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

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

他当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张燃尽的纸，连灰烬早晚也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平静。不怕外界的风和雨，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负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不愿意再有一个人和他“共苦”。当然，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么现在，是该“同甘”了吗？死去的她没能与他“同甘”，为什么要另找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徐力里？与他“同甘”的人应该与他共过“苦”。

“徐力里同志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很多不幸，你们会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术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终是这句话让他点了头。

受过苦的人，至少跟他会有共同语言，可是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不愿意让关心他的领导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过去，连见都见不到的人物，现在不厌其烦地找他，固执会让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会让人误解落实政策翘尾巴，会让人误认为他对党有成见。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心肠也软。他热爱党，在一些青年人已经不屑入党的时候，他在入党宣誓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尊敬市委书记徐克同志，由衷地敬爱。六五年他亲耳听徐克同志在人民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徐克同志讲：“对知识分子，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是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重在表现……”这些话温暖了他的心。他感动极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虽然那次讲话没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志这段话。就为了这段话让他走进徐克同志的家门他也是情愿的。毫无办法的是他对照片上那个冷若冰霜的徐克同志的女儿没有一点好感。

但他仍然点了头。对他来说，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结婚了。

对方又等了一百天才点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即使他点了头也可以再摇头的。

世界上竟有一个女人跟他一样对此事要想一百天，却并不要求见对方一面。

新婚那天，他们两人从徐克同志家回到他那幢小楼，原来相距不过几百米。

走进他草草收拾过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当他和她单独在一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时，他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无法镇静在如火如荼的燃烧中，如醉如痴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满足。当他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理智的时候，他感到羞愧。他悄悄地望望她。她却闭着眼睛，双颊绯红，一种幸福和陶醉使她分外美丽、动人。“就这样，永远永远结为一体，不分离。”她说。

可这一次入新房，他没有一点点兴奋，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情绪。有的只是疲倦和厌烦。整整一天，他应付了多少礼貌的恭贺之词，说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话，表示答谢，表示喜悦，表示满足和幸福，这些让他的大脑疲惫不堪，口干舌燥。难道只是因为累了，或是没有感情？为什么自己的那部分丝毫感觉也没有？人的身体器官不像房间里的家具，不用了闲置起来，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生理上有了毛病，他望着陌生的新娘，心里产生了一种歉疚感，仿佛自己是个等待审判的人。

徐力里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房间，仿佛这屋里并没有他这个人。

“这幢楼，全是你的吗？”她问，并不看他。

“对，还有我弟弟和妹妹。”

“那我的房间呢？”

“就是这间，噢，这是比较大的一间，而且向阳。”

“那好吧，我们谈完问题，你就回你的房间里去吧。”

柳若晨这才听清楚，原来在徐力里的概念里，他与她应该是各有一个房间的。可他原来根本没想到，除了这间新房外，他还要准备另一间，尽管这完全办得到，而且很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有权者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他还是感到意外，起码在新婚第一夜是意外的。

“谈问……题？”他有点迟疑地问。

“我是个搞技术的。”她说。

“我知道，我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家庭担负不起什么责任，我不会做家务，也不想学。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我惟一的嗜好是看书……可以这样说，我对家庭生活缺乏准备而且非常不习惯。”

“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

“我们最好各自都是自由的，我不愿意成为家庭的奴隶。”

“这，您尽管放心，我这个人的性格，恐怕在社会和家庭里都当不了奴隶主。”

她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这笑显得有那么点冷酷，像她那张照片。他觉得她在嘲弄他。

“我的意思，”这是她第二次用这话开头，仿佛她老在岔开他的话，“我们各自吃各自的饭。其他花销，比如衣服、书籍也是各买各的。”

“这个……”他虽然不了解徐力里，却没有想到她如此之“独”，结了婚还分灶、分账，这是他又一个没想到，第二次结婚与第一次果然处处不同。

“好吧，这对我也挺习惯。”他说，觉得很扫兴，尽管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兴。

“我的意思是，”徐力里第三次说这个开头，“我不想做母亲，有人结婚就是为了做母亲，可我绝不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晚上住在一起，你结过婚，自然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一次，他对她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她不想尽妻子的责任，也不要他尽丈夫的义务。两人毫不相干。这叫夫妻吗？放到别人身上，这是绝不可以容忍的事。而柳若晨却突然产生了一种解脱感。这样好，最好。刚才那个毫无反应的部分给他造成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了。

