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婕回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和一颗破碎的心。

她走出火车站。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几乎把这儿忘记了，而现在，她的记忆在慢慢复苏，仿佛从一场梦中醒来，她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中。

她提着一只小皮箱，缓缓地随着人流走到人流的分流处。她四处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她实在无力拖着这皮箱去挤公共汽车，虽然它并不重。那只沉重的皮箱，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它扔还给他了。他猝不及防，皮箱砸到他脸上，他倒了，眼镜落到地上，镜片开出一朵玻璃花，鼻子流了血，极狼狈地仰在地上，惶惑而羞怒地看着其实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她。她有了那么瞬间的快意，觉得发泄出一口腹腔淤积的闷气。那血多少抵偿了一部分她为他流过的，在人们眼中视为最贞洁的血。她看到站台上，不少人都围了过来，形成一个囚笼，把他圈在中央，像观赏一个动物。又是一丝瞬间的快意。这可怜的一丝快意，对她却是如此珍贵和稀有。一个多月，她从他身上仅仅得到了这么一点微薄、短暂，又并非甜蜜的快意。人们会认出他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被他遗弃的女人打翻在地。让这丑闻传播吧。他不是想摘取音乐界的王冠吗？他不是舍不得丢弃那个在美国有个洋爹的婆娘吗？他不是敢随意戏弄她的感情吗？好，试试看吧。她把受的屈辱化为报复，使她在那一刻自我感觉成为了 一只雄性的猛兽。

然而，现在，她却只感到浑身无力。脑子里、眼睛里一片空白。坐进出租汽车，惟一的愿望是快到家，好一睡不醒。

汽车驶过繁华的闹市区，驶过高大耸立着的“东芝”公司和“柯尼卡”的彩色巨型广告牌，驶过她天天上下班经过的街道。这一切唤起她一股亲切的情愫，包括那些过去令她反胃讨厌的“入侵”广告牌。为什么自己要自寻烦恼，破坏这宁静、安逸的生活？她有一个尊贵的家庭；她有自己最理想的职业。她的生活本不该和羞辱联系在一起。或许正是这种优越感造成的空虚，使她一时昏了头。她的眼睛潮湿了，虽然在他面前，她没有掉过一滴泪。

汽车驶过歌舞剧团的门口。她不敢看那绿色的大门。她怕别人看见她。她刚刚知道什么叫“怕”，她曾经毫无顾忌：批评会、警告、记过、列入编外，她都不在乎。而现在，她怕，怕这些，怕孤独。

“司机同志，为什么要绕到这儿来，应该直行。”她发现司机拐了个不应拐的弯儿。

“前面正在修环线，不通。”司机通过头上方的镜子睨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漂亮姑娘。

环线？这是什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词，她皱皱眉。

在横穿一个大路口时，她看到左右路口全被木板封住了，车行之处尘土飞扬，木板墙内红旗飘扬，吊车在转动，像是在大兴土木。

“本市人？”司机好像很愿意和她搭讪。

“对。”

“出差回来？”

“嗯。”“走时，环线还没有动工吧？”

“什么叫环线？”她忍不住问。

“你不知道环线？”司机感到吃惊，“就是环城一圈的大马路，这连小孩子都知道的。”

她不知道。一个黄炯辉占据了她的全部。她没有空余的地方关心别的事儿。走时，好像听爸爸说过一条什么路，反正是和她毫无关系的路。回来了，这条路已经动工，而她的路，该怎么走？

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厦门路222号，高婕和门卫招招手，车又前行，在她家小楼前停下。

她走下车，付了款，谢绝了司机帮她提皮箱的好意，车开走了。

她站在花池旁，看着家里那扇雕花玻璃大门，踌躇不前。久别家里一个多月了，现在，她有什么资格回家，她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哥哥？家里没人会理解她。

她再一次感到害怕。有生以来，她头一次怕父亲，怕母亲，怕家里的一切人。

高伯年坐在自己家的办公室里，正在认真审阅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报告和一些简报及信函材料。出院以来，他接连经受了大儿子牺牲、女儿离家出走这两件事的打击，险些又重返医院。但他终于顶住了内心的伤痛。最近，他的病情和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开始了正常工作。上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自己城市的工作，一是抓市场物价稳定的同时抓市民情绪的稳定；二是抓企业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企业职工思想教育，取得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点上的经验；三是支持培养年轻干部，卓有成效地抓了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特别表扬了他这个市委书记善于培养年轻干部，在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能大胆、放手，给政府部门创造条件，使它们行使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的领导权、管理权。高伯年从心底感到宽慰。中央通过他的汇报了解了他的工作，理解了他作为一个老干部对新干部阎鸿唤的支持和帮助。知道了这座城市突出的成绩里面有他一份心血。这一段时间，由于顺利开工给他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多少得到了补偿。他意识到，工程的成功，已不仅仅与阎鸿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他高伯年分割不开了。因此，他在窃窃自喜之余感到了压力，道路改造工程已经上了马，“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一定要搞好，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

