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第二部分

小王只得停下车来,对姚佩佩说:“姚秘书,你身上有纸么?”

这时的姚秘书已经将身上的口袋都翻了个遍,最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的手帕来,两边看了看,递给谭功达,笑道:“县长,实话跟您说吧,我不是舍不得这块手帕……是我用过的,你要是不嫌脏,就凑合着使吧。”谭功达一把从佩佩手中夺过手帕,推开车门,说了句“我去去就来”,就窜下车去,立刻不见了踪影。姚秘书将手伸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司机小王从怀里掏出一支卷烟来,点着了火,胳膊靠在方向盘上,悠悠的吸着,与姚秘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小王是安徽滁州人,原来是华野的一名汽车兵,大军渡江之后,就留在了江南。姚秘书听到滁州这两个字,就说起了那一带的掌故风物,可惜小王既不知道欧阳修,也没听说过醉翁亭。姚秘书问他想不想家?为何不调回老家去工作?小王说:“要说梅城这地界,离滁州倒也不远,假如铁路修通了,也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她又问他成亲了没有。小王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看县长都四十出头了,还没成家,我哪好意思强人所难啊?”
姚秘书见小王用的成语全都不对头,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弄得小王莫名其妙。她又问,谭县长既然已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没说个人家?“他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嘛!”
“嗨,怎么不急?你知道县长为什么不肯在普济过夜,连夜赶回梅城?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要去相亲呢!”小王道。
两个人正说着,谭功达就回来了,嘴里自言自语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小王,开车。”
走了不多久,谭功达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悄悄地塞到姚秘书的手上。姚佩佩一看,是自己送给他的那块绣花手绢。
“怎么,你没用?”姚佩佩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么好的东西,我想来想去还是有些舍不得。”
他们几个人回到县委大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是一点多了。厨子老张和县办公室主任钱大钧都在食堂等着。钱大钧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也帮着替他们打水洗脸。他说,听说县长要回来,老张早已把饭菜准备了。热了凉,凉了热,一直忙到现在。厨子也不说话,只是呵呵地笑着,招呼大家赶紧吃饭。谭功达与钱大钧一见面,两人就站在墙角边说起大坝的事来。末了,姚佩佩听见钱大钧附在县长耳边小声说:
“我这回又给你弄了个人来……”
姚秘书端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一大盆白菜炖肉,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嘴里一点胃口也没有。她又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他把手帕还给了我,那么他刚才在外面解手,用什么来擦屁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4
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梅城公共澡堂去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两个人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拢着袖子,远远的站在一旁观望。浴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么!”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的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因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的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也蚁聚一处。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就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一定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的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静,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是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业办,妇联,学校、
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脱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么?”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的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的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
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答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粘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她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的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和,县政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涨,仰坐在沙发上,呼呼的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得,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的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5
这天深夜,谭功达从普济水库冒雨赶回县城,一进食堂,就看见钱大钧叼着一只烟斗,正在那儿等他。
“我又替你弄了个人来。”钱大钧附在他耳边道,“明天上午十点,你们在梅城公园的望江亭见面。”
谭功达看见姚佩佩一边弄她的那双皮鞋的搭扣,一边歪着脑袋朝这里张望,就赶紧拉着钱大钧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大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用再替我操心!这种事还要看缘份,强求不得的。何况传出去,影响也不好。这个人,我还是不见了吧。”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跟人家敲定了。”钱大钧道,“成与不成,就这一次。”
“眼下这一大摊事,弄得我焦头烂额,还哪有心思去相亲呀……”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只得说:“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读过书没有?”
“不知道。”钱大钧说,“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没见过。实话跟您说吧,是你弟妹小凤给介绍的。好像是她们农机公司同事的远房表妹。你好歹给小凤个面子罢。据她说,人品,脾气,都是没得挑。”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烧了一锅热水,坐在大木盆里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朝江边的梅城公园一路而去。这个梅城公园,当年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在县办公会议上,他一提出这个设想,赵焕章照例马上反对。赵焕章说,梅城虽说是个县城,可这里的人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这些百姓比不得大城市的人,会变着法子玩。整天忙于生计,一天到晚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公园健身?后来,在谭功达的坚持下,公园还是建了起来。可除了剪彩,谭功达一次也没来过。
这天是清明节,天朗气清,温煦宜人。可公园里除了几个放风筝的小孩之外,还真的看不到什么游人。当年栽种的银杏和垂柳因无人照管大多枯死了,公园四周的围墙也早已被人拆了运回去盖房子去了,就连望江亭的顶棚和木柱也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只留下了亭子中央的一个石墩。看到当年的一番苦心如今化作了一片荒芜,赵焕章那张脸似乎正从残花败柳、断墙残壁中浮现出来,朝他发出冷笑。谭功达心中虽说怏怏不乐,不过,他抬头朝望江亭一看,那石墩旁果然有人在等他,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石墩边坐着三个人,两个老婆子都已上了年纪,中间坐着的那一个穿绒线衣的,大概就是那相亲的姑娘了。看到谭功达走近,三个人忙不迭的站起来朝着他眯眯笑。她们是从一个名叫界牌的地方赶过来的,离梅城足有二十多里。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头上的露水还未干透。谭功达一听说“界牌”这个地方,心里就是一愣!他不由得想起昨天返回梅城的途中遇到的那伙骑摩托车的公安……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谭功达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在石凳上坐下,两个老妇人仍然在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其中的一个,嘴里镶着大金牙,一边端详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大婶你说呢?”另一个婆子也笑道:“不老不老。看上去,就和我们家的春生一般年纪。”随后,两个人就将谭功达丢在一边,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起什么事来,不时地朝谭功达瞟上一眼,弄得谭功达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时不知所措。再看那姑娘,生得娇小,单薄,小头小脑,低眉垂眼,身体像筛糠似的兀自抖个不停。眼下已是清明,春气回暖,可那姑娘穿着绒线衣还在那儿抖抖索索,谭功达便猜测她患有某种不足之症。看模样倒也周正,只是畏畏葸葸,不敢朝谭功达看。
两个妇人耳语了半天,镶金牙的那一位,这才对谭功达道:“姑娘姓柳,小名就叫作柳芽,自幼父母双亡,因此跟着伯伯叔叔过活。我是她大婶。”
谭功达见她自称大婶,另一位想必就是大娘了。
“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遇上生人就吓得什么似的。不过你们俩日后一个枕头上睡觉,一个桌子上吃饭,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她的话多着呢。”大婶笑道,“不知大侄子贵降在几时?”
谭功达因没听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得笑了笑,请对方再说一遍。那大娘便抢过话来道:“她大婶是问你今年多大。”
谭功达便说了自己的年龄。
“哦,这么说是属蛇的,比我们家柳芽大了一十八岁。”大婶道。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的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的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颤,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责怪田小凤。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呐……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俩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的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他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的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他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的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的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得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的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的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口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倒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的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着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饼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
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的”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功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的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
“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立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的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她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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