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第十二部分

 原来他是在找厕所。“小钢炮”脚底打着飘,就像踩在云朵上似的,摇摇晃晃,走一步退两步的,小史只得赶紧过去扶他。

  “哎哟喂,可得扶稳了!千万别让他摔着!”春霞轻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跟她姐姐交换一个眼色,阴阴地笑。
  很快,卫生间就传来了翻江倒海的呕吐声,夹杂着哼哼唧唧的哀叹。满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气氛变得有点尴尬。端午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他瞅见吉士不时朝他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怂恿自己干点什么,可他到底也没搞懂对方是什么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问。
  徐吉士从发行科找来的几个小伙子,像中学生一样腼腆。似乎不是来打架的,而是参加相亲会。而且一个个长得都有些怪异,獐头鼠目不说,神态还有点委顿。四个人在沙发上挤坐成一团,其中的一个,似乎一直在无声地窃笑。其实他并没有笑。只是他的上嘴唇太短,包不住牙齿,让人感觉到他始终在笑。吉士用胳膊肘去捅他,大概是希望他能有所表现。可“大龅牙”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只是微微地耸了耸肩而已。
  “小钢炮”这会儿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看起来,呕吐之后,他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小史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胸脯,帮着他顺气。而家玉已经在小声地劝说小史带他离开了。小史似乎说了句什么,家玉一时情绪激动,突然厉声地对小史道:“求求你了!你们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
  她似乎有点失去了控制。
  好在时候不大,屋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透过朝北的窗户,端午看见三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还未进门,警察就在楼道里高声地嚷嚷起来了:
  “别动手啊!都别动手!谁动我就逮谁啊!”
  当他提着警棍进了门,看到满屋子的人,就像开茶话会似的,连他也觉得有点意外。这个挺胸凸肚的中年人,大概就是家玉所说的那个唐燕升了。
  “呦!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嗯?开会呢?”
  他把手里的警棍在手掌上敲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燕升简单地问了问事由,也不容双方争辩,用警棍朝姐妹俩一指,喝道:“你们!”又转过身来,指着家玉,“还有你!里屋说事。其他的人,都坐着别动。”随后一头扎进了里间的书房。
  春霞姐妹交换了一下颜色,跟着进了书房。
  家玉用哀求的目光召唤丈夫,想让他一起去。端午也用哀求的目光回敬她,表示拒绝。家玉只得独自去书房谈判。她随手关上了房门。
  很快,徐吉士带来的那四个小伙子,围着餐桌,有说有笑地打起牌来。小史已经将“小钢炮”扶到沙发前坐下。他的身体刚挨着沙发,就打起呼噜来了。跟着燕升来的两个警察,则坐在屋外的花园里抽烟。见小魏和小史无事可干,吉士就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打发她们买盒饭去了。
  家玉中途从书房里出来上厕所。吉士问她商量得怎么样,家玉苦笑着摇了摇头,故意大声道:“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唉,什么世道!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见她两眼泪汪汪的,端午也不敢烦她。家玉刚进了厕所,端午就听见书房里忽然传出一句刺耳的话来:
  “告诉你,你的立场有问题!狗屁!姓唐的,你要是再这么偏心眼,老娘懒得跟你啰嗦……”
  似乎骂的是燕升。而燕升接下来的一段话,声音很小,一句也听不清。吉士的脸色一下就变了,眼看就要冲进去,端午一把将他拽住。
  “这骚娘们,我是看在她长得像孙俪的份儿上,怎么也有一点怜香惜玉。她倒是张狂得可以,连人民警察也敢教训!我操!得寸进尺了还……”就在这时,吉士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他从衣兜里拿出手机,却不接听,而是转身指着他带来的那几个人,骂道:“你们这几个老菩萨,我是请你们来打牌的吗?嗯?你们得弄出点动静来呀!该打打!该砸砸!动手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那伙人不约而同地把牌都放下了,可还是像木雕泥塑一般坐在那儿发呆。张着嘴,一动不动。
大概是屋子里信号不好,吉士“喂、喂”地喊了一通,径自出了房门,到外面打电话去了。
  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书房的门终于开了。春霞姐妹铁青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们没有再到客厅里来,而是直接去了里面的卧室。不多一会儿,卧室里就传来了午间新闻开始的音乐声。家玉和唐燕升还在书房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端午走了进去。家玉眼睛红红的,正哈着气,用一块绒布擦拭着眼镜。春霞姐妹提出了一万元的补偿条件,经唐燕升苦口婆心地软磨硬泡,对方总算同意把钱降到了八千。不过,她们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得给她们至少三个月的宽限期,以便她们能够从容地找到新房东。在老唐的劝说下,家玉强忍着羞耻和愤怒,勉强同意了。但她提出来,与姐妹俩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却遭到了她们断然的拒绝。
  “等于是什么都没谈下来!”家玉道,“没有协议的约束,要是三个月之后,她们还是不搬呢?我们倒是又白白地搭进去八千块。”
  由于擦眼镜时过于用力,她不小心弄折了眼镜腿。小螺丝“滴滴答答”地在地板上跳了几跳,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家玉气得将眼镜往书桌上一扔,接着道:
  “老唐,你带上你的人,该干嘛干嘛去!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进了这房门,就不打算再出去了。要么她们从我家搬出去;要么,我一个人留下来,和她们一块住!”