他在审阅过的文件上圈上圈，又一份份地在需要批示的材料、报告上签署了自己的具体意见。他对文件的处理，向来十分认真，尤其在批示意见时，要反复思忖，拿准了才写。他当市委书记以后，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批示文件，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意见，改变过去文件旅行，只会签不负责任的过场话的作风。这种改革，体现出他的一贯工作作风，他认为这对机关那种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一种制约。

他把文件放在一边叠齐，就开始审阅来信。

秘书在两封信上标了红△，这是纪检方面的信，高伯年打开，立即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东市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揭发区长康克俭。“独断专行，用个人意气取代党的干部组织路线。”信中诉说了自己被康“一句话”便免职的经过，原因是他了解区里的内幕，对康克俭大搞不正之风有过意见和斗争。

高伯年有点激动。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这种作风深为他所痛恨。虽不能排除写信人由于免职所带有的情绪成分，在言词和程度上会有夸大。但他相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康克俭是晋波一再向市委常委会推荐的干部，当时组织部考察时，他就是个争议人物。后来，他多次接触到康克俭，这个中年干部多少带有点阎鸿唤的影子。

他沉思了一下，在信的上方空白处，写一句：“因儿子占房而免去父亲的职务，这种株连性处理，体现了干部思想上封建主义色彩的影响，正是左的思想方法的表现……”写到这儿，他想了想，觉得应该先给东市区委晋波去个电话，问问情况。

晋波证实了办公室主任被撤职确实是康克俭当时决定的，“但是……”晋波似乎想解释一下。

“但是什么？老晋，你是区委书记，在干部管理上，你可不能失职。……即便是他泄漏出去的，就该撤职吗？冻结分房，早晚要公布的嘛，一旦知道，就会有人去强占。你没泄漏给你儿子，你儿子不照样去占了嘛？我能张口就撤了你吗？谁占了就让谁搬出去好了。不要搞那些表面上原则性很强，实际上违反党的政策的事。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干部，以为搞改革就可以不要政治思想工作，学西方那套动不动就撤职、解雇的简单方法，以为这就是改革。其实这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部是党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雇的临时工，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组织任命与撤职是党委集体组织决定，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区长更没这个权力……好，前不久，还有人反映了康克俭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批转给你看看。你是老同志了，也有经验，不仅要培养、扶持青年干部，还得特别注意观察和考察青年干部，把好接班人的关。这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离休前为党为国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欢迎有时间来家里做客，尝尝老沈的拿手好菜……忙？我们哪一个现在不忙哟，随你吧。……好，什么时候来，提前来个电话。”

高伯年放下电话，又拿起笔继续在刚才写的几句话后面写道：
将来信转组织部苏瑞同志，市纪委占温同志，东市区委晋波同志阅，组织部应就此问题发个文件，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他停下笔，歇一歇，又抽出另一封信。这是市委办公厅报送的一封匿名信。

信中反映的问题同样令人吃惊。

这信来自道路改造工程第一线。信中反映，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在工程中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滥发奖金，有的工人月奖高达五百元，连公司临时托儿所阿姨奖金都是二百元。这些都是杨建华为了收买群众，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大发市重点工程之财。另外，他还利用职权，在工程任务艰巨，人力紧缺的情况下，派十几个人给自己搬家，粉刷新房。最为严重的是，杨建华包庇重用流氓、劳改释放犯、臭名昭著的造反派陈俊生的儿子陈宝柱。不仅平时与之称兄道弟，而且利用工程之机，提拔陈为突击队队长……

虽是匿名信，但措词严谨，有理有据，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每一个问题，揭发人都列举出知情人的名字和单位。看来，检举人虽不敢披露自己的姓名但绝非凭空捏造。

