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葫芦案www.xiaoshuotxt.com
1
庞家玉厌恶自己的婆婆。甚至在心里，暗暗地盼着她早死。从理论上说，婆婆每次生病，都隐含着某种希望。遗憾的是，她的那些病，或轻或重，她总有办法让自己康复。每当家玉被这种恶毒的念头所控制的时候，她都会深陷在一种尖锐的罪恶感之中，并为自己的不孝和冷酷感到恐惧。这种罪恶感在折磨她的同时，也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家玉会尽己所能，对婆婆表示善意和关心，来抵消自己内心的那种不祥的罪恶感。
这当然显得做作而虚伪。
饱经风霜、目光犀利的张金芳自然不会看不出来。通常的情形是，庞家玉对婆婆越好，她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就越深。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家玉又回到了她的起点——她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早一点死掉的好。
端午曾劝她将婆婆当成她自己的母亲来伺奉，所谓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对此，家玉完全不可接受。
她自己的母亲，在家玉五岁那一年就死去了。家玉对她的记忆，仅限于皮夹子中多年珍藏着的一枚小小的相片。母亲永远停在了29岁。一度是她的姐姐，近来则变成了妹妹。父亲嗜酒如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带着她搬进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后来，通过人工受孕，还给那寡妇生了个儿子。家玉是在呵斥和冷眼中长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碍事之感。她与端午结婚后，父女俩更少来往。每次父亲到鹤浦来看望女儿，仅仅是为了跟她要钱。后来，随着家玉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她开始定期给父亲汇款，父亲基本上就不来打搅她了。
与许多婆媳失和的家庭不同，庞家玉对婆婆的邋遢、唠叨和独断专横都能忍受，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婆婆的说话方式。如果与元庆或端午说话，婆婆通常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甚至不避粗口。而对家玉就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跟她说话，通常是以“我来跟你说个故事”这样的开场白起始，以“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来结束。她故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动物，最为常见的是狗。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婆婆那些离奇而晦涩的故事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领会。每次去梅城看望她，家玉都会像一个小学生面对考试一样惶惶不安。那些深奥莫测的故事难以消化，憋在她心里，就像憋着一泡尿。
端午对她的遭遇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因此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知道了吧，在日常生活中，法律和逻辑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在她和端午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婆婆就给她讲了一个公狗和母狗打架的故事，沉闷而冗长。根据端午事后的解释，这个故事尽管情节跌宕起伏，枝蔓婆娑，其中的寓言倒也十分简单。母亲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母狗要绝对服从公狗。
另有一次，婆婆跟家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角换成了公羊和母羊）：公羊和母羊如何贪图享受，生活放纵，如何不顾将来，只顾眼前，最后年老力衰，百事颓唐，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结局。这一次，家玉似乎很快就搞清楚了婆婆的意图，她喜滋滋地把故事向丈夫复述了一遍，然后得出了她的结论：
“妈妈的意思，会不会是告诫我们，婚后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免得日后老了，陷入贫穷和困顿？”
端午却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她道：“你把妈妈的话完全理解反了。”
“那么，她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对地球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她哪有那么高的见识。”
“那她到底是个啥意思？”
“她的意思，唉，无非是希望我们要一个孩子。”
“妈的！”
家玉轻轻地骂了一句，只能又一次责怪自己的愚昧和迟钝了。