  老唐的脸色也有点怪怪的。他又想了想,两只大手往腿上猛拍了一下,咬了咬牙,说了句,“我再去试试。”起身去了隔壁,接着做姐妹俩的工作去了。
  老唐刚走,吉士就笑嘻嘻地拎着几盒饭走了进来,“先吃饭,先吃饭。事情一会儿再说。”端午和家玉都没什么胃口。端午已经在地板上找到了那个铜螺丝,正用裁纸刀的刀尖小心地把眼镜腿装上。他简单地给吉士说了说刚才的调解结果。吉士只顾着往嘴里扒饭,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他把一块鸡腿啃干净之后,这才抹了抹嘴,对家玉嘟囔道:
  “嫂子别急。真正的黑社会,一会儿就到!”
  家玉和端午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望着吉士。
  “我刚才已经跟国舅通了电话。他们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十五分钟之内赶到。唉,我们自己带来的那伙人,很不专业。来了三个警察,也都是娘娘腔,一点也不提气。我看这事就交给国舅来摆平吧。”
  “你说的国舅,是个什么人?”家玉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呆会儿大队人马一到,这两个婊子会尿裤子的。”吉士将手里那根带血的牙签朝饭盆里一扔,打了个饱嗝,又接着说,“现在,最麻烦的,倒反而是这三个警察。呆会儿国舅他们来了,若是有警察在场,动起手来,难免碍手碍脚。得想个法子,将他们先支走。”
  “这倒不碍事。”家玉脱口道,“燕升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话刚一出口,家玉就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没再接着说下去,因为唐燕升已经站在了书房的门口。他把帽子脱下来,挠了挠稀疏的头皮,如释重负地对家玉笑道:“工作总算做通了。她们答应今天下午就搬走。不过,恐怕你们得再多给一点钱才行。”
  “给多少?”家玉问。
  “一万五。”
  “等等!她们把人家的房子霸占住,白住了一年,我们不跟她要房租,就算是客气的了,哪有她们反过来跟我们要钱的道理?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是非?”徐吉士拍着桌子,高声对唐燕升道。
  家玉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可吉士不予理会。
  “一万五?老子一个子也不会给她。她们这是卖身呢!就是卖身,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吧。如今去发廊找个小姐才多少钱?说句不好听的话,难道她们俩那玩意儿,是镶着金边的不成?”
