，差点没把白庭禹带个跟头，再次对谭功达吼道：“你让开！”
谭功达看见她嘴唇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额前的刘海也是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汗味。他本能地往后靠了靠，白小娴一侧身，就钻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白庭禹和谭功达面面相觑。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团长显然也缺乏准备，等到他回过神来，再张罗人去把她拦住，哪里还有白小娴的人影？
秃头教练见状上前献计说：“白小娴一定回宿舍去了，要不要我去宿舍把她叫过来？”
白庭禹低声道：“不用了。”他转过身来，对愣在那儿的舞蹈演员喊道：“大家排练得很好！啊，很好！基本功很扎实，啊，很扎实。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他总算硬着头皮，说完了这几句话，学员们也就散了。
等到练功房门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团长说：“不如先去吃饭，在鸿兴饭店。吃完了饭，我亲自给小娴去做做思想工作，保管……”
“不必了，”谭功达道：“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三级干部会。”
白庭禹见谭功达受了惊吓，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只得对团长说：“要么这事就先这样了，以后再说。我这个侄女，样样都好，就是那臭脾气，跟我嫂子一模一样。我们告辞了。”
团长见白县长这么说，只好闷闷地把他们送到门外，挥手作别。吉普车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在坑洼不平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因县机关还没有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下午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被安排在梅城中学的大礼堂举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谭功达让小王将车直接开到梅城中学，他和白庭禹就在马路对面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吃饭。
白庭禹特地要了一瓶高粱，说是给谭县长压压惊。
“我看这事还要斟酌斟酌，”谭功达说：“别的且不论，这年龄的确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么点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白庭禹劝慰道，“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事，我把这门亲事与哥哥嫂子三头六面都说清楚了。他们哪有不愿意的？虽说到了三十四五岁上，夫妇二人才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一味骄纵，百般疼爱，一听说这件事，我那嫂子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说道：‘要是结成了这门亲，我们悬了五六年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他们是被土改和镇反吓破了胆，哈哈，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莫非你们家是地、富、反、坏？”
“反坏倒也说不上。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家跟这个地富略微还沾点边。”白庭禹道：“我们家祖上世代在长江淮河上贩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家中广有田产。我十八岁出去参加革命，自然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线。可我的哥哥就不同了，他是长子，这么大的一个家私，虽经分家析产，临解放时，划在我哥哥名下的田产少说也有两百亩，不是地主是什么！到了52年划定成分的时候，土改工作组顾念我革命多年，多方做工作，最后给他家定了个中农。成分虽说划定了，可我那哥嫂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落下一个心病来，担心一旦翻出旧账，说不定还得来个人头落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肝胆俱颤。”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白慕尧。”
谭功达一听白慕尧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他此前曾一连收到过三封匿名信，都是举报土改工作组徇私枉法，白慕尧划定成分不当的。在这件事情上，白庭禹虽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可私底下做了多少手脚，也不难想见。不过事已至此，碍着白庭禹的情面，他也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道：“这么说，白小娴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白庭禹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鸡冠似的，“我从夏庄老家回来的当晚，就去找她谈了话。”
“她当时怎么说？”
“嗨，这种事，”白庭禹支吾道，“这种事，哪有姑娘家一问，就愿意的？免不了要推三阻四一番。嘴上说不愿意，心里头没准乐开了花。这女人的心要是硬起来，简直就不能算人！可是再烈的马，你骑上它溜一圈，没有不驯服的。别想这么多了，这都是女人惯常的小心思，你哪懂这个！我这个侄女，脾气的确有一点，可心地纯良，天真无邪，你们结了婚，日子一长就好了。”
谭功达一个人喝着酒，心里闷闷不乐。揣测白庭禹话里的意思，可见小娴心里不情愿。不情愿倒也罢了，刚才她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还不是嫌我老？想到这儿，他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恼怒起来。他倒是想打退堂鼓，可他一想起白小娴那张桃花带雨，娇艳欲滴的脸来，心里又有点不甘心。半天呆在那儿，始终没有说话。正在踌躇间，忽听得白庭禹道：“你回家后，赶紧将屋里屋外收拾收拾，别弄得像个狗窝似的，让老人看了心里寒碜，后天一早我就带他们过来。”
谭功达不由得一愣，诧异道：“你，你带什么人过来？”
“怎么，钱大钧没跟你说吗？他怎么把这事也给忘了！我哥哥嫂子想来县城一趟，一来与你见个面，二来呢，也想在县城逛逛，买点东西。他们今天晚上到，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这件事大钧倒是跟我提起过，是我没在意。”谭功达的神情有点恍惚。他想起来，前天中午，钱大钧来他办公室的时候，谭功达正在跟新成立的县科委的几个人谈沼气试点的事，他隐约记得钱大钧特地将他叫到门外，还问他要不要添点什么家具，等到他送走了科委的人，心里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大钧这小子，怎么忽然神秘兮兮的跟我说什么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