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7 11:43
不当和尚不晓得头冷，不逃荒不知道出门难。
一一民谚
一
海长松、春义和王跑几家难民，自从离开寻母口后，一路上风尘仆仆，晓行夜宿，逢庙住庙，逢庵住庵。路过小禹州，又拾了一季秋庄稼。到了深秋时候，才来到古都洛阳。
这洛阳旧称“九朝都会”。周、汉、魏、晋都曾建过都城，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唐宋时期，仍然是居住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是到了元明以后，连遭兵燹，才逐渐衰落下来。洛阳城坐落在一个盆地里，北边北邙山靠着黄河，东边有虎牢关、黑石关等险要关隘，西边有崤山作屏障，南边是个天然门户一一龙门。在过去兵器不发达的时代，因为它环山抱水，四周有险可据，常常是
“兵家必争之地”。淞沪事变时，国民党为了逃避日本，曾一度将他的“国民政府”迁来过几天，把洛阳定名为“行都”。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一时华盖云集，车水马龙．可是那些国民党大员来到洛阳后，一看无雨三尺尘土，有雨一街泥泞，吃饭没有个像样的饭店，住旅馆没有个抽水马桶，并不像他们在书本上读的“洛阳无限红楼女”、“春风锦灿洛阳街”那么美妙，因此就大骂“迁都洛阳”是上了当。过了没多天，他们又跑回南京、上海享受“抽水马桶”了。这个“昙花一现”的“行都”，连同扬州迁来的几家妓女馆，一同又迁走了。在洛阳市内有些街巷里，有几家门上还贴着“考试院”、“监察院”、“财政部”等旧纸条，这大概是这个“行都”留下来的唯一阵迹了。用农民的话来说：“是发了一阵‘羊痫疯’！”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洛阳这个古城就又成了战略要地。国民党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放在这里。周围驻着几十万军队。从平、津、宁、沪流亡过来的大批政客、寓公、商人和知识界人士，也都蜂拥而来，住到这里。随着他们来的是那些为他们服务的各种行业，“老正兴”、“新雅酒楼”、“冠生园”等菜馆招牌挂起来了，“卫生池”、“大观园”、“华清池”等澡塘建起来了，甚至于连理发馆、美容院、旅馆、赌场和臭虫也都一齐搬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洛阳像个乡村姑娘一样，一夜之间变成了满头珠翠的贵妇人，同时她也变成了一个“魔窟”。这个地处抗日前线的城市，变成了走私商品的转运站，贪污舞弊的交易所。同时，它也是黄泛区难民云集的“饥饿走廊”。
揭开这个城市的另一角，洛阳车站和附近的几条街上，成千上万的难民，露宿在车站站台上和附近几条街上。他们都是从鄢陵、扶沟、中牟、尉氏、太康和西华一带逃难过来的，准备搭难民车上西安、宝鸡和黄龙山一带。可是车少人多，加上陕州到阌底镇一段火车路，因为日本在黄河北岸打炮，白天不能通行，洛阳的难民聚集的就更多起来。当时洛阳也不过二十来万人口，聚集在这里的难民却有五六万人。到处都摆的是小车、扁担、风箱和铁锅，到处都是端着碗要饭的人群。
二
长松等一行过了龙门，又过了洛河大桥，傍晚时分，来到了洛阳南关。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来过城市。杨杏、凤英和小孩子们更是连电灯也没有见过。他们望着城里的大街上，人们像赶会一样在路两旁挤着走着，带着红绿颜色的霓虹灯忽明忽亮，他们也不知道是啥东西。街上的自行车、黄包车像流水一样跑着，捺着喇叭和铃铛，几部黑颜色的小汽车，嘟嘟地叫着，屁股上冒着烟，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冲过去。