  燕升被吉士的一番脏话,噎得直翻白眼。他将手里的帽子在头上戴正,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滴、滴、滴”一阵汽车喇叭响。
  几个人赶忙跑到客厅里。端午往窗外一望,看见两辆“金杯”小客车,一前一后,已经停在了单元楼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糟老头子。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褂子,腰上围着蓝色布围裙,一头乱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身上斜跨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红色的工具箱。下了车,那老头就朝四下里东张西望。
  怎么看,都不像个黑社会。
  紧接着,从第二辆车上,跳下来一个头戴灰色毡帽,胖墩墩的中年人。他一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上,捏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瞄了一眼楼房的门牌号码,就朝屋子这边,不紧不慢地踱过来。
  此人正是徐吉士所说的国舅。
  他的原名叫冷小秋。半年前,在“呼啸山庄”,端午曾与他见过一面。唐燕升与冷小秋似乎也很熟。因为一看见小秋走进来,燕升就转过身,对家玉笑道:“我们要先走一步了。这种事情,老冷处理起来,要比我们有经验得多。”说完,他冲那两个民警勾了勾手指,三个人往外就走。
  到了门口,正遇上朝里探头探脑的冷小秋。燕升与小秋亲热地拉了拉手,又凑到小秋的耳朵边,低声地嘱咐了句什么。小秋就笑了。他满不在乎地喷出一口浓烟,骂了句:“屌毛!”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烤瓷牙。小秋将手中的雪茄在门框上胡乱地戳灭,然后对着满屋子的人叫道:
  “来唦!把你们带来的这些个鬼,这些个闲杂人等,都喊出来唦!吾马上就要开始清场了。”
  小秋一吩咐,吉士就忙着往外轰人。正在沙发上熟睡的“小钢炮”,这时也已经被小史拍醒了,由小史和吉士一边一个地架着,往外走。听到动静的李春霞,手里捏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也从里屋跑了出来。
  “警察呢?”她喊道。
  她那肥厚而性感的丰唇已经开始嘟噜着发颤。可是到了这一会儿,已经没人愿意回答她的问题了。
  屋子里的人刚刚走到外面的草坪上,两辆金杯车的门呼啦一下拉开了。从里面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出人来。这伙人,似乎都是用同一个模具浇铸出来的。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服。戴着白手套。统一款式的胶底鞋。一式的小平头。正方形的脑袋。小眼睛。手执铁棍。猫着腰往屋里冲。
  跑在最前面的五六个人,不知为何,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巨大的沙皮袋。端午数了数,一共是23个人。对面的一座高层居民楼上,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了。一个个面目不清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朝这边张望。正在小区里巡逻的两个保安,远远地站在一处花坛边上。他们不敢靠近,可也不敢离开。
  最后进屋的,是个身穿迷彩服的司机。他看了看那个身背工具包的老头,吼道:“你他妈的,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给我弄啊。”
  “是锁匠。”徐吉士蛮有把握地对家玉道,“这老头是个锁匠。他负责给你们家的房门换锁。”
  “他们,不会弄出什么事来吧?”家玉的脸色有些担心,又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
  “你放心。国舅做事,从来都是万无一失。”
  “我看见领头那几个人,手里都还拎着沙皮袋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家玉又问。
  “嗨!把沙皮袋往她们头上一套,照例是一阵拳打脚踢。”吉士笑道,“你就等着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两人就会被死狗一样地拖出来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吉士对于当下黑社会的行动方式,已经是相当的隔膜了。与他的期待相反,那二十多个人冲进去之后,房子里一直没什么动静。既没有哭爹叫娘,也没有“乒乒乓乓”的嘈杂与斥骂。除了锁匠用榔头敲击防盗门的锁芯而发出来的“橐橐”声,整个屋子一片死寂。
  “小钢炮”睡醒了觉,精神明显地比上午好多了。他既不喘又不晕,一个人站在窗口,踮着脚朝里边窥望。
  不一会儿的工夫,小秋笑眯眯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把手里的雪茄再次点燃,猛吸了一口,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蛮好!”
  吉士问他,“蛮好”是个什么鸟意思?
  “她们正在收拾东西。一会儿就完事。”小秋轻描淡写地支吾了一声。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两个女的,蛮好玩的嘞!”
吉士又问,怎么个好玩法?