这是高伯年看到的第一封反映道路改造工程中的问题的信。一个道路改造工程中的重点公司，却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前天，他还和阎鸿唤交换过意见，认为环线工程体现出一种精神。他让阎鸿唤总结出几条来。昨天在布置工作时，市工程局党委书记还以二公司为例大讲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在工程中的作用等，现在看来，纯属欺人之谈。他从没见过二公司的基层干部，想象中，杨建华这个人绝不是正经干部，单凭他追求比自己小十岁的姑娘这一点，就让高伯年联想起勾引自己女儿的那个流氓。以奖金搞刺激，用流氓当骨干，这种领头人可想而知。陈俊生，高伯年没有忘记这个人，“文革”中反市委的急先锋，凶残狠毒的打手，多少老同志受过他的迫害和折磨。堂堂一个公司领导干部居然与这样一个人的儿子称兄道弟，这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高伯年深深感叹清查“三种人”的艰巨性、持久性。那个杨建华绝不是一般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如果认真调查，也许就能查出根本性的问题，高伯年毫不犹豫地批示。

信中反映的问题一定要认真追查。可由组织部、纪委、财政部门、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立即着手对此案的调查，并作出严肃处理。请将此件转鸿唤同志，及市委常委阅。

高伯年放下笔，轻轻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已是深秋。满园的落叶铺在地上，像厚厚的黄地毯，在秋风中摇曳的树枝，枝头的黄叶、黄绿叶子已所剩无几。

新陈代谢，万物如此。叶落叶生，规律难违。然而，树叶的换代更新，尚且要经过一个冬春夏秋，党这么宏大的一个事业，更新怎么能“速战速决”？他感到忧虑。市里发生的事情，他都负有责任，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快”造成的。过去考察一个干部要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正的走了，副的接，副的走了从下一级里选一个接。现在，这种按部就班的秩序被打破了。既要考虑年龄，又要考虑学历，只能用短时间在规定范围内去找干部。这样难免选得不合适，甚至出大问题。论资排辈固然不对，但总还有它的长处、稳妥。所有的干部都经历过同样的考察期，这样，就避免了杨建华式的人物钻空子的现象。这类现象如果仅仅是个别的，还罢，会不会还有，有一批，一大批？今天碰上两个敢于直接向市委书记反映问题的人。也许，还有很多群众，对自己的领导敢怒而不敢言，有很多群众得了实惠而放弃了同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掌权人的斗争，使更为严重的问题被掩盖起来。自己是已经到了叶黄快落的时候，离退下去不远了，别人会不会像自己这样能敏感地发现问题，及时、果敢、不留情地处理这些问题？他不怀疑中青年干部的能力和魄力，但怀疑他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近几年来，他听一些知识分子中青年干部满嘴的西方管理名词，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方向。

搞建设也得符合中国的国情。看来，在领导层中，他还需要加强这一意识的教育。阎鸿唤自道路改造工程上马后，和他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不免有恃胜而骄之嫌，这封信也许不必急于直接转给阎鸿唤和常委们看，应该先把情况摸一摸？谁去摸呢？他踱步思索着，突然想到了一个最为可靠的人———张义民。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让秘书通知张义民今天到他这里来。

刚放下电话，沈萍急匆匆闯进门来。

“伯年，小婕回来了。”

“在哪儿？”

“到家了，这孩子不敢见你，你快去看看她。”

高伯年刚要站起身，又立刻放软了腰，仰在椅背上：“不，丢人现眼，我不见她！”

高婕躺在床上，眼睛呆呆望着房屋顶角上那石膏雕花檐板。小时候，每天晚上，阿姨照顾她洗完澡，上了床，就关上灯，说一声“睡吧”，然后悄悄离开她的房间。她不能马上入睡，就拉开床头灯，顺着灯罩洒出的淡红色的微弱光线，去看那雕花屋顶。白天看，那是一朵玫瑰，到了晚上，那玫瑰变成了一片纷繁变幻的童话世界，像窗子上的冰花，像黑暗中闪烁的五彩星星，给了她无数美好、离奇的梦。

现在，她脑中纷乱地叠映和翻滚着的又是一场梦。她希望这是梦，然而她醒着。

饭店，粉红色的灯，玫瑰红的地毯，乳黄色的电话，还有床单、窗帘什么的一片暖色，像他那个温柔的吻，他那使她浑身痉挛的触摸和他那厚重的男子气的鼻息。

“你怎么来了？不是给你寄钱了吗？……”

钱！暖色底子中用硬板刷重重抹了一道粗野的冷色。四周柔和的线条变成无数直棱棱的触角，深蓝色近于黑色的那一笔直戳她心。

她肉滚滚的，越抹越有力，跳动频繁的心躲避着那黑色。

“我想你！”

