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第一部分

第一章 招隐寺

 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霍霍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地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的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了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5点20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的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儿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
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么?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
“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他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他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2500算,一年下来就是3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25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就让出租车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秽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
  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