  小秋道:“吾还以为她们有多难弄!其实呢,胆小得要命。跟吾们挺配合的。吾进去后,就让人把那两个女的叫到跟前来。吾让她们不要抖。吾不喜欢女的在吾跟前抖。吾说,你们看看吾,可怕吗?她们都摇头。吾说,不可怕,你们抖什么东西呢?不要抖。可她们照样还是抖。
  “吾只问她们三句话。吾说,看来你们今天得挪个地方了。那两个女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吾说,你们今天得给吾从这儿搬出去。这是肯定的,没得商量的,阿晓得?但怎么个出去法呢?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么是穿着衣服出去,要么呢,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出去。你们自己选。她们肯听吾的话呢!马上都说,要穿着衣服出去。吾又问,你们是空着手出去呢,还是带上你们的东西出去?她们说,愿意带上东西出去。我问她们二十分钟够不够?她们都说,差不多够了。吾连手指头都不碰她们一下子!现在正忙着翻箱倒柜呢。我只带来了六个沙皮袋子,不知道够不够她们装。”
  听小秋这么说,家玉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端午倒是有点晕乎乎的。一直等到春霞的姐姐抱着那只大花猫,从屋子里走出来,端午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春霞跟在姐姐的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刚刚从墙上取下来的画框。接着出来的,是五个拎着沙皮袋子的方头青年。她们的东西不多,最后一个沙皮袋还没用上。
  春霞打开了那辆灰色“现代索纳塔”的后备箱,那些人就帮她把东西往里塞。塞不下的,就搁在了车子的后座上。春霞把车门关上,特意又朝家玉走了过来。家玉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假装查看手机上的信息。
  春霞走到她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家玉,低声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端午没有听清,可他看见妻子的脸忽然变得煞白。
  等到那辆“索纳塔”晃晃悠悠地出了东门,锁匠也已换好了门锁。他提着工具箱,从楼道里出来,出了一身的汗。他将一串崭新的钥匙,递到了小秋的手上。小秋将钥匙在手上掂了掂,又递给了端午。
  事情就算了结了。
  端午提出请小秋吃晚饭。小秋想了想,说他呆会儿还有点事。“要不改日吧。吾们约上守仁,一块儿聚聚。”
  小秋带着那伙人离开后,吉士也招呼着发行科的几个同事,钻进一辆又破又烂的老捷达,告辞而去。因家玉的车停在西门的网球场,剩下的几个人,就穿过小区,往西边走。
  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附近村庄里的菜农将自留地里的蔬菜、白薯和大米用平板车推着,运到小区里面来卖。一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太太,正和小区的住户讨价还价。“小钢炮”大概是嫌老太太的菜摊妨碍他走路,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一身好拳脚,一直没得到机会施展,他忽然心血来潮,飞起一脚,将老太太的菜篮子踢到了半空中。
  
  6
  唐宁湾的房子总算要回来了。可家玉的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整日里神情抑郁,而且总爱忘事。端午问她,那天春霞在离开前,到底和她说了句什么话。家玉又是摇头,又是深深地叹息,末了,就撂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也许春霞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
  他知道,在那种场合,春霞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可是一连几天,为一句话而闷闷不乐,似乎也有点不近情理。他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只有在督促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家玉才会暂时忘掉她的烦恼,回复常态。对儿子,她仍然像过去一样严厉,毫不通融。
  母亲张金芳在鹤浦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只字不提回梅城的事。家玉白天早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要熬到九点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她尽量避免与婆婆照面。
  端午通过小魏,去探听母亲的口风。不料,母亲反问道:“唐宁湾的房子既然已经要回来了,又不让我们搬过去住,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打算走。
  母亲向端午抱怨说,梅城那地界,如今已住不得人了。说白了,那地方,就是鹤浦的一个屁眼。化工厂都搬过去且不说,连垃圾也一车一车地往那儿运。只要她打开窗户,就能闻到一股烧糊的橡胶味,一股死耗子的味道。连水也没过去好喝了。她可不愿意得癌症。
  端午把母亲的心思跟家玉说了说。家玉古怪地冷笑了一下,眼睛里闪动着悲哀的泪光,“等到过完年吧。我让她。”
  明显是话中有话。这也加重了端午对妻子的忧虑。他只得又回过头去劝慰母亲。张金芳当然寸步不让,死活不依。最后小魏道:“您老想想看,鹤浦离梅城也就二十公里,空气在天上飘来飘去,你说梅城的空气不好,这儿又能好到哪里去?房子刚刚收回来,总还要收拾收拾。再一个,搬家也不是小事。总得找个会算命的瞎子,看看日子,办两桌像样的酒席。”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送回了梅城。
  可母亲走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天傍晚,端午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英皇酒店旁的大连海鲜馆。绿珠在两个小时前给他发来了短信,约他在那儿见面。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要与端午商量。天空沉黑沉黑的,刮起了东北风,却并不十分寒冷。看上去像是要下雪。
  端午乘坐的那辆黑车刚驰入滨江大道,就接到了家玉打来的电话。她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若若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端午吓了一跳,赶紧吩咐司机抄近路,一路闯红灯,朝家中疾驰而去。他满脑子都是儿子虚弱的笑容。心里堆满了钻心剜肉般的不祥预感。绿珠一连发来了三四个短信,问他到哪了,他都没顾上回复。
  家玉坐在儿子的床边,抹着眼泪。儿子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似乎正在昏睡,急促的鼻息声嘶嘶地响着。瘦弱的身体裹在被子里,不时地蹬一下腿。
  “怎么抖得这样厉害?”端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刚才抖得更凶。现在已经好一些了。给他加了两层被子,他还喊冷。”家玉呆呆地望着他。
  “试过表了吗?”