长松看着这个繁华社会，又看自己身上的尘土和孩子们身上穿的破烂衣服，他有点犹豫，他不敢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孩子们看得眼花缭乱，大瞪着眼睛看着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小响指着电灯问杨杏：“他这个灯怎么点着的？”杨杏说：“捺着的。”小响又指着小汽车间：“他那个车怎么自己会跑？”杨杏说：“里边有机关。”接着她又说：“妈也不知道，你别问。”
王跑家的小儿子黑旦，在街上看到一段扔着的甘蔗头，他问王跑：“爹，这叫咱拾不叫？”王跑在他头上拍了一巴掌说：“学主贵点！”
他们刚走进南门，忽然闪过来两个穿黑衣的警察。警察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长松忙回答：“我们是黄泛区的难民。”王跑忙补着说：“老总，我们是到火车站去。”警察向东边一条马路一指说：“绕东关。难民不准进城。”长松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啊！”警察却走开不理他们了。王跑说：“咱只管往里走。大街不是叫人走的？走路总不能要税。”杨杏说：“算了吧，那么多汽车，万一辗住咱怎么办？咱就绕城外走吧，是路通北京，鼻子下边就是路，咱长的有嘴不会问！”
他们一路走着问着，绕到东关，又过了一道大石桥，等到到了车站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长松看着车站附近到处都躺着难民，有的盖个麻袋片。有的盖个破棉袄。还有的什么也没盖，孩子大人就躺在大街的泥地上。他叹了口气对王跑说：“在这城市地方，人是更不值钱了！”因为赶了一天一夜路，小孩们走着直想栽倒，大家也顾不得肚子饿，就在一家盐栈门口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下睡了。
第二天天亮，他们被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了。他们忙起来看了看，原来是铁路上的护路队警察，和一群难民们在撕捶抡打。几百名难民向新开过来的一列火车跑着冲着。警察们在拉着赶着，不让他们上车。
忽然间，一排铁丝网被推开了，难民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火车。只一会工夫，这列货车的每一节车厢上、车顶上都堆满了人。人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挤在车篷上，小车、箩筐撂满了一地，喊爹的，叫娘的，吵嚷成一片。
王跑说：“我看咱也扒扒试试，万一扒上去了，不比在这里等着强。”长松说：“等两天再说吧，咱刚到，还不摸情况。”王跑说：
“出来门就得眼疾手快，这洛阳有个啥恋头，叫我说能走就走。”
正说着，这列火车开走了。王跑后悔地直跺脚。他说：“要真破上命扒，也早走了。出来门就怕跟那些慢脾气的人搭上帮！”长松知道他是说自己，也没有吭声。
在车站上又等了两天，把王跑气坏了。在这个地方，不要说吃饭，连吃水也成问题。车站上没有自来水，街上有几眼水井，打水不但要排队，还得掏钱。每个水井上都有当地人在看着，打一桶水二分钱，难民对这一点极不习惯。王跑一辈子吃水没掏过钱，过了两天他实在过不下去，决计第二天要扒火车走。杨杏、凤英和老清婶两个女儿也吵着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妇女们解手都没有个地方。大家商量定主意，就决定明天扒火车。他们连夜把家具行李往靠近站台的地方挪了挪，鹄候了一夜，到第二天吃罢早饭时，开进来一列闷罐车。
闷罐车里边装的是粮食和弹药。车刚一停，难民就像一窝蜂似地往车篷上涌。春义和凤英都是年轻人，他们两个先扒上去了，接着他们把申奶奶也拉了上去。裴旺家和蓝五扒上了另一节车。春义在帮着老清婶，她两个闺女雁雁和爱爱先扒上去了，老清婶却死活扒不上去。老清婶在下边哭着喊着，春义没办法，只得叫雁雁和爱爱又跳了下去。
王跑一家因为带的东西多，跑到火车跟前时，各节车顶上都挤满了人，王跑连扒带抓上到车顶，他老婆老气因为拿着一个牛腰一样粗的包袱怎么扒也扒不上去。王跑骂着：“你咋这么杀才哩，你就不会再吃点劲？”老气埋怨着：“这么大个包袱。我有多大气力？只管你跑得快。”说罢把包袱扔在地上，赌气地坐着不动了。
