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一个抄乐谱的人是应该从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半都耗费在涂错、刮错或整页整页重抄上面了。这种讨厌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热烈地追求乡村。我有好几次跑到马尔古西去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助理司铎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虽然不懂音乐，但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快当又准确。我们在那里把时间全耗费在唱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据格里姆和助理司铎瞎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这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所写、所唱过的这些三重唱，我把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许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发纸，但它们却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姨妈”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之后，我很快、很潦草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人们将在我的文件里看到这首诗。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家里。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仲长统（180—220）东汉末思想家、哲学家。字公理，山，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过一些十分宁静的时刻。缪沙尔先生原是个珠宝商，很通情达理，做买卖挣得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以后，就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晚年摆脱买卖和事务，在生活烦扰与死亡之间安排了一个休息与享受的间歇时期。这位老好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实践的哲学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惬意的房子里，在亲手经营的一个很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以至他那兴奋过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贝壳，最后他真以为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也只是含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着这种东西，想着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兴奋，这些思想最后在他脑子里简直要形成体系了，也就是说形成疯病了——如果不是死神来把他从他的朋友们手里夺走了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大幸事，但对于他的朋友们则是个大不幸，因为朋友们都喜爱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惬意不过的。他死在一种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个瘤，长在胃里，不断地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而人们却久久找不出不能吃东西的原因。这个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把他饿死了。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后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伤心。那时候，看他受苦的那种惨相而直到他最后一息都还不避开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了。他接待我们还是那么高兴，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到这样程度：看到他请我们吃的饭食真是眼馋，可自己连吮几滴很淡的茶都几乎不可能，喝了后马上还得吐出来。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时间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给的许多优秀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刻啊！在这些朋友之中，第一应推普列伏神父。他为人极亲切、纯朴，他的心灵使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气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毫无他给作品涂上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他是个惯得美人怜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整个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间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时只是个朴实的女人，还没有假充女才子呢。还有旺洛夫人，她当然不算美，但是妩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来特夫人自己，她也会唱。人虽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全都宾朋，这些宾朋使我相当愉快，如果不是缪沙尔先生带着他那份贝壳迷跟我倾谈，我还会更愉快些。我可以说，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六个多月当中，我的乐趣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认为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病体有益，劝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为着避开都市的喧嚣，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到帕西住了八、九天。这些日子之有益于我，主要是因为住在乡下，而不是因为服用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就寝前畅谈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欢的那种喜歌剧。夜里，我睡不着，就净想着怎样才能让法国人对这种体裁得出一个概念，因为《拉贡德之爱》根本不是这种歌剧。早晨，我一面散步，服用矿泉水，一面就仓卒地做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配上我做诗时想起的歌曲。在花园的高处有一个圆顶小厅，我就在里面把词和曲都草草写出来了。早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拟的这三段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师的咏叹调《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等等。我绝没想到这点东西是值得继续写下去的，要是没有他们两人的喝彩和鼓励，我都要把我这点破纸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了；我写出的很多东西至少跟这一样好，却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们却极力鼓励我，全剧六天工夫就写完了，只欠几行诗。全部谱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只要添点儿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这一切，我完成得那么快，只三个星期我的全剧各幕各场都誊清了，达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歌舞，这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由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太兴奋了，渴望能听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价关起门来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当年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次叫人专为他一个人把《阿尔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乐趣而只能与公众同乐，我就必须使我的作品被歌剧院接受。可惜它属于一种全新的体裁，听众的耳朵毫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料到，如果我把《乡村卜师》一剧再拿我的名义送去，它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克洛解决了我的困难，他负责把作品拿去试演，不让人家知道作者是谁。为着不暴露我自己，排练时我没有到场；连指导排练的“小提琴手”都只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绝佳之后，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凡是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满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场中，人们就不谈别的事了。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试演后，就要拿这部作品到宫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认为我的剧本一拿到宫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样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剧本交给他。居利恃权强索，杜克洛坚持不肯。两人的争执变得十分剧烈，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俩要出去交手了。人家来找我，我就推给杜克洛先生去决定，因此还是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最后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就把剧本拿出来，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时也是高老路子最远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决定抑扬，与唱词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从惯了的耳朵听了会起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判大纲》表明，恩格斯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我自己可不愿插手进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们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可能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过得去，比我原先预料的要令人满意些。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组而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意把他做过的事再来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象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谈昨晚的彩排，入场怎样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通，并把作者描写一番，说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相当长的叙述说得那么肯定、自然，里面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这次彩排谈得那么头头是道的那位先生，当时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说他看得那么清楚的作者现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滑稽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它在我心上所产生的效果。那个人有相当的年岁了，绝无狂妄、骄矜的态度和口吻；他的面貌显得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当过军官。尽管他那么不害羞，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看人，真是如坐针毡；我心里在想，有没有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呢？最后，我唯恐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给他难堪，就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打他面前走过，尽早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断定，如果在我出门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来的话，单凭我在想到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心里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看出我象个犯了罪的人那样羞惭和局促不安。
