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的一半儿可以在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另一半儿则存在一家报馆的营业室里。

　　百万富翁诺克罗斯家中被劫，他本人遭受杀害后两星期的一个下午，凶手在百老汇路上优游地闲逛，迎面碰到了侦探巴尼·伍兹。

　　“是你吗，约翰尼·克南？”伍兹问道，五年来，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有点近视。

　　“是我。”克南高兴地嚷道。“那不是老圣乔的赫赫有名的巴尼·伍兹吗！我几乎认不出来啦！你在东部干什么？难道你的买卖做到这里来了吗？”

　　“我在纽约已经好几年了。”伍兹说。“如今我在市侦缉队供职。”

　　“好，好！”克南说，他高兴得咧开了嘴，拍拍侦探的胳臂。

　　“到马勒咖啡馆去，”伍兹说，“我们找个清静的座位。我想同你聊聊。”

　　那时还不到四点钟。生意的高潮还未来到，他们在咖啡馆里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衣冠楚楚，充满自信而略带狂妄的克南在伍兹对面坐下，这个侦探身材瘦小，留着沙黄色的胡子，老是斜眼看人，身上穿的是一套现成的舍维呢衣服。

　　“你目前在干什么？”伍兹问道。“你先我一年离开了圣乔。”

　　“我在推销一处铜矿的股票。”克南说。“我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办事处。好，好！老巴尼现在成了纽约的侦探。你对这一行一向有偏爱。我离开圣乔后，你不是在那里的警察局工作吗？”

　　“干了六个月。”伍兹说。“我有一件事要问你，约翰尼。你在萨拉托加旅馆做案之后，我一直密切注意你的行径，以前我可没有发现你持枪行凶。你干吗要杀死诺克罗斯？”

　　克南全神贯注地朝他威士忌酒杯里的一片柠檬凝视了一会儿；突然狡黠地笑着看看侦探。

　　“你怎么会猜到的，巴尼？”他钦佩地问道。“我自以为那件事做得象剥光皮的葱头一样干净利落。难道我留下了什么破绽？”

　　伍兹把一支挂在表链上做装饰用的小金铅笔搁在桌子上。

　　“这是我们在圣乔过最后一个圣诞节时我给你的礼物。你送给我的刮胡子杯子我还在用着。这支铅笔是我在诺克罗斯房间里地毯一角下面找到的。我提醒你说话要注意。我可以拿你的话用作定你罪的证据，约翰尼。我们以前是老朋友，但是我得履行我的职责。你为了诺克罗斯一案要坐电椅的。”

　　克南大声笑了。

　　“我运气不坏。”他说。“谁会想到追踪我的竟是老巴尼！”他一手伸进上衣。伍兹的手枪立即顶住他的腰眼。

　　“把枪拿开。”克南皱皱鼻子说。“我只不过摸摸口袋。啊哈！常言说，九个裁缝才抵得上一条汉子①，可是一个裁缝就能毁掉一个人。我这件坎肩口袋里有个窟窿。我把铅笔从表链上卸了下来，塞在口袋里，准备写写划划的。把枪收起来吧，巴尼，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得不开枪打诺克罗斯。那个老浑蛋从门厅里赶出来追我，用一支不象样的二二口径小手枪朝我后背乱开一气。那个老太太倒真够意思。她躺在床上，看我拿走她的价值一万二千元的钻石项链一声不吭，却象叫化婆似地求我把一枚只值三块钱的细小的石榴石金戒指还给她。我想她嫁给老诺克罗斯准是为了他的钱财。那种女人总是恋恋不舍地保存着旧情人的一些小玩意当作纪念。此外还有六枚戒指、两个胸针、一个小饰表。估计一共值一万五千元。”

　　①这句英文成语是指裁缝整天低头弯腰工作，缺少活动，比一般人软弱。

　　“我劝你别说出来。”伍兹说。

　　“哦，没问题。”克南说。“东西在我旅馆里的手提箱里。我不妨告诉你我为什么毫不顾忌。因为说出来也很保险。我了解同我说话的人。你欠我一千元，巴尼·伍兹，即使你打算逮捕我，你也下不了手。”

　　“这件事我并没有忘记。”伍兹说。“你二话没说就数给我二十张五十元面额的钞票。我总有一天要归还那笔钱。那一千元帮了我大忙——我那天回家时，他们把我的家具都堆在人行道上了。”

　　“是啊，”克南接着说，“你巴尼·伍兹生性刚直，为人仗义，决不会逮捕有恩于你的人。哦，干我这一行，除了研究弹子锁和窗插销之外，还要研究人。现在我叫侍者过来，先别说话。最近一两年来，我喝上了酒，自己也有点儿担心。如果我失风的话，抓住我的那个走运的侦探应该和杯中物分享荣誉。不过我营业时间滴酒不沾。工作结束之后，我心里踏实，可以同老朋友巴尼干几杯。你喝什么？”