王跑知道老气是个犟脾气，另外站台上放的小独轮车，黑蛋和毛蛋还没有招呼过来，急得王跑又从车顶上跳下来。他说着：
“我算真服了你们了！吃饭一个顶两个，干活两个不顶一个。你先上去！”说罢就把老气往车顶上推。还没推上去，这列火车就开动了！吓得老气又赶快跳下来．多亏王跑接住她，还算投有摔伤。
长松领着杨杏和五个孩子，刚把行李担到火车跟前。车就开动了．他一家也没有上去。
到了夜里，车站上又来了两列火车。一列停在二股道，一列停在三股道。王跑在站台上睡，一觉醒来，看见有人扒火车，就赶快推醒老气，拉起两个孩子，背着行李就往火车跟前跑。老气说：“不招呼长松家和老清婶子一声？”王跑说：“你快走你的吧，一会儿又上不去车了。”王跑把行李、小车搬上了火车，又把老气和两个孩子拉了上去，这才松了口气说：“唉！总算坐上了不掏钱火车！明天就到西安了。”
夜里两点时候，这两列火车几乎是同时开动了。王跑正在打瞌睡，忽然被车上齐哭乱叫的声音惊醒，原来那列火车向西开了。王跑一家子坐的这列火车却向东开去。
因为车少人多，火车一停，难民们便蜂拥而上。他们原想着这都是向西去的火车，所以有的一家人，儿子挤在这列火车上，父亲却扒上了那列火车。还有的母女分别挤上两列火车，更有的是两口子你扒上这列火车，他扒上那列火车。大家看到火车一开动，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开去，两个列车上的人都张着手臂，呼天抢地，大喊大叫起来。有个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摔断了腿，有个老婆因为女儿女婿在另一列火车上．就不顾死活往下边“出溜”，出溜下来后，一条腿被火车轧断了。
王跑本来也想往火车下跳的，他感觉火车好像跑得并不快，比牛车快不了多少。可是一看见火车下边轧坏了人，吓得他也不敢动了，只好叹着气让火车把他往郑州方向拉去。
赤杨岗逃出来的几户难民，除了梁晴和徐秋斋还没有来到，洛阳车站上只剩下海长松和老清婶两家人了。
天明以后，被火车轧掉腿的老婆，因为流血过多死了。杨杏去看了看，吓得她脸都发白了，回到站台上，说什么也不扒火车了。她对长松说：“咱要死一家人死在一块！”长松又听说火车闯潼关那一段时，日本鬼子从河北岸打炮，打死了火车上好多难民，心里就更加犹豫起来。老清婶因为老清叔还没有下落，她也不想带着两个闺女，远走到陕西去。两家人商量了一下，就离开车站，在城北邙山脚下一个叫作烧窑沟的地方，找了两个破窑洞，暂时住了下来。
三
初到洛阳，长松一家从寻母口带来的粮食，还没有吃完，暂时还能开锅。可是一家子七口人，就是每天熬野菜糊糊，两顿饭也得半升粮食。杨杏每天像数着粮食粒一样来吃，口袋还是渐渐地空起来。长松想着：这样过下去，怎么活得了？总得找个营生。
烧窑沟离城里只有二三里地，离车站更近，他到城里转了几次，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是找不到活干。后来听说难民救济所在车站附近办起了几处粥场，他就领着孩子们去吃舍饭。到了粥场去登记，人家说领一张饭证要挑三挑水，长松是个不怕下力的人，他把全家人领来，登了记，领了七张饭证，每天上午来粥场打二十多挑水。
粥场里的水桶是铁皮做的，不算大，可是水井却有十几丈深。一个大辘轳井绳绕三圈半才能打着水，搅上来一桶水，已经是汗流浃背，一上午搅四十多桶水，累得长松头懵跟黑。每次领回粥来，杨杏心疼他，总把自己那一份让他吃，自己把剩下的粥。
再掺些菜叶子，煮煮和孩子们一块喝喝。
杨杏初到洛阳，不敢单独出门。一来怕失迷了路，二来怕孩子们跑丢了。两个男孩却怎么拴也拴不到窑洞里，小建已经十二三岁，小强也十来岁了。他们装着说去菜市上拾菜叶子，天一明弟兄俩就跑出去了。头些天果然拾回来一点菜叶子，有毛白菜，红萝卜，有时候还有点黄豆芽和碎豆腐块。
杨杏拣着篮子里的菜，问小建说：“小建，这豆腐哪里来的？”
小建说：“这都是菜市上人家不要的！”杨杏说：“我不信，这豆腐人家能不要？”小建说：“你没有去看，安仁里后边，那个菜市大着哩，几百家菜摊子！一到晌午收摊时候，这些碎豆腐人家就不要了。”