还有一次，家玉去梅城调查一名高中生肢解班主任的案件，顺道去看望婆婆。她将家玉叫到自己的床边坐下，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给家玉讲述了一条老狗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岭，“因心脏病发作”无人知晓，最终悲惨死去的故事。由于婆婆那时受健忘症的影响，她把这个故事一连讲了三遍。家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向端午求教。端午只听了个开头，就打断了她的复述，笑道：“这个故事同样没什么新意。她是想搬到鹤浦来，和我们一起住。这话她已经跟我提到过好几次了。”
“想都别想！”家玉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果你不想跟我马上离婚的话，就请你老娘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话虽这么说，家玉心里其实也十分明白：在婆婆那深不可测的大脑中所闪过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不可能“打消”的，需要打消的，恰恰是自己脆弱的自我和自尊。婆婆的惩罚如期而至。这一次，她可不愿意多费口舌，讲什么羊啊狗啊一类的寓言故事，而是干脆对她不予理睬。婆媳之间的“禁语游戏”，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甚至在大年初一，家玉去给婆婆拜年时，她照样装聋作哑。
在这之后，庞家玉倒是确实考虑过与端午离婚的事，甚至为离婚协议打了多次腹稿。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了。当她试着向端午提出离婚一事的时候，令她吃惊的是，端午一点都不吃惊。他只是略微沉默了一小会儿，就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对妻子道：
“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
家玉不得不再次收回自己刚才的话，找了个地方痛哭了一场。婆婆惩罚她的手段总是如此高明，往往还未出手，家玉就自动崩溃了。婆婆从不屑于直接折磨对方，而是希望对方自己折磨自己。庞家玉只能屈服。
经过慎重考虑，家玉主动向端午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鹤浦另外购置一套住房，把老人家和小魏一起接过来住。
事情总算解决了，可屈辱一直在她的心里腐烂：“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这天晚上，家玉蜷缩在端午的怀里喁喁自语。泪水弄湿了他的汗背心。
“亲爱的，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不感到耻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呀！”端午像对待婴儿一样，轻轻拍打妻子的肩膀。
他的安慰，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得要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逢双休日，夫妇二人就带着若若去四处看房。庞家玉一度沉浸在即将拥有第二套房子的亢奋之中，对儿子在学校排名的直线下降既痛心又熟视无睹。她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房，比较各个楼盘的交通状况、配套设备、容积率、升值潜力、与化工厂的距离、周边环境、有无回迁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用端午的话来说，好像她要挑选的，不是一个钢筋水泥建成的房子，而是她的整个未来。
的确，几乎没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能让家玉感到满意。什么“维多利亚”啦，什么“加州阳光”啦，“蓝色多瑙河”啦，“南欧小镇”啦，带有强烈的自我殖民色彩，让家玉感到一阵阵反胃；而“帝豪”、“皇都”、“御景”、“六朝水墨”一类的楼盘名称，与它们实际上粗劣的品质恰好构成反讽；至于“秦淮晓月”、“海上花”或“恋恋丽人”一类，则简直有点诲淫诲盗了。
一个月看下来，只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让她勉强可以接受，它的名字叫“金门寺小区”。比较中性。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徐景阳却不失时机地提醒她，金门寺三个字与“进门死”谐音，听上去有点吓人。“不要说长期住在里面，就是我到你们家去串个门，都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不吉利啊！”经过徐景阳这么一提醒，庞家玉再把那小区看了一遍，也发现了新的问题：那房子的屋顶一律是黑色的，怎么看都像是个棺材盖。她只得放弃。
考虑到婆婆生活的便捷，考虑到自己对园艺的兴趣（婆婆迟早会故去的），特别是自己手头尚不十分宽裕的资金，家玉想挑选一个底层带花园的公寓房。因为她怕狗；因为她讨厌那些面目可疑的回迁户——到了夏天，这些人光着大膀子，在小区里四处晃荡，无疑会增加她对生活的绝望感；因为她厌恶楼上的邻居打麻将；因为她担心地理位置过于偏僻而带来的安全隐患；特别重要的，她害怕化工厂和垃圾处理厂附近的空气和污染的地下水会随时导致细胞的突变，因此，挑选房子的过程，除了徒劳地积累痛苦与愤懑之外，早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四个月之后的一天，她在大市街等红灯。一页刚刚开盘的楼盘广告，由一只油腻肮脏的黑手，通过她的车窗玻璃的缝隙，被塞了进来。她麻木地看着手里这张散发着难闻油墨味的广告，莫名其妙地动了真情。第二天傍晚，家玉下班之后，带着端午和昏昏欲睡的儿子，匆匆赶往这个名为“唐宁湾”的小区。急性子的家玉已经彻底丧失了耐心。
“妈的！难道这么大的一个鹤浦，竟然就找不到一处我中意的房子吗？”她飞快地看了丈夫一眼。