“你来要惹祸！”

“可我想你！”

“你呀，我真拿你没办法，叫你不要来，你还是来了，记住以后电话不要打到我家里。”

“为什么？”

“不能让她知道。”

“我想，你应该告诉她。”

“什么？你胡闹！……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得走，晚上有个重要活动。你呆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有时间我会来找你的。”

“……”

“以后再告诉你，明天我再来。今晚不能来！”

“我……刚刚流产十八天。”

“那谁让你来的？……”

“砰！”猛碰上的门挤出又一笔黑色，裂开粉红的薄雾，露出破败的底色。

一个浑浑噩噩的夜。惊叫，黑暗，哭泣……

清晨，哭肿了的眼睑下摆着一束鲜花。一个甜甜蜜蜜的吻印在额头。

“生气了？真的，昨天，我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

“一个美国老板准备资助我在那儿搞独唱音乐会，如果成功，你想想看……昨天请老板吃饭，不能耽搁。”

“我就不能陪你去请客，为什么非要让她去？”

“白天定好的。我怎么会知道你要来？”

“你可以告诉她改时间了，你原先不是老这样说的吗。”

“小孩子话。”他笑了，有几分得意，“你知道是谁帮我联系的？她的父亲，美国一个公司的老板，在时间上我哪儿骗得了她？”

她把毛巾被拉上来，盖住眼睛。遮住滴到眼里的泪水，逃避他的得意。

他轻轻把被拉开，解开她的衣扣：“今天白天属于我和你。”

他和过去一样冲动。兴致勃勃。她顺从地把自己交给了他。当她躺在他怀里，闻到那熟悉的香水味时，心里却除了苦思，一点激情也没有。

“看来流产和生孩子没什么两样。她生过孩子就是这样松松垮垮的。也许女人生过孩子后都会给男人留下遗憾。”

他的话使她有点恶心。

以后，他总是隔天来一次。像一个嫖客，时隔一日，养足精气，找她来发泄。那含情脉脉、温文尔雅的感情对白，那绅士般的风度和骑士样的抚爱，全部消失了。他心里只有他的美国音乐会和他老婆的外国籍老板爹。

她不能忍受了。她像一个见不得人的贼。封闭在这间小屋里，等到接受别人剩余的温情。她每每想到他和那女人一起去讨好那个阔佬，晚上和那女人同床，用她熟悉的动作去温存那女人，她就要发狂。

“你不许和她同床，每天晚上你都得来！”

“这不行，她会发觉的。”

“那你就告诉她，你爱我，不爱她。”

“你这回来怎么尽耍小孩脾气，我怎么能跟她说这些，尤其这个时候，她爸爸对我事关重大。”

“你说谎！你以前从没说过她有这么个爸爸。”

“他是四九年坐飞机逃到台湾的。后来去了美国，发了财，入了籍的。她当时和爷爷奶奶一起赶到飞机场，没想到飞机提前起飞了。这次，她爸爸好不容易找到她，视为珍宝一样。”

“所以，你就视她为珍宝了？”

“说话别那么刻薄。没有她，我怎么出国？”

“出国对你就那么重要？”她猛地坐起身，“你在国内不一样有你的事业？”

“国内？”他冷笑一声。

“你可以参加国际比赛。”

“比赛？那没有我的份。音乐界同行嫉妒我，官僚老爷不理我，压制，贬低，整人，甚至音协理事会都排斥我在外，谁能为你的成功铺路？自己！只有自己！我算看透了。只有自己设计自己，靠一切机会打通这条路！”

“你已经有名了，还要什么？”

“有名，你太短浅了，我要在国外载誉而归，国内就会另眼相看，凭我的条件，摘取王冠。”

“摘取王冠一定得靠外国人吗？离开这个女人，调到我们那儿去，我可以叫爸爸帮帮你。”

“你爸爸？他是谁？”

“是市委书记。”过去她以炫耀爸爸的官职为耻，现在却成了她惟一可以抓住的稻草。

他愣了一下，哈哈一笑：“市委书记？官职小了一点，如果是文化部长，或许有点办法。市委书记，过去吓人，现在，十个也顶不上一个有钱的外籍华人。搞音乐会需要有外国人的支持和钱。懂吗？我的市委书记千金。”

她的血一下子涌上来，黑色的裂缝在床下裂大，她的身体似乎在下沉。

她的父亲过去曾经把那个女人的爹赶出了中国，但现在那个女人却夺去了她的情人，因为有个被赶走又回来的爹。

她想呕吐，想掴他一个耳光，想咬烂他的脸……

“不要问这些没用的话了，”他皱皱眉，“我们还是……”