　　侍者端来细颈酒瓶和苏打水瓶，搁在桌上又走了，不打扰他们两人。

　　“你已经定了调子。”伍兹沉思地用手指滚动着那支小金铅笔说。“我非放你过去不可。我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假如我早还清了那笔债——可是没有还，事情只能这么办。这种做法不对头，约翰尼，但是我别无它法。你帮过我忙，我应当报答。”

　　“我早就料到啦。”克南自鸣得意地笑着，举起酒杯说。“我能判断人。为巴尼干杯，因为他是个大好人。”

　　“假如你我之间的前帐已清，”伍兹平静地接着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即使纽约所有银行里的钱都堆在我面前，今晚也休想买通我，放你逃出我的手心。”

　　“我也是这么看的。”克南说。“因此我知道我同你打交道是安全的。”

　　“多数人瞧不起我这一行，”侦探接着说，“他们不把侦探当作高尚的职业。但是我有一股子傻劲，一向为我这一行感到自豪。这下子我可翻了车。我想大概因为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侦探。我得放你走，然后我只好辞职。我想我可以去赶运货马车。还你那一千块钱的日期更要往后推了，约翰尼。”

　　“不用提了。”克南气派十足地说道。“我很愿意一笔勾销，只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你向我借钱，是我的运气。我们不谈这个了。明天一早我就乘火车去西部。那里有我一个安身之处，可以避避风头，等诺克罗斯一案平息下来。喝吧，巴尼，抛开烦恼。我们痛痛快快喝，让警察局的那些人去为这件案子伤脑筋吧。今晚我又觉得象撒哈拉沙漠那样干渴。不过我是在我老朋友巴尼的手里——不办公务的手里，我根本不愁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克南频频按铃，侍者来往伺候，这时克南的弱点——极端虚荣和自我膨胀——开始暴露出来了。他滔滔不绝地叙说他得手的盗窃，巧妙的计谋和不光彩的非法行为，尽管伍兹经常同歹徒恶棍打交道，心里却对这个有恩于他的邪恶透顶的人产生了鄙夷和厌恶。

　　“当然，我现在不便干预，”伍兹终于说，“但是我劝你暂时不要抛头露面。报界也许会抓住诺克罗斯一案做文章。今年夏天抢劫和杀人的事情多得象流行病。”

　　这几句话使克南阴沉狠恶的愠怒勃然发作。

　　“报界见鬼去吧。”他咆哮说。“他们除了用大号铅字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之外还会干什么？即使他们插手调查一件案子——又能起什么作用？连警察局都是一些窝囊废；他们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只会派一批白痴记者去现场采访；记者一头扎进附近的酒店，一面喝啤酒，一面替酒店侍者的穿晚礼服的大女儿拍照，然后把她说成是提供第十手材料的那个年轻人的未婚妻，发生杀人案的那晚，那个年轻人仿佛听到楼下有些声响。报界发现的窃贼的线索无非就是这些。”

　　“唔，我说不准。”伍兹沉思地说。“有几家报馆在这方面干得相当出色。比如说，《火星早报》就是这样。警察局方面已经冷了下来，它提出两三条新的线索，作案的人结果落了网。”

　　“我给你看看。”克南挺出胸膛，站起来说。“我给你看看，一般报馆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你说的那家《火星早报》更不在话下。”

　　离他们桌子三英尺外的地方有一个电话间。克南走进去，在电话机旁一坐，让门敞开着。他在电话簿上找到一个号码，取下耳机，向电话局要了号。他那张嘲笑的，冷酷而又警惕的面孔凑近话筒，刻毒的薄嘴唇抿成轻蔑的微笑。伍兹坐着不动，只听见克南说道：