“恐怕情况就是如此。”端午道。
“那好，就它了！”家玉怒气冲冲地说，“无论这个房子事实上如何，就它了。他妈的。唐宁湾。就它了。我再也不想看什么狗屁房子！”
她就像是与自己赌气一样，驾着车在沿江快速路上狂奔。速度之快，甚至撞死了一只麻雀。
家玉决定闭上眼睛。
他们到了空荡荡的售楼处，也不要求看房，也不询问任何与楼盘有关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主动要求支付定金，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在一连问了两遍“你确定？”之后，脸上梦游般的疑云，久久不去。
在等待端午签约的间歇，家玉坐在一盆绿萝的后面，心情坏到了极点。四个月来对新居的美好憧憬，如今已变成了一堆冰冷的余烬。家玉忽然意识到，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次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
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
“总算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对着暮色四合的江面，端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过了很长时间，家玉猛吸了一口气，哀哀地低声敷衍了一句。
他们决定去汤氏海鲜酒楼吃饭，借此“庆祝”一下。端午点了昂贵的龙虾。可是，除了喜出望外的小东西之外，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2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的时候，家玉赤身裸体地从床上蹦了下来。她迷迷瞪瞪地从地板上那一堆衣物中寻找她的“诺基亚”。她随手用一件丝质的睡袍遮住了下腹，而忘了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她的腹部有一个因剖腹产手术而留下的刀疤。它像一条蜈蚣，藏在腹部两道隆起的沟壑之间。
刚才，陶建新对她说，除了这个刀疤之外，她的身体堪称完美无缺。他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喜欢她的丰腴，喜欢那种熟透了的杏子的味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化了。像一捧雪，化在了深不见底的水井里。
现在，他正靠在床头抽烟。
电话是端午打来的。他告诉家玉，房子倒是租出去了，不过，目前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很大的麻烦。
“等会儿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正在上课。”家玉不假思索地道。
她轻轻地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到外面的夜色，暗自吃了一惊。相当长的静默过后，手机中又传来了端午那潮湿而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吧，那你上课吧。我刚给你发了一个email，你抽空看看吧。”
“我已经到了走廊上，你说吧。”
端午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她当然感觉到了端午的声音里淡淡的讥讽味。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桌上的闹钟，觉得丈夫的讥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她刚才睡得太沉了。雁栖湖的四周已经亮起了灯。湖面上飘着一缕轻雾。对岸的山谷里，是一片农家小院薄暗的光影。培训部大楼外，有几个学员正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聊天。声音很大。
“谁来的电话？”建新笑着问她。
“我老公。”
“你不该对他说你正在上课。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睡糊涂了。”家玉打了个哈欠，嘟嘟囔囔地道，“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么甜的觉了。不过没关系。”
建新此刻已经在床头柜上的烟缸里掐灭了烟头，精赤条条地下了床。怎么看都像是个大男孩。两腿间的棍子可笑地耸立着。他从背后搂住了她，手指夹着她的乳头。他笑着告诉她，从下午五点到现在，他连一分钟都没睡着。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精力的迅速恢复：“我一直在等你醒过来，你饿不饿？”
“是有点儿。可在怀柔这地方，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弄吃的？我这儿有点曲奇，你要不要吃？”
建新没有说话。把她的脸扳过来，故意显出粗鲁的样子，吻她的嘴。
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我和他，谁好？”建新终于停止了亲吻，在她耳边悄悄地问道。
“你说什么？”
“我和你老公，谁好？”
“你又来了！”家玉故作生气地要推开他，可他的手像铁箍一样紧紧地箍着她，她无法动弹。
建新嘿嘿地笑个不停。因为有了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表现得更加粗野，更加肆无忌惮。他将她抱起来，扔到床上，将她的双腿扛在肩头。
“你老公刚才来电话说什么？”
“唉。房子的事。说有麻烦。鬼知道是什么麻烦事。我在安全期。你用不着戴那个。”