“问题”很快谈妥了，他回到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书房，里面放着三天前刚刚从那大屋里搬出的单人床。他感到好笑，这次婚姻就是换了一间房子，把原先当做卧室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睡到了书房里。他用一间向阳的冬暖夏凉的大房间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名分上的妻子，和一份不再被人叨扰的安静。

对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俩遵守着一个默契，谁也不曾吐露一点。连住在楼下的弟弟柳若明和妹妹柳若菲都没有发现。

不久，柳若明兴冲冲地跑上楼同哥哥商量。市开发公司要买他们这幢楼，出价六十万，另外再给他们三套单元房。柳若晨拿不定主意，他对这幢楼总有一种畏惧，一种厌恶，这是他父亲用剥削的钱买来的，他们兄妹三人本不应在这里住，只是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才搬了回来。住可以，卖行吗？柳若明看不上哥哥这种优柔寡断的样子。“算了吧，收起您那套左派论调吧，什么不合适。买主是国家，卖就是于国于己有利，不卖就是给市政府出难题。”妹妹柳若菲闹得更凶，她当了二十几年狗崽子，不能白当，精神摧残得要物质补偿，她离开了丈夫那个小窝，可住在自己漂亮的小楼里却没有钱买双漂亮鞋，二伯父回来答应带她去美国，虽说伯父有钱，但总不如自己有花得痛快，后半生她要过得舒服点，没钱一切是个零。

柳若晨为难了，一个刚刚转正的党员，可以这样做吗？他想到了妻子，只有跟她商量商量了。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不管。”徐力里一把尺在图纸上量来量去，头也没抬。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你去问问你父亲。”他说，“我们不能犯错误。”

徐力里没有说话。晚上，她推开他的房门，对他说：“父亲说，政策允许，完全可以。”这是徐力里参与柳家惟一的一件事，也是柳家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他多少觉得她还算个柳家的人。

房卖了，兄妹三人各分了二十万元。弟弟高高兴兴拿着钱搬走了，妹妹拿着钱申请去美国找二伯。柳若晨把钱全部交了党费。组织动员他留下，他执意要交，这一举震动了全局，他被评为年度优秀党员。

他和徐力里搬进了普店街对面那幢二十二层的黄山大楼。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仍是各住各的房间。没有了楼下弟弟妹妹的喧嚣，他觉得有些孤寂，这个小单元门一关，把他和她关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但他们仍没有把两个人合到一个更小的世界。柳若晨和徐力里就这样清清白白而又不明不白，孤单而又自在地“共同”生活了五年。

今天一大早，徐力里就出去了。他从来不问她去做什么。他们每天是用灯打招呼的。他下班回来看见她屋里的灯亮着，就说明她回来了，还没有睡。房间黑着灯，就表示她还没有回来，或是睡了。谁知她会不会注意到她的房间之外还有一个住着他的房间，有一盏会亮也会灭的灯。

窗外，是人声鼎沸的热闹世界。柳若晨望着楼下那条已成为自由贸易市场的小街。个体摊贩们一大早就吆喝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国营商店里难得见到活蹦乱跳的鲜鱼，粮店里买不到的各样品种的五谷杂粮……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他把目光聚集在密集的人流中，分解一个个的人。一个胖胖的老妇人领着个小男孩，那孩子指着一个货摊拼命地拉那个老人，于是那孩子手上多了一把木制的大刀。一个中年妇女提着装满鲜菜的网兜和一个鱼贩激烈地争执着什么，突然扭身要走，鱼贩拉住她。不一会儿，那妇女的网兜里多了一条鱼。他的目光又落到一个戴着眼镜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身上。那男人显然是走得不耐烦了，拎着一只活鸡想往外走，又被一个女人拽住了。他甩开她，仍想走，可那女人硬扯着他朝一个人堆儿里挤，那儿可能有什么稀罕货！中年男人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跟她走了。柳若晨看着这一对男女，他忽然有点羡慕，羡慕那被拉扯得垂头丧气的男人。一个男人，在生活里也许需要一个女人拉扯一下，需要跟在一个女人屁股后面无可奈何，垂头丧气。