我现在正处在平生那种最严重的关头之一，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几乎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后编入《二程全书·明道先生文集》。，出于什么动机，不加任何褒奖或谴责之词。
那一天，我穿着跟我平常一样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我把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束当作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领进的那个包厢里，这是他自己的包厢。这是一个在舞台侧旁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我不怀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里好让大家都看见。灯一亮，我看到我这样装束，在那么多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人们中间，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问，我坐的是不是我该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当；我感到不安，但几分钟之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错。”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也许来自骑虎难下者多，来自理直气壮者少。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坐的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我的剧本演出，我是被邀请来的，我也正是为此而写这个剧本的，而且严格说来，谁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权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时俗的见解低头，不久就会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时俗见解的奴役了。为着永远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因为按照我选定的职业来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惭：我的外表是朴素的，不修边幅，但也并不腌臢肋de；胡子本身也并不脏，因为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按照时代和风尚，胡子有时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经得起笑骂，只要这笑骂不是我应该受到的。”经过这一番自言自语之后，我就勇气百倍了，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赴汤蹈火。但是，也许是由于国王在座的关系，也许是出于人心的自然趋向，我在以我为对象的那种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却只有殷勤和礼貌。我大为感动了，乃至又为我自己，为我的剧本的成败不安起来，生怕辜负这样盛情的期待，因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着为我喝彩呢。我本来是有思想准备去对付讥嘲的，但是他们这种亲热的态度，我却没有料到，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开始演出时我象小孩子一样直发抖。
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来了。就演员而论，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来说，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真是纯朴动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那些包厢里响起了惊奇叹赏的窃窃私议，在这一类剧本的演出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呢。这种继续增高的激动情绪，很快就感染了全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一对男女农民对话的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每句台词都听得清清楚楚：剧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声说：“真美啊。真好听。没有一个音符不打动你的心。”我把那么多可爱的人全都感动了，这种乐趣使我自己也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真忍不住了，同时我注意到哭的人也并不只是我一个。我有一阵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大有奴隶把桂冠捧上凯旋者头上的那种滋味；但是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体味自身光荣的那种乐趣了。然而，我深信，在当时，性的冲动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毫无疑问，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就决不会象当时那样不断地浑身火热，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尽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泪水。我曾见过一些剧本激起了更热烈的赞赏之情，但是从没见过这样普遍、这样美妙、这样动人的陶醉摄住了整个剧场的观众，特别是在宫廷里，又是首场演出。凡是看到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因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
奥蒙公爵先生当晚打发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离宫去，要我觐见国王。给我送这个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一句说，他认为是要赐给我一份年金“诚”为世界本质，认为“不诚无物”。其学说经孟轲发展，后，国王要亲自对我宣布。
谁会相信，紧接着这样辉煌的日子后面的那一夜，对我竟是焦灼而又尴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贵妇们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难忍，忍不住就得闹笑话，而我是宁死也不愿闹笑话的。只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险的畏惧心情。
然后我又想象到了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来，对我说话。在答话的时候就需要准确、镇定。我这该死的腼腆，连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会使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会使我在恰当的时候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预先准备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须猜准他可能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度；一说姓尹名喜。相传曾为函谷令尹，曾与西去的老子相，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柏林学派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于柏林大学的一个逻，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③指道。三国魏何晏《无名论》：，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实体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属性。，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
至于这部作品的经济收益，虽然我只收到它在别人手里可能产生的四分之一，数目仍然相当可观，够我生活几年，并且补充我抄缮工作的不足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新康，因为抄缮工作一直是进行得不够好的。我得到了国王的一百个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蓬巴杜尔夫人亲自饰科兰一角，——再加上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剧本的五百法郎。这个短剧，一共只费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工夫，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又笨拙，还是使我挣到了差不多和后来《爱弥儿》使我挣得的同样多的钱，而《爱弥儿》却费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劳动。不过我为这剧本给我造成的宽裕的经济条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为它给我招来了无穷的烦恼：它是许多在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从这个剧本取得成功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格里姆、狄德罗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从前的那种恳挚坦率，那种一见我就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谈。人们分成一小群、一个堆的，彼此窃窃私语，我一人呆在那里不知跟谁说话才好。这种令人难堪的摒弃，我长久以来都豁达对之；由于霍尔巴赫夫人和蔼可亲，始终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种粗鲁的态度还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但是有一天，他竟毫无道理、毫无借口、粗暴万分地攻击我。当时狄德罗和马尔让西都在场，狄德罗一声也没有吭，马尔让西后来时常对我说，他真佩服我当时回答的那种温和态度和克制工夫。霍尔巴赫的这种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终于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回去了。虽然如此，我每谈到他和他那一家人，总还是怀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谈起我来，却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视的字眼，开口闭口都是“那个小学究”，不用任何别的称呼，然而，他又说不出我对他或对他所关心的任何人有过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当初的那些预言和担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的，并且会原谅我写出极好的书，因为这种光荣并非他们所不能有的，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一出歌剧，更不能原谅我这出歌剧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走上这样的道路，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光荣。只有一个杜克洛超脱于这种妒忌之上，他甚至对我更加友爱，并且把我引进季诺小姐家里，在那儿，正跟霍尔巴赫先生家里相反，我受到了尊重、优礼和爱戴。