　　“是《火星早报》吗？……我找总编辑说话……喂，对他说有人要同他谈谈诺克罗斯谋杀案的情况。

　　“你是总编辑吗？……好吧……老诺克罗斯就是我杀的……等一等！别挂电话；我可不是捣乱……哦，这里毫无危险。我刚才还同我的一位当侦探的朋友谈这件事呢。我是在那天凌晨两点半枪杀那个老头的，到明天就是整整两个星期……和你一起喝杯酒？得啦，你这种话还是留给演滑稽戏的人听吧。难道你分辨不出人家是在耍你，还是让你得到你这份破报纸从未有过的独家新闻？……是啊，一点不错；准能引起轰动的独家新闻——不过你可不能指望我在电话里把姓名地址告诉你……什么原因！哦，那是因为我听说你们善于侦破连警察局也觉得棘手的神秘案件……不，还没有说完。我要说的是你们那份吹牛造谣的破报纸在追踪聪明的凶手或者强盗方面并不比一条瞎了眼的长卷毛狗高明多少……什么？哦，不是的，我可不是同你们竞争的报馆；我告诉你的是第一手材料。诺克罗斯那件案子是我干的，珠宝首饰在我现在住的旅馆的手提箱里——‘旅馆名称尚未获悉’——这句话你很耳熟吧？我早就料到了。你们用得太多啦。一个神秘的恶棍给你们这个了不起的、公平正义、清明政治的喉舌打电话，骂你们是胡扯淡的窝囊废，叫你们有点儿恼火吧，是吗？……得啦；你不至于傻到那个地步——不，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得出来……喂，听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细节，可以证明我的话可靠。你们当然已经派了你们报馆里出色的年轻傻瓜去调查这件凶杀案。诺克罗斯老太太睡衣上第二颗钮扣是碎掉一半的。我从她手上捋下石榴石戒指时注意到了。我原以为是红宝石呢……别来那一套！行不通的。”

　　克南狞笑着转向伍兹。

　　“我说动了他。他现在相信了。他没有把话筒遮严就吩咐别人用另一个电话向电话局查我们的号码。我再捅他一下，我们就走人。”

　　“哈罗！……对，我还在这儿。你总不至于认为你们这家领津贴的，出卖别人的小报馆能把我吓跑吧……要在四十八小时以内把我拿获？喂，你别打哈哈了。我劝你少管大爷们的事，还是去采访一些离婚案件和交通事故，靠你们的谣言和黄色新闻吃饭吧。再见，老弟——我没有时间登门拜访，很抱歉。我到你们的蠢驴窝去安全倒没有问题。哈哈！”

　　“他象抓不到耗子的猫那样恼火。”克南挂上电话出来说。“巴尼老弟，现在睡觉还早，我们去看一场戏，消遣消遣。我只要睡四个小时，然后直奔西部。”

　　两人在百老汇一家饭馆吃了饭。克南扬扬得意。他象小说里的亲王那样大把大把地花钱。接着，他们去看了一场新颖华丽的音乐喜剧。之后又去烤肉店吃夜宵，喝香槟酒，克南的兴致高得无以复加。

　　凌晨三点半钟，他们坐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克南没完没了地自吹自擂，伍兹闷闷不乐地在考虑他作为法律维护者的前程已经断送了。

　　他想着想着，眼睛里露出一线希望的亮光。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这时候，隐约模糊的叫喊声打破了咖啡馆外面清晨的相对的寂静；那些叫喊仿佛是声音的萤火虫，有的越来越响，有的逐渐减弱，在送牛奶车和稀稀落落的街车的辚辚声中盛衰消长。叫喊声来近时相当刺耳——这些熟悉的声音给大城市数百万从沉睡中苏醒的人带来了多种意义。这些叫喊的微小然而意义深远的音量包含着世界上的悲哀和欢笑，喜悦和苦恼。对某些畏缩在一夜短暂的庇护下的人，它们带来了无可回避的可怕的白天的消息；对另一些酣睡在梦乡的人，它们宣告了一个比黑夜更阴暗的黎明的来到。对不少有钱的人来说，它们带来的是一把扫帚，把星光照耀时仍属于他们的东西一扫而光；对穷人们来说，它们带来的只是新的一天而已。

　　叫喊声开始在全市升起，尖厉响亮，预告时间机器里一个齿轮嵌入就位后提供的机会，它们把日历上的新数字带给听从命运摆布的睡眠者的报复、利益、悲伤、酬劳和厄运分配给相应的人。叫喊声哀怨刺耳，仿佛那些年轻的声音在悲叹他们难以负责的手里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那么少，而坏事又那么多。在这无能为力的城市街道上空回响的声音传达了神道的最新法令，它们是报童的叫喊，是新闻界嘹亮的号角。

　　伍兹扔了一枚一毛银币给侍者说：

　　“替我买一份《火星早报》。”

　　报纸拿来后，他把第一版扫了一眼，然后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用那支小金铅笔写字。

　　“有什么新闻？”克南打着呵欠问道。

　　伍兹把他写的字条扔给克南：

　　“纽约《火星早报》：

　　由于约翰·克南被捕归案，请将我名下应得的一千元赏格付与克南本人。

　　巴纳德·伍兹。”

　　“你肆无忌惮地戏弄他们时，”伍兹说，“我就想到他们可能来这一招。现在，约翰尼，你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