杨杏说：“只要是人家不要，咱拾回来不犯法，可千万不敢去偷人家，咱们家是庄稼人，人老几辈都正正经经的人。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小建说：“俺知道！”
过了些天，有一次小建对小强说：“小强，咱到东北运动场去看看吧，人家说那里最好看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还有拉洋片的。”小强说：“我怕走丢了。”小建说：“傻蛋！就在菜市南边，上坡上边就是。走吧，我知道路，我领你去！”说着哥儿俩朝东北运动场走去。
这个东北运动场，坐落在洛阳城里东北角上。当年，这里本来是吴佩孚阅兵的地方，后来改作了运动场，还建了一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检阅台。抗战爆发后，洛阳忽然繁华起来，市场、南店、娱乐场所不够用，这个运动场就变成了个闹市。因为从京、沪逃过来的人多，这里最醒目的是旧货摊子：一二里长的一道旧城墙上，摆的全是旧衣服、旧皮箱、旧皮鞋，拆开的旧毛线，搭在绳子上，随风飘荡着，厚厚的俄国毛毯摆在地上，招惹着第一战区军官太太们的眼睛。
除了旧货摊子外，这里还有卖膏药的，卖大力丸的，算卦的，相面的，治花柳病的，还有从北平、天津跑过来的过路艺人，在这里搭起地摊，说起京韵大鼓和相声来。
小建和小强来到东北运动场，看着那些穿旗袍的和那些戴眼镜的人，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话。他们对那些旧货摊子不感兴趣，就一头钻到游艺场子里，看一个卖大力丸的，在用拳头砸砖头，看了一阵砸砖头，又跑过去看一个耍把戏的吃电灯泡。那个耍把戏的把一个电灯泡弄碎了咽在肚子里，接着就大喊大叫拿着小筐子收钱。小建看见收钱，拉着小强从人缝中钻出来跑了。后来他们去看拉洋片，人家也要钱，他们对那些能够坐在凳子上，眼对着小窗洞往里边看的人十分羡慕，但是他们没钱，只得没精打采地走了。
转了大半天，肚子有点饿了，小建就拉着小强去看那些饭摊子．这里的饭摊子和寻母口乡下不同，卖的花样好多，小建和小强从来没有见过：有洒着鸡丝、紫菜的馄饨，有炸得又焦又黄的春卷，还有雪白的小包子、再放在平锅里煎黄的生煎馒头。这些小吃也都是从平、津和上海一带跑过来的人经营的，两个孩子叫不出名字来，口袋里又没有一文钱，只好看着别人大吃大嚼。
来到城市以后，孩子们第一次感到钱的重要。他们在农村时候，只知道割草放羊、采枣子、摘甜瓜，从来不知道钱有多中用。现在来在城市，干什么都得要钱！有了钱什么都能买，他们开始找寻弄钱的门路。
小建和小强去运动场玩了几趟，发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地方。车站通往运动场路上有一个大坡，每天大批黄包车从车站拉着人上来，要经过这个大坡。这个坡又陡又长，有好多拉车的拉不上去。再加上近年来流亡来的人多，都是随身带着大批箱笼行李，上这个坡就更加困难。后来这里就出现了一种职业叫“推坡”。“推坡”的多是些半大孩子，他们从坡下帮着拉车的把黄包车推到坡上，拉车的付给他们一角钱。有的坐车的也给他们些零钱，多少不等全靠碰运气。
小建和小强发现这个门路以后，头一天他没有敢去推。他们以为推车的和拉车的是一家人。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和拉车的并没有关系，他们两个就勇敢地加入了“推坡”的行列。
这哥俩第一次把一辆黄包车推上坡后，拉车的给了他们一角钱。小建接住了这一角钱，小手颤抖起来了。他发狂似地想着，他和弟弟会赚钱了。妈妈有了钱也可以到面摊去秤斤绿豆面条，煮一大锅，大家唿噜唿噜地吃着。……
就在这时候，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走过来。他歪戴着帽子，披了一件破军袄，眼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眼镜大约是破碎了。
