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7 11:56
在前文《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中已经提及,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禁止“比顽童”的律法。这一历史痕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同性恋风气很严重,二是说明它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及发展有危害。不过,从西方残酷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的典籍里,至今还没有看到对同性恋大规模残酷迫害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不同?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已经禁止同性恋风气?
前文《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已经论述,中国对同性恋的禁止大概来自于中国人最早的哲学“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哲学观。其次,便是儒家哲学的性观念。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从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史来看,性崇拜是早期人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崇拜,它说明性的生育能力是人类对性的第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不能生育,它自然地就受到限制。这是至今我们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发现的原因。
但古代西方世界对同性恋仇视的原因是很清楚的。这也大概是后来同性恋问题成为西方宗教、学术、科学所探讨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困扰着西方人的精神。
在基督教还没有完全深入民心之前,在古罗马,尤其在古希腊,同性恋风气曾盛行一时。当时的一些大学者如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都是同性恋者,在他们的思想中,男子是最干净、最美的,同性恋自然便是高尚的。但在此后兴起的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对同性恋的认识大相径庭,都把同性恋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其原因之一也与中国人的认识相同,即它违背了性的生育和繁衍的神圣之道。同中国人一样,那时的西方人,结婚而不生育也被视为大罪,更别说同性恋了。
同性恋的苦日子从宗教开始了。在基督教看来,同性恋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它不仅反上帝(连柏拉图都说,人本来是“男男合一”、“女女合体”、“男女共体”三类人,但由于要反对宙斯,结果被宙斯一劈为二,同性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同时在独身、禁欲的条件下,修士和修士、修女和修女之间很容易发生同性恋,如果不对同性恋进行镇压,就危及教会自身的生存。大概这后一个原因更为重要,所以教会对同性恋的迫害首先在内部。公元567年,基督教会在第二次图尔宗教大会上宣布,禁止两个男修士同睡一张床,以后又禁止两个修女同睡一张床。后来,教会就和当地统治者联合起来一起惩处同性恋了。公元53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把罗马法和教会法综合的基础上颁布法律,说同性恋“引起饥荒、地震、瘟疫”,对个人则“丧失灵魂”,因此,为防止国家和城市的毁灭,必须严禁,惩罚的手段之一是公开示众后加以阉割。谁知这一说法在公元541年至544年真的得到了“应验”:拜占庭发生大鼠疫,人们都归罪于同性恋者。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性恋与“魔鬼”、“不可预知的疾病”(在《古兰经》中也有这样的警示)等联系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有人这样认为,但没有科学依据。比如,汉哀帝为之断袖的董贤、被符坚宠幸的慕容冲、陈文帝陈蒨和陈子高,都活得不长,不知道是不是与疾病有关。在记载中,《清稗类钞》里记载的那位宿娼狎优的翰林朝官,死时的症状与现在所说的艾滋病却有几分相似:“汙血淋漓,阳脱于骡车中,怀中犹抱一优。”还有《聊斋》中的为契好(广东一带把同性恋称为契好)报仇的董九郎,用后庭引诱契好的仇家,不久便真的使仇家病发身亡,不知道跟什么病有关。
中国人对兄妹婚的认识是较早的,也是较为科学的,认为“近亲结婚,其子不繁”,但对于同性间的性行为会导致什么疾病却没有多少科学的记载。人类对同性恋会导致疾病的认识主要是基督教。《圣经》中提到过一个罪恶之城,就是位于死海边的索多玛城。该城的居民罪孽深重,令上帝忍无可忍而降下大火和硫磺予以毁灭。什么罪孽呢?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人斐诺说,该城的居民犯的罪是同性恋:“索多玛城的居民不顾自然法则,狂饮烈酒,暴食美味,进行不自然的性交,他们不仅纵欲于女人而使别人的婚姻破裂,而且违反自然,男性间相奸。结果,当他们想要小孩时,却发现自己已无法生育,因为他们的精子不育了。”正统教会接受了这种认识,认为同性恋会带来灾难。
可笑的是,宗教一方面由于禁欲而导致同性恋的发生,同时,又反过来迫害同性恋,如果上帝知之,又作何感想呢?这大概是西方与中国对待同性恋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长达1000年之久的暗云密布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十分残酷,直至处于火刑。法国在大革命前夕,对同性恋者要施以火刑,直到《拿破仑法典》公布,才对同性恋者采取了较为人道的态度。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虽然很少对同性恋者采取野蛮的刑罚了,但同性恋行为仍被视为非法。爱尔兰19世纪的宗教法律还规定要把同性恋者绞死。到了19世纪末,现代性科学开始兴起,不少性学先驱如赫希菲尔德、霭理士等都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同性恋,反对打击与迫害同性恋者,于是社会上视同性恋为罪犯的态度开始转变。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分子上台后,又疯狂地迫害同性恋者。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共迫害死40万同性恋者。至今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仍有悼念这些死难者的纪念碑。
这便是整个西方同性恋的苦难史。始于宗教,终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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