他想起死去的她，如果她活着，说不定他们今天也会挤到这人群中去，她会挽着他的胳膊，就像从对面普店街走出走进的那一对对青年男女一样。她有这个胆量，即使在那“兴无灭资”的时代，她也敢在街上挽着他走路，在树荫下的暗处突然踮起脚儿来亲他一下。可徐力里不会这样，也不能指望有这样一天。

他不由得有些伤感，有些沮丧，进而有点冒火。他感到了没有家的悲哀，也感到一种对徐力里的恼火。他相信天底下没有人过着他这种生活，没有他们这样的夫妻。

他扭转身子，窗外的世界太刺激了。空荡荡的房间也让他感到刺激。他不会抽烟，没有赖以排遣烦恼和缓解惆怅的东西，每当他要思考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地搓着手中的笔，久而久之，笔杆上被他搓出了深深的痕迹。他搓着笔一下又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十分强烈。———到她房间里去！他为什么不可以进去看一看，坐一坐，翻一翻？那是妻子的房间，他完全有权利进去，以一个主人的身份进去。搬家时，是若明找朋友一起帮他搬的，他帮她把东西乱糟糟地堆在屋里后，就再也没进过那房间。

他把笔插到口袋上，走到她的房间门口。门没有锁，他们是君子协议，两个人又都是君子，谁也没有违反过。可今天，柳若晨决定当一次小人。他打开了门。

房间干净，陈设简单。他结婚时买的那张床和一对椅子，她从娘家搬来的写字台和一只棕色皮箱，两个书架。都是些他早已见过的东西，所不熟悉的是单身女人房间中特有的一种馨香。

这不免让他扫兴，当了一次小人，却一无所获。他不甘心转身就走，既然已经当了“小人”，索性就当到底。他在床上坐了坐，很快又站起来，把坐皱的床单拉平，他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她的内衣、内裤。他赶紧盖上，仿佛自己做了件令人脸红的事，心也有些发慌。他又走到写字台前，玻璃板下压着许多照片。每张照片都有她。她梳羊角辫儿的红领巾照，戴着团徽和大学校徽的少女照，她与父亲和弟弟徐援朝的合影，陈毅同志和他们兄妹合影的纪念照，以及她各个阶段的集体合影照。没有他。他和她没有拍过合影照，他曾有一张照片由介绍人转交给她，但她没有放在这儿，这不怪她，他们本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

左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叠钱。右面的抽屉是梳子和剪子之类，中间的抽屉，里面是书和笔记本，会不会是日记？猎取她的秘密这一念头牵动着他，他相信已接触到了秘密，一个他想窥探的秘密。他看看身后，门是关着的。他急忙拿起一本翻开，不是日记，是工作笔记；又翻开一本，是会议记录；再翻开一本，是学习札记，一本本全翻过去，他彻底失望了。

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再一次地失望了。

剩下的是几本外文专业书和一本小说。不会再有什么了，他拿起小说，随意翻着，这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简?爱》，他觉得有点好笑，她还喜欢读小说，读这本充满了爱与恨的《简?爱》？这么说她还不是一个不谙尘世情感的修女。或许这书里有哪些话吸引过她，使她也像在那几本外文专业书上一样划上些红线。

他没有发现红线，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夹在书中间的照片，一个他所熟悉的人的照片。

他惊呆了。

是他，绝对是他。虽然照片上的他那样年轻，额头没有皱纹，脸形要削瘦些，体形要健壮些。他还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现任市长，他每天都要见上一面的阎鸿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用解释吗？他无力地合上书，放回抽屉里。他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五年的谜底，轻而易举地就被他探知了。原来，她心里也有一个人，是过去的恋人，还是现在的情夫？

他浑身颤抖地走出她的房间。

保姆秦阿姨恰巧买菜回来，她立刻发现了柳副市长的这种“小人”行为。

她对于柳家夫妇这种互不相干的生活，已经由惊讶到习惯了。她的工作就是根据他们夫妇的不同口味，做好早晚两餐饭，洗洗衣服收拾一下房间。她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从不干涉主人的个人生活，可这一次，她惊讶了。

“柳同志，您……”秦阿姨情不自禁地问。

“你少管！”柳若晨恶狠狠地嚷道，“记住，不许跟她说，你听到没有？不然我辞掉你！”

“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从不多嘴的。”秦阿姨被他的凶相吓傻了，她从来没看见柳同志这样凶过，他一贯是客客气气，文质彬彬，和风细雨的。但今天，柳同志变了，变得像一只要吃人的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