  “三十九度多。刚给他喝了美林悬浮液。烧倒是退了一些。你说,要不要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按家玉的说法,儿子放学回到家中,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前发愣。叫了他几声,他也不理。家玉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好。只是鼻子有点囔。她照例嘱咐他去做作业。儿子倒是挺听话的,慢慢地打开台灯,拉开书包,摊开试卷,托着小脑袋。
  “我也没怎么在意,就到厨房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转到厨房里来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不做作业?我想睡一会儿。我还以为他累了,就说,那你就去睡上半小时,作业等吃完饭再做吧。没想到,等我做完饭,再去看他,小东西就已经在床边打起了摆子。问他哪不舒服,也不吭气。到这时,我才发现出了事。原来是佐助不见了……”
  端午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悲哀的事实。床头柜的铸铁架上,已不见了鹦鹉的身影。那条长长的细铁链,像蛇一样盘在柜子上。那只鹦鹉,一定是弄断了铁链飞走了。可眼下正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即便鹦鹉挣断了铁链,也无法飞出去。他向家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妻子则提醒他,南窗边有一个为空调压缩机预留的圆洞。
  “它会不会从那儿钻出去?”
  “不可能!”端午道,“你忘了吗?几只麻雀衔来乱草和枯叶,在里边做了一个鸟窝。那个洞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大一只鸟,怎么钻得出去?再说了,若若和鹦鹉早就玩熟了,你就是解开铁链,它也不见得会飞走……”
  家玉这时忽然烦躁起来,怒道:“你先别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的了!我看还是赶紧送他到儿童医院看看吧。要是转成肺炎,那就麻烦了。你快给孩子穿好衣裳,带他到小区的北门等我。我去开车。”
  说完,家玉开始满屋子找她的车钥匙。
  端午给若若穿好衣服,将他背在背上。正要下楼,忽听见儿子在耳边有气无力地提醒他,让他把窗户打开。
“干吗呢?外面还呼呼地刮着北风呢!”
  “佐助要是觉得外面冷,说不定,会自己飞回来……”
  
  他们去了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排了半天队,在分诊台要了一个专家号。大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替若若听了听前胸后背,又让端午带他去验了血。还算好,仅仅是上呼吸道感染。夫妇俩这才安下心来。
  大夫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对他们道:“感冒有个三五天总能好,只是小家伙的精神状况,倒是蛮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活物,说没就没了,换了谁都受不了。他要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一场,反倒没事。可你们家这位,两眼发直,不痴不呆的,显然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缘故。你们这几天多陪陪他,多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必要,不妨去精神科看看,适当做些心理干预。”
  他们在观察室吊完了一瓶点滴,若若的烧明显退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家玉开车经过大市口的晨光百货,看见那里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依然灯火通明,就带着若若去那里买了一双红色的耐克足球鞋。以前,若若一直嚷嚷着要买这样一双球鞋,家玉始终没松口。家玉给他试着鞋,不停地问他喜不喜欢。小家伙总算咧开嘴,勉强地笑了一下。他们又带他去商场五楼的美食街吃饭。家玉给他要了一碗银杏猪肝粥,外加两只他平时最喜欢吃的“蟹壳黄”小烧饼。可今天他连一只都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烧饼上的芝麻和碎皮掉了不少在桌上,若若就将那些芝麻碎屑小心地撸到手心里。
  他要带回去喂佐助。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家玉不忍心提醒他鹦鹉已经不在了,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回到家中,大风呜呜地抽打着窗户,把桌子上的试卷和习题纸吹得满地都是。
  佐助没有回来。
  家玉给若若洗完脚,又逼着他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将脸凑到他脖子上,蹭了蹭,亲昵地对他说:“今晚跟妈妈睡大床,怎么样?”
  儿子木呆呆地摇了摇头。
  家玉只得仍让他回自己的小屋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家玉知道,他还在惦记着那只鹦鹉。
  “那妈妈在小床上陪你,好不好?”