正当歌剧院演《乡村卜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在谈它的作者，不过结果稍差一点。由于七、八年来我都没有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也就讨厌这个剧院了，觉得那些演员用法语演剧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剧本拿给法国演员演，而不再给他们演。我把我这个愿望对演员拉努说了，我跟拉努本来就认识，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物，又是个作家。《纳尔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负责使它作为无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场券，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是喜欢法兰西剧院超过那另外两个剧院的。剧本被鼓掌通过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员们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古桑和格兰瓦尔两位小姐饰多情女郎的角色；虽然，据我看，全剧的精神没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说绝对演得不好。不过，我对观众的宽厚是很惊讶的，并且也很感动，他们竟有耐性安安静静地从头听到尾，甚至还容许它第二次演出，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在我这方面，初演时就感到那么厌烦，以致无法坚持到底。我一出剧院就钻进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里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大概也是和我一样，厌烦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里公开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诚的认错），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我是那个剧本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写了一个垮了台的坏剧本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这一行径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而我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我这种坦白承认的勇气还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补偿。我现在仍然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直说出来的骄傲，实在多于不说出来的无谓的羞惭。这个剧本，演出虽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够读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来了。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这篇序里，开始阐述我的许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曾阐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作品里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发挥出来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一七五三年，第戎学院发表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它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提，我也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写了。
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我们的女主人（她是个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个女友。我把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十分晴明，这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顾一切，掌管开销；戴莱丝和她们一起玩；我呢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不需要操一点心，到吃饭的时候就跟她们无拘无束地寻点乐趣。
每天其余的时间，我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启你们自身的呀！”
《论不平等》就是这些默想的结果。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并且他为这部作品所提的意见对于我也最为有益，但是这部作品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它是为着应征而写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预先就已经料定它不会得奖，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次旅行和这次写作对我的气质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因苦于尿闭症而完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毁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尔曼回来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作为认识活动中心的主体概念。断言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着的，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决心不管是痊愈还是死亡，反正不找医生不吃药，永远跟医药绝缘。这样，我就开始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就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有气力走动，就走动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这种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即使我的职业不容许我长期乡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在乡间度过。有好几个月，我吃过午饭的第一件事，就是独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来往极其密切，他为了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总督的照顾，因而决定她也同往，让她母亲看家。一切都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启程了。
我应该记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们包了一辆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就表示她极其厌恶独自跟果弗古尔留在车里。每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还是要下车的时候，她也就下车步行。我把她这样任性的脾气骂了很久，甚至于坚决反对她下车，直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对我说明了。当我听说我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态龙钟，有脚气病，又因追欢寻乐而断伤了身体的朋友果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的时候起就想败坏一个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轻，而且还是属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象是从云端掉下来一样。而他这种行为，用的手段又极其卑鄙，极其无耻，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给她读，拿他随身带着的那些淫画给她看，企图借此挑动她。戴莱丝气愤极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启程的第一天，一阵剧烈的偏头痛使我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他就利用这两人相对的一段时间去勾引她，动手动脚，简直象个色情狂，象只骚公羊，绝不象个受我信赖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么惊人啊！这对我又是一件多么未曾料到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友谊的魅力的全部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现在我却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谊和轻蔑结合起来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并且还以为被爱的一个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老无赖还在我面前瞒着他那卑鄙龌龊的行为呢。为了不叫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瞒着我对他的鄙视，把他一定不会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起来。你，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纱幕在我的眼前揭开了。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阻止这个纱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走过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况多么惨啊，天哪！这是怎样的堕落！她初期的那种美德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她是当年彭维尔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多么难过啊！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献是在唯心主义统治德国达数十年之久后，恢复了唯物主义，只有迁地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来跟我安安静静地一同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能享点幸福，这次我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是终归无效。她死钉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话，而她那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程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神，通过理性（哲学）的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提，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某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个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
特龙香也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后到巴黎来闯江湖，赚了大批钱带走了。他一到，就跟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请他个别诊治，但是就诊的人太多，不容易挤进去。她找我设法。我就促特龙香去看她。他们俩就是这样，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交谊，后来他们关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头。我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一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朋友联系起来，他们就准联合起来反对我。不过，虽然特龙香一家在他们从那时就参预的那套使祖国沦于被奴役地位的阴谋之中，个个都把我恨之入骨，这医生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内瓦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去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呢。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这番盛意没有使我动摇。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一次拜访了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跟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内瓦时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诉我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这件丧事使我把他一切对不起人的作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故得此名。，当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周游法国，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后来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人们一知道埃皮奈夫人——这时霍尔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还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莱”。，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