“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事告诉他？”
“会的。”家玉笑道。
“他会不会来找我玩命？”
“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和你老公，到底谁好？”
他不断地击打她。每击打一次，就重复一遍同样的问题，把她的回答弄得支离破碎。
“哎呀，你这个人！你……哎哟…真是烦……烦死了……好好好，你好，行了吧？”
很快他们便不再说话。可家玉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端午的影子。隐隐间有点憎恶。他的电话来得很不是时候。它妨碍了她全身心的投入。她甚至觉得端午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也有点怜悯他，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
现在，黑暗中的毒蛇，正在展现出它那斑驳美丽的花纹。有那么一刻，她弄不清笼罩着她的是喜悦还是悲哀，弄不清自己真的是升到了云端，还是正在跌入深渊。不过，两者都让她沉醉。
建新的脸变得很狰狞。他加快了速度，开始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叫她婶子。他不在乎他那点变态的隐秘。家玉暗暗有点吃惊，但也无意多问。
她闭上眼睛，专心地等待汹涌而至的快感。
严格地说起来，家玉与陶建新真正相识的时间，只有一天，或不到一天。到目前为止，家玉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年龄（26岁）、籍贯（石家庄）和毕业的学校（西南政法大学）。这就足够了。
从开班的第一天，家玉就注意到了他。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有着一张精致而大胆的男孩的脸。她觉得只要远远地瞥上他一眼，心里就会掠过一阵畅快的涟漪。男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简直没道理！
这天早上，律师行业协会组织他们去慕田峪长城游玩。天刚亮，大巴就在雾中出发了。尽管车上有的是空座位，他还是选择坐在了她的身边。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家玉的前排坐着一个头发谢了顶的老头，也是石家庄人。一上车，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聊起了股票。家玉购买的“东方集团”和“宏源证券”被套得很深，因此对他们的交谈也颇为留意，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嘴。她的看法也许有些幼稚，那两个人对她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汽车向左边急拐弯，他失去平衡的身体就向右倾斜，一只手很不恰当地按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噢”地叫了一声。对方立刻向她说“对不起”，家玉也赶紧说了句“没关系”，并朝他微微一笑。
奇怪的是，在后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他们仍然没有任何交谈。家玉只能假装睡觉。通往慕田峪的山路，急拐弯一个接着一个。可建新那只关节毕现的手，紧紧地攥着前排的靠背扶手，身体的右倾再未造成任何肌体的接触。
中午，他们在慕田峪山脚下的一个农家乐吃饭。他们“偶然地”坐在了一起。在通往树林间公共厕所的碎石小径上，他们也曾一度迎面相遇，彼此间也不过是矜持地点一下头而已。他们真正开始交谈，是在一处险峻的山头上。那里的一段单堵墙长城早已倾颓。砖石遍地，荒草丛生。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家玉多少有一点昏昏欲睡的眩晕感。建新的同伴，那个来自石家庄谢了顶的老家伙，正站在几百米之外的长城箭垛上向他挥手。他的身后是一大片白云。叫喊声远远地传过来，浮浮的，淡淡的，空阔而虚旷。建新看见同伴在叫喊，可他站在那儿没动。
“这里的桃花，怎么这时候才开？”他望着家玉道。
他身边有一株野桃花，开得正艳。
“是啊。”她举着照相机，朝他走过去，“山里的空气很凉，花开得自然要晚一些。”
她随后就提到了白居易那首广为人知的《题大林寺桃花》。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样子，家玉就有些卖弄地把这首诗的前两句念了念，没想到建新却扭过头来问她：
“你去过庐山吗？”
“庐山？没去过，怎么啦？”
“大林寺不就在庐山吗？”
他妈的！原来他不仅知道这首诗，而且还知道大林寺在庐山。家玉有点羞愧，红了脸。他妈的！
当他们重新跨过长城倒坍的垛墙，追赶山顶的队伍时，他不失时机地拉了她一把。他握住她手的时间略微有点长，但也没有长到令人会联想到非礼的程度。在朝山顶攀登的陡峭的台阶上，家玉再次把手伸向他。她真的有点害怕。在抵达山顶之前，两个人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过。
他有些暧昧地叫她姐姐。可她一点都不觉得不自然。
他问她住几号楼，家玉就直接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房间号码。建新把嘴凑在她耳边，露骨地对她说：“我怎么觉得有点晕？”他嘴里呼出的气息弄得她耳根发痒。他又说，他有点倒不上气来，但不完全是因为体力不支所致。她则放荡地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暧昧的试探给予明确的鼓励：
“我也是。”