  “还是让爸爸陪我吧。”儿子道。
  家玉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躲躲闪闪的目光,瞟了端午一下,故作嗔怒地“嘁”了一声,替他掖好被子,赶紧就出去了。不过,端午还是从她惊异的眼神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不禁有些疑心。
  难道是家玉故意放走了那只鹦鹉?
  稍后,从儿子的日记本上,这一疑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端午趴在儿子的床前,跟他说着一些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的疯话。诸如“爸爸是最喜欢老儿子的”之类。儿子很快就睡熟了。大概是刚刚吃完药的缘故。他的额头上汗津津的,凉凉的。端午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美好。妻子在隔壁无声地看电视。他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闲着也无聊,就去帮儿子收拾书桌。
  桌子上堆满了教材和参考书,还有黄冈中学和启东中学的模拟试题。在一大摞《龙门习题全解》的书籍下面,压着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硬抄。那是多年前,端午用来抄诗的笔记本,放在书架上久已不用。本子已经很旧了,纸张也有些薄脆,儿子不知怎么将它翻了出来。本子的开头几页,是他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抄录的金斯伯格的两首诗。一首是《美国》,另一首则是《向日葵的圣歌》。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是儿子零星写下的十多则日记。他不知道儿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则日记,都与鹦鹉有关。而且,都是以“老屁妈今天又发作了”一类的句子开头的。其中,最近的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
  
  老屁妈今天又发狂了。她说,如果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不了前五十名,她就要把你煮了吃了。她说,她说到做到。煮了吃,当然是不会的。她就这么说说。这话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会真的这么做。可是佐助,其实你并不安全!妈妈如果真的要对你下手,多半会把铁链子弄断,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万一哪一天,我放学回家,见不到你,她就装模作样地说,是你自己飞走的。这种危险在增加。佐助,亲爱的朋友!我晚上要做作业,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玩。你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千万别乱叫。尤其是后半夜。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真能考进年级前五十,老屁妈就会带我们去三亚过春节。算是奖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你上飞机。大结巴说可以带,蒋肥肥说不可以带。如果不能带,我宁愿不去。不管怎么样,朋友,请给我力量吧。万一我考不进前五十,我就自杀!
  佐助,加油!
  
  若若半夜里醒过来一次,他要喝水。端午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他去厨房里给他榨了一点橙汁,兑上温开水,给若若端过去。又逼他吃了两粒牛黄银翘。若若忽然睁开眼睛,问他道:
  “你说佐助现在会在哪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试着接受失去鹦鹉的事实。
  端午想了想,回答道:“它不会跑远的。我们家外面就是伯先公园。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在伯先公园的树林子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公园转转,说不定能在哪棵树上望见它。”
  “外面这么冷,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鹦鹉是热带动物,在我们这里,它在野外根本无法存活。”
  “这倒也说不定。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聪明到能模仿人说话,是不是?它很聪明,别担心。随便找个山洞啊,树上的喜鹊窝啊,一躲,就没事了。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点,它就会往南飞。一直飞回到它的莲禺老家。”
  “莲禺很远吗?”
  “很远。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吧。不过对于鸟类来说,这点距离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是看过《迁徙的鸟》吗?”