上边粘满了胶皮条。
他说：“我看你这个票子是真的是假的？”
小建犹豫了一下，把钞票从口袋里拿了出来，那个孩子一把抓了过去说：“滚蛋！”
小建一下恼了，他说：“你为啥拿我的钱？”
那个孩子说：“你上税了没有？”小建说：“上什么税？”那个孩子冷笑着说：“看你那个土行孙样子！告诉你，‘推坡’得上税！”
小建说：“没听说！你也不是官，你还我钱！”他说着就上去拉住那个孩子的衣服。
那个孩子说：“嗬！你是想打架啊？你想头朝东躺，还是头朝西躺呢？”小建红着眼说：“你还我钱！”那个孩子说：“嘿！这小土杂种还有个劲！来，咱们摔跤。我们城里人摔跤可跟你们乡里人不一样。咱们喊一二三开始，你能把我摔倒，把头捺得挨着地，我喊你十声老爷，还你一毛钱，你摔不倒我，趁早滚蛋！”他又指着小强说：“兵对兵，将对将，这个小土鳖不准上仗。”
“摔就摔！”小建瞪着眼说着，小强在一边吓哭了。他说：“二哥，咱走吧！咱回家吧！”小建嚷着他说：“你别怕！”说罢扑过去就要摔。那个孩子说：“你别慌！”他先把眼镜摘下来，在小建脸前晃着说：“二十块！弄破了你赔不起。”说着，把眼镜放在地上，又把破军袄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束了束腰带，喊着：“一、二、三！开始！”说罢猛扑过去将小建抱住。小建虽然不会摔跤，却会“放跌”。他也不示弱地拦腰将他抱住。两个人扭在一起，像拔桩似地来回拱着、捺着、顶着，用脚使着绊儿，那个孩子忽然趁势将腿一標，将小建绊倒在地上。小建虽然年纪比他小，个子比他矮，可是从小在农村参加劳动，却有一圪挞气力。那个孩子只想他倒了，就去捺他的头，猛不防小建就地打了个滚，像小豹子一样往他胯下一窜，扳住他的两条腿，把他扳了个“仰摆叉”。他又趁势上去骑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使劲地捺住他的头，在地下狠碰起来。
那个孩子喊着：“行了！行了！一下就行了。”小建说：“你还我钱！”那个孩子说：“你掏，在我口袋里。”小建往他上衣口袋去摸，那个孩子喊着：“在裤子口袋。”小建找不着裤子口袋，那个孩子说：“真是乡下佬！连裤子口袋也找不到！”他说着把小建推起来，掏出了钱给小建说：“给！拿回去买膏药贴吧。”小建也不理他，接过钱来，领着小强就走，那个孩子忽然从后边喊着：“戴夜壶帽的，你站住！”小建站住了，那个孩子走到他跟前说：“你们不‘推坡’了？”小建低着头没吭声。
那个孩子伸出了右手，把小拇指头钩着伸在他的脸煎，小建懂得这是和好的意思，也把小拇指头伸出和他的小拇指头钩在一起。那个孩子说：“我叫马蚁头，有事找我！”小建点了点头。
打了这一场架后，小建和小强就在这里“推坡”了。头两天，赚的钱不多，他们没有拿回家。小建对小强说：“小强，咱们把这钱攒住，晚两天换成大票子，拿回家叫咱妈高兴高兴。”小强说；“好。”他们又推了几天，已经攒了五六块钱，那时候大钞票兴“贴水”，四块七八角钱，就可以换成一张五元钞票。两个孩子就到钱摊上换成一张大钞票，拿着回家了。
这些天，杨杏看他两个回来得很晚，饭吃得也少，心里思忖着：“八成是在外边要饭吃了。”又想着：“这年头，要饭也不丢人，只要孩子们能填饱肚子，管他呢！”这些天，玉兰和秀兰两个闺女，看着小建和小强每天向城里跑着，她们也想往城里去找点活干干。杨杏说：“他们是男孩子，你们是女孩子，这城市地大人杂。再说你们那么高了，还能去要饭。”玉兰说：“这城市里可干的活多着哩！就你胆小。要是俺麦奶奶在这儿，早给我们领出去了。就会叫我们到地里挖野菜。现在红薯叶子霜打了，大秋地人家都犁过了，还有什么野菜挖！”
杨杏说：“晚两天再说。叫你爹去看看，看能找点什么活干。”
傍晚时候，小建和小强回到窑洞里来了。一进窑门，两个人就同时喊着：“妈！我们会给你赚钱了！”杨杏说：“会吃！你们要会赚钱，咱家也不受罪了。”小建说：“你不信？”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和两张一元钞票说：“给，妈，你拿去买面吧！”杨杏看到孩子们拿来的钱，又是喜又是惊，忙问：“你们在哪儿弄这些钱？”小强正要说，小建挤挤眼，他说：“我们两个找到事干了。