小陶从她房间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庞家玉坐在电脑前，将端午发来的那封email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她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她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小陶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仿佛又偷着活了一次。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又活了一次。她甚至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唐宁湾还有一处房子。她的双腿有点酸痛，乳房尤其如此。
她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意识到这种对女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羞耻不仅不会妨碍快感的生成，相反，它成了快乐和放纵的催化剂。
小陶说，她和他的婶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既成熟又天真的放荡一模一样。甚至就连高潮来临的速度和节律都一模一样……
她打开了自己qq的界面，在一大堆好友中寻找端午的图标。那是一个粽子，是家玉帮他选的。那个图标暂时还是黑白的，处于断线状态。尽管她知道丈夫平常睡得很晚，她也不能保证他此刻仍然在电脑前。她试探性地用键盘敲出“在吗”两个字，就开始浏览当天的新闻。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悦耳的蟋蟀般的鸣叫，端午的图标陡然变成了彩色，并且开始了持续的闪烁。
家玉赶紧关掉了新浪的界面，通过qq与丈夫开始了在线长谈，大致内容如下：
秀蓉：在吗？
端午：在。
秀蓉：干吗呢你？
端午：跟你聊天啊。
秀蓉：妈的。
端午：我在看球。
秀蓉：那个孙俪，是不是把你们两个窝囊废都给迷住了？谁让你们去跟她套近乎了？活该。应该首先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她不叫孙俪。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秀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们还是应该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去过了。
秀蓉：怎么样？
端午：磨刀巷集中了大批的警察，巷子被封了。
秀蓉：为啥？
端午：有人自焚。
秀蓉：kao
端午：怎么办？
秀蓉：我想想。若若怎么样？
端午：挺好，睡得挺香的。
秀蓉：你给徐景阳打个电话问问。他很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纠纷。他的电话是1391075439。
端午：好，我去把电视关了，你等等。
秀蓉：别把房子的事放心上，实在不行，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对我们做律师的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若若倒是要费点儿心。他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七月中旬有个分班考。你赶紧找人给他补补奥数。
秀蓉：古文和作文，你就给他讲讲就行了。新概念第二册他背到哪儿了？每天背一课，其实并不难。千万别让他再去踢足球了。
秀蓉：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书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香烟壳子，有没有呸呸卡。如有，就没收。你在吗？
端午：在。
秀蓉：psp要藏好，最好你把它带到单位去，锁在办公桌抽屉里。藏在家里不行，他总有办法找到。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不能放在脸上。总之，你对他要再严厉一些。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他。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差一分，就是半操场的人啊。
秀蓉：鹦鹉是个问题，我真后悔当初把它从藏区带回来。你还在吗？
端午：在。
秀蓉：别忘了给金鱼喂食。另外，鱼缸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鱼肚子上如果出现白斑，往往就是生病的信号。你可以去买点微菌治疗剂，一般的花卉市场都有卖的。是进口的，英文是white spots fungi specific medicines
端午：晚上十一点钟你还在上课吗？
端午：你在吗？
端午：在吗？
端午：怎么不说话？
秀蓉：我去了趟厕所。
端午：这么长时间？
秀蓉：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端午：你那儿有没有氟哌酸或黄连素？
秀蓉：没事。别担心。我有点困了，你呢？
端午：我还好，要不你早点睡觉吧。
秀蓉：那好，我遁了。
端午：拜拜
秀蓉：拜
3
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 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
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他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回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