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看鱼顺顺的性伴侣调查,正好又看了某国际调查组织对中国人均性伴侣的调查,两者有些差距。鱼顺顺的某姐夫惊呼,莫非你那儿聚集了一帮流氓?小小的一个惊讶,其实是道出了道德时代人们的惊恐。
自从金西教授在50多年前进行的那次人类破天荒的性调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但各类调查的结果并不相同。某段时间有人称,中国人均性伴侣达到19个。显然,调查是有问题的。
中国人常说,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没上层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中国的性问题在于没有自己的哲学和信仰。金西的调查的确是震撼人心的,自他开始,手淫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性恋行为也不再是罪恶的,而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某种悸动,几乎人人都有一些同性恋倾向。但也是自他开始,人们每每用数字来改变时代的道德伦理。调查的结果和目的也仅此而已。
人们搞性伴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一夫一妻制是有点问题的,性是锁不住的。从其隐性的动机来看,其实并非是为着人类的理想目的,而是为着性的欲望目的。人类的理想目的是幸福,即你可以这样问:一生只有一个性伴侣幸福吗?一生有多少性伴侣才是幸福的?有多个性伴侣你仍感到幸福吗?洪晃不是说过吗?一个人一生中若没睡过五个异性,便是白活。这是性数字生活。显然是谬论。
人们多批判柏拉图的恋爱观,其实人们多是不了解柏拉图为何如此说。不错,健康的爱情、婚姻都是与性相连的,没有性,爱情、婚姻便不能深入。但仅有性,爱情、婚姻就幸福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人公(大概是叫托马斯吧)一生中睡了一万多个女人,他想了解女人在性中的不同表现以及不同的性,但最后陷入绝望中。性的本质在这种寻找中反而失去了,留下的只是虚无。
其实,有些人一生中有一个性伴侣可能是最幸福的,有些人有两个或五个可能才幸福,还有些人可能有无数个,但仍然找不到幸福。性的幸福并不能用量来衡量,而要用质来体验。一次,有记者问我对无性婚姻的看法,我说,有些无性婚姻仍然是幸福的。为什么不呢?有些人喜欢一夫多妻制,有些人喜欢一夫一妻制。制度不同,人们的体验也有异。
我有一个观点常常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在婚姻之前,一定要多谈几次恋爱,这样做的目的有几个:一是对美有一种深刻的认识,甚至幻灭感,只有表象的美幻灭后,深层的理性的美才会呈现;二是对性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要在对比中来认识,这就可能不是一个性伴侣能解决问题的;三是在性的好奇熄灭之后会升起对道德的渴望。只有这样,才能谈婚姻。
这样一个观点显然是支持一个人有至少一个以上的性伴侣。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被一些性调查数字恐吓。觉得自己一生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性伴侣就不值了。乱伦和多边恋是人类遗传基因中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有乱伦和搞多边恋的倾向。但是,即使这种人性受到了种种压迫,也是必须的。弗洛伊德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人类在伦理的进程中不得不向自我的欲望道歉的地方。
这是人类的遗憾,但我们必须尊重这种遗憾。只有尊重了这种遗憾,一个人才可能会有高贵的灵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才能驰向超我。否则,人便只能停留在动物时代。当然,有很多人宁愿停留在动物时代,这也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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