……”杨杏不信地说：“两个小鳖羔子，你们能找到什么事？”秀兰在一边接着说：“准是偷人家的！”小建说：“你才是偷人家的。”
接着他们把这几天“推坡”的事说了说，杨杏听了半信半疑。
正说话间，长松从粥场回来了。他看见风箱上放的这几张钞票，就问：“这是哪里来的钱？”杨杏说：“小建和小强给人推东洋车挣的。”长松说：“在哪里推东洋车就赚这么多钱？”杨杏把他们在运动场下边“推坡”的事情说了一遍，长松却不信。他说：
“两个蚂蚱大一样孩子，他两个会去‘推坡’？”小建在一旁不服地说：“不信你明天去看看。”长松说：“‘推坡’一天就能赚七块钱！”小建说：“我们推了五六天了。”长松说：“五六天怎么拿回来一张大票子？”小建说：“我们在老刘的钱摊上换的。”长松说：“什么老刘钱摊！我还不知道钱摊在哪儿，你们就知道钱摊？说不定就是在钱摊上偷人家的钱！”
两个孩子满心想让爹妈高兴高兴，却想不到他爹也这样说。
两个人受了委屈，小建噘着个嘴不吭声了，小强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起泪来。
杨杏埋怨着长松说：“你也问清楚再说，万一是他们推东洋车挣来的钱，不委屈他们了吗？这城市地方，用人的地方多，也许真是他们赚来的钱。”
长松说：“万二也不会！叫他们在城市学流荡了，将来怎么回去种地？明天都给我拾柴禾去，敢再往城里跑，我把你们腿打断。”
杨杏看他越说越气，就说：“算了吧！算了吧！累了一天了．也搁不住生这么大的气。都吃饭吧。”说罢给小建和小强先盛了两碗稀面条，还给他们加了两块热红芋。
到了夜里，两个孩子呼呼地睡了。长松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着：“难道说这两个小东西真的是推车赚的钱？要是真的。
多少也算有点办法了。”他把那几张钞票握在手里，觉得湿漉漉的，好像有孩子们身上的汗珠味。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衣服走了。小建和小强醒来．揉着眼问：“妈，我们今天还去‘推坡’不去了？”
杨杏有点为难：叫他们去吧，恐怕长松发脾气，再说他们两个到底在外边干的什么，自己也弄不清；可是不叫他们去吧，听他们说一天能挣一块多，秤米买面，差不多够一家人吃了！她想了想，把小强拉到窑洞外一棵柿树下说：“小强，你是妈的好孩子，你说实话，这钱到底是在哪里弄的？”
小强说：“就是俺两个给人家推洋车挣的，一回一毛钱。你看我这手！”说罢伸出两只小黑手，杨杏看着他两只小手的手掌上，磨出的两个大水泡已经破了！她忍不住掉了两滴眼泪，回到窑洞里对小建说：“你们只管去吧！”
两个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去了。
长松到粥场打了两大锅水，他有点放心不下，就拐到大坡上来。他走到坡下边，就看见小建和小强已经在那里，他急忙蹲在一个岗楼后边，想看看这两个孩子到底在那里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从车站路上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边坐了个烫头发的妇女，腿前边放了两个大红皮箱，箱子上还放了两捆书。
黄包车刚来到坡前，小建和小强就飞快地跑过来了。他们挽着袖子向手上吐着唾沫，喊着向拉车的说：“推吧？”拉车的说：
“推！挂点劲啊！”四只小手在后边推住车斗，向大坡上爬起来了。拉车的在前边喊着：“挂劲！挂劲！”小建和小强在后边喊着：“加油！加油！……”
长松看到这个情景，眼睛潮湿了。
在这辆黄包车快爬到坡顶上时，小建和小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就在这时候，两只大手忽然出现在车斗上，小建猛地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爹长松。爷仨个谁也没说话。他们的汗珠和泪珠在尘土飞扬的大坡上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