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

　　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殷商政权传至成汤的嫡长孙太甲时，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掌握在最高执政官伊尹手中。太甲继位后，“颠覆汤之典刑”，胡作非为，于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县境)，自己则代行天子职务，此间伊尹为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天子应如何为政。太甲在桐宫中，把伊尹的训诫整整学习了3年，终成正果，愿意“悔过返善”。伊尹将太甲接出复做天子，殷商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尚书·商书·伊训》曾记载了训词中的“三风十愆”说，伊尹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如此厉害的“王风”系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乱风”内含“四愆”，第一愆便是“比顽童”。一些朝代的史学注疏家们都把“三风十愆”中的“比顽童”说法，视为是我国“娈童癖”发生的最初实例。刘达临先生认为，尽管有“娈童始于黄帝说”，但因黄帝存在的本身就缘于几分神话，使人疑之为历人伪托，故把《尚书》中的记载，视为“娈童癖”之初始，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这说明其实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同性恋和对同性恋的限制了。不过，艺术往往是对当时道德的反抗，也是对当时民风的记载。我们在《诗经》中就可以读到对同性恋的赞颂：

　　《诗经·邶风·泉水》载：“娈比诸姬，聊与之谋。”

　　这里的“娈”，指貌美的童子，那时道家有“娈童姹女”说，认为与少男少女发生性行为可以从中得到补益。这大概是“娈童”兴起的原因之一。

　　据记载，在周朝就有同性恋者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崇尚男风的记载。“龙阳之好”的故事便是一例，《战国策·魏策》载：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诛。”

　　翻译过来就是：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时，突然放声大哭。魏王问他为什么，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高兴极了，可是当我钓到第二条鱼时，却将第一条鱼放之于海了，于是我想到了自己，你想想看，现在我受宠于你，位极人臣，人们都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于你，有朝一日我也会像第一条鱼一样被你弃之于海的，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伤心呢？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于是颁布一条命令：如果有人敢在王的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要满门抄斩。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多少有点像《白雪公主》里的皇后。

　　《说苑卷十三·权谋》云：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这段话的意思是：安陵君也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长期得到君王的信任与宠爱。他找了一个机会向楚王讲了，楚王深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

　　后世阮籍作《咏怀诗》，盛赞安陵与龙阳：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汉书·佞幸传》还载一“余桃断袖”的故事：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御左右，常与上卧起。尝昼寝，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

　　这些故事都说明在我国古代就有同性恋的风气，而且被艺术家还传为美谈。

　　到了汉代，每个皇帝几乎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气就传至民间，一般富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唐朝时，男风的盛行可以在唐小说里看出来。到了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经很普遍了。那些俊美的书童，实际上，多半就是主人的性伴侣。

　　清代有专为同性恋者设立的相公堂子。据说，相公其实叫“像姑”，意思是像姑娘吧。《弁而钗》里的李又仙，为救父卖身到像姑堂子，后又为报答恩客男扮女装做了恩人的妾，最后以娘的身份抚养恩客的后代。

　　不过，大约从宋明开始甚至更早，同性恋显然还是受到社会的制约。西门庆多淫之人，既有六房妻子，还要迷恋烟花，这还不算，在当了武官后，专门养了一个书童，为其性伴侣。这事被潘金莲得知，多少有些不愿意与西门庆做爱，将西门庆数落了一番，西门庆也总是矢口否认。

　　为何如此呢？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易经》云：一阴一阳为之道。天地也生于阴阳之合。也就是说，阴阳之合是生命的常道，相反，违背阴阳之道者便非道。非道即有背天理。

　　此外，这与人们对性的认识有关。在古代，人们以为，性是生命的母亲。在道家还有一种修炼观，性与健康有关。这是性的两大功能，而性的第三个功能快乐是不能提及的。快乐与淫往往成了同义词。

　　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对女性同性恋往往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古代对于女同性恋的记载甚寡。汉武帝时的陈阿娇大概算一个，她被打入冷宫后与一个跳大神的女人“同寝如夫妇”，后被汉武帝惊觉，大怒，从此对一切与跳大神有关的事深恶痛绝。试想想，汉武帝自己不但后宫三千，还要同性恋者陪伴左右，却不能容忍女子同性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