  儿子痴痴地看了他一会儿,翻了一个身,钻到被子里接着睡。在被窝外面只露出了一小撮柔软的发尖。屋外的风声,奔腾澎湃,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端午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确定他睡熟了之后,这才关了台灯,蹑手蹑脚地替他掩上了房门。
  第二天是星期五。家玉因要办理一件司机故意碾压行人致死的案件,一早就去了律师事务所。端午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家中陪儿子。若若上午倒是没烧,可到了中午前后,额头又开始热了起来。下午,家玉从单位给他发来一封短信,询问若若的病情。她还叮嘱端午,给儿子的班主任姜老师打个电话。
  没等到端午把电话打过去,姜老师的电话先来了。
  端午跟她说了说若若感冒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只飞走的鹦鹉,提到了大夫的担忧。在电话的那一端,姜老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也有话要和家长沟通。她说:
  “上一周,不,上上一周吧,学校里开运动会。谭良若自己没什么项目,可还是到田径场来找同学玩,看热闹。我和几个老师拿着秩序册东奔西跑,忙得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他倒好,手里托着一只好大的鹦鹉,往跑道中央那么一站,嗬!好不神气!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裁判员举着枪,又担心四百米跑的运动员撞着他,迟迟不敢发令,我只得跑过去把他拽走了。
  “你这孩子呀,怎么看都不像是十三岁的少年。往好里说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要是往坏里说,整个就一个昏昏噩噩,不知好歹。和他同龄的孩子,比如马玉超,多懂事!已经能把一台晚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廖小帆呢,在刚刚结束的全市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马向东,不换气就能把整篇的《尚书》背下来。唉,不说了。你儿子倒好!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赖在婴儿期,就是不肯长大。我左思右想,总也找不出原因。嗬!好嘛!原来是这只鹦鹉在作怪。
  “我当天晚上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他母亲赶紧把这只鹦鹉给我处理了。他母亲还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这鸟跟了他七八年了,有点不好弄。有什么不好弄的?我跟她说,你把链子一绞,把它往窗外一扔,不就完事了吗?你儿子很有潜力,期中考试考得还不错。到了这个期末,你们家长再加把劲,进入前一百,甚至是前五十,都有可能。做家长的,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将来的竞争会有多么残酷……”
 原来是这么回事。
  班主任仍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端午已经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了。看来,这个姜老师,比起小学的那个双下巴的“暴君”,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她归入到绿珠所说的“非人”一类。这么一想,端午倒也不怎么生气了。
  “今天就让他在家歇着。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要补周三的课,他最好来一下。我专门请了数学和英语老师来给他们总复习。下周就要期末考了,是全区统考。”姜老师严肃地提醒他。
  “可是,孩子还发着烧呢。”
  “不就感冒吗?现在是冬天,正是感冒多发季节。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哪天没有得感冒的?要是都跟你儿子似的,有个头疼脑热就不来上课,我们学校还要不要办?”
  端午还想跟她解释,可姜老师已经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家玉回来,端午跟她说了给姜老师打电话的事。家玉就咧开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道:
  “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总算可以洗清了吧?唉!说实话,我昨天把鹦鹉从窗口放出去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它先是飞到了窗下的一棵石榴树上,四下里望了望,然后又猛地一下朝窗口扑过来。这鹦鹉,和你儿子还真是有感情!它飞到窗玻璃上,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可玻璃太滑了。看它那架势,还是不肯走的意思。我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找来一根晾衣杆,闭上眼,咬着牙,在它黄色的肚子上使劲一捅,那东西,“嘎嘎”地惨叫了两声,绕着窗户飞了半天,最后影子一闪,不见了。我当时还一个人哭了老半天。”
  家玉眼睛红红的。端午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又问起了妻子手头那件司机撞人的案子。家玉摇了摇头,只说了“很惨”两个字,就不吱声了。
  星期六的上午,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天气却变得格外的寒冷。若若退了烧,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若若说没胃口,他只吃了一小瓶酸奶和一片苹果。
  临去学校前,家玉给若若加了两件毛衣,又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羊绒围巾。家玉再次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学校,若若还是没答应。他宁愿自己骑车去。看起来,他还在生妈妈的气。端午劝她将放走鹦鹉的事跟儿子说清楚,干脆将责任“全都栽到姜老师头上”,家玉想了想,没有答应:
  “那多不好?恶人还是我来做吧。”
  从小区到鹤浦实验学校并不算远,可是途中得穿过四条横马路,这让家玉一直叨叨不休。孩子刚下楼,她和端午都趴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个像河豚似的身影,往东绕过喷水池,摇摇晃晃地出了小区的大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玉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确认孩子已到校,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匆匆吃过早饭,家玉就说头晕,要去床上睡一会儿。端午则坐在卧室的躺椅上,继续看他的《新五代史》。家玉根本没睡着,她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问他,学期结束时,应该给学校的主科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会儿又盘算着等儿子回来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开胃的午饭。端午提议说,若若最喜欢吃日本料理,不如直接开车去英皇大酒店。它的顶层有一家回转寿司餐厅。家玉也说好。至于给老师的礼物,他们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直接送钱。语、数、外,每人两千。
  两人说了会儿话,家玉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她赌气似的打开了电视。可大清早的,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可看的。不是歹徒冒充水暖工入室抢劫,就是名医坐堂,推荐防治糖尿病、癌症的药物和秘方。他听见家玉“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事啊!”
  端午就把手里的书移开,笑着安慰她:“与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相比,还是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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