“你回答我！”她大声喊起来，“你是不是真心爱我？你要明白，死对女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抬头看着她，惶恐不安：“当然真心。”

“你把话说全，用你的心说。”

“好好，小婕，我用心说，我真心爱你。真话。”

“……你走吧。”

“你……你也回去吗？……高婕，别那么死心眼，你知道‘性’有时也是一种手段。何必看得那么重？现代人以自乐为天，自寻烦恼可不是现代人的思维习惯。”

“……”

“等我从美国回来。一定去找你，我们的时间长着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对吗？”

“你快滚！”她叫起来。

“我已安排今天下午都陪着你，明天送你上火车。”

她使足气力给了他一个耳光：“我叫你快滚！”

他呆住了，扶了扶歪斜的眼镜，怔怔地看了她一眼，缓缓走到门口，突然又猛地回过头：“你……你想死？”说完，他的脸变得惨白，额头渗出细细冷汗。

“死？”她冷笑了，“你不是真心地爱我吗？我为什么要死？”

她想象过自己会被对他的爱折磨死，但从未想到过去寻死。黄炯辉的恐惧给了她一件可以发泄的武器。

第二天，估计他将来送行时，她悄悄离开了饭店，敲开了黄炯辉的家门。

那个女人开了门。

这是一个皮肤保养得极好的中年妇女，穿一件剪裁合体的黑丝绒连衫裙，脖颈上一串做工考究的金项链熠熠闪光，显得雍容大方。鬼才知道这女人为什么不移居美国去找她的父亲。

那女人客气地把高婕让到屋里沙发上坐下。

“我是黄炯辉的情人……”高婕盯着那女人已布满细细纹路的双眼，“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一切。”

那眼睛几乎是惊恐地听完了高婕讲述的她与他从相识、相爱到现在的全部过程。

“不，不可能……”那女人的脸色惨白，惶惑、惊恐和痛苦使她的脸几乎变了样。

“全是真的。”高婕几乎是快意地看着面前的这张脸。她仇恨这女人的存在，甚至莫名其妙地仇恨那架提前起飞的飞机。

黄炯辉回来了，见到屋里的情景，他立刻明白了，恶狠狠地瞪了高婕一眼，扑到那女人身边，颤抖着，几乎要跪下：“不要信她的话。她发疯了，不要信，求求你。”

那女人呜咽着：“……你……你……你把她轰出去！”

黄炯辉真的转过身来：“你……”他的声音发抖胆怯，像变了一个人。

高婕做出平静的样子迎上去。

“你昨天不是诅咒发誓说你真心爱我吗？那我今天就是要证实一下这话是不是真的？你敢碰我一下，我就拼死在你家里。我的遗书已寄给我父亲了。你以为一个女人的感情是容易玩弄的吗？你以为我是可以随意被欺侮的吗？我就不信我父亲过去能把她父亲赶出中国，今天就能看着他女儿死在对头女儿的手里，而让你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要让你的音乐会成为一场梦。怎样来结束这场梦，你来选择吧！”

黄炯辉退缩了。他蹲下身，揪着自己一头乱发，用拳头擂自己的头，样子十分丑恶。在过去甜甜蜜蜜的日子里，她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还能表现出这么一副丑态。她立刻得到了解脱。

她过去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那女人放声痛哭起来。这个家乱了，她可以走了。

“黄炯辉，你选择吧。明天我还来，你自己做不了决定，我就去找她的父亲和你们的领导。”

“你就不想想自己的名声？我黄炯辉是个结过婚的男人，而你还是个未婚姑娘。”

“我爱上你的那天，就从没考虑过名声。我不在乎，而你在乎。你为了名声，可以不要良心。”她讥笑地看着他，虚伪、无能、可怜、可耻。

她一连去了四天。去那座令她仇视的宅院，搅乱那儿的一切。只想出出自己的一口恶气。

这个家庭却没有分崩离析。经过一番风雨吵闹之后，那女人不再害怕见到她，而且表情也变得柔和了。

“姑娘。”那女人的口气像个母亲，“我父亲已经回美国了，他已经知道了炯辉的事，气坏了。炯辉的音乐会开不成了，他是罪有应得。”她的表情很凄楚。

高婕不再恨她。她的过错只是没有得到丈夫真正的爱，只是因为碰到了一个负心的男人，而这过错，高婕自己不也有一份儿吗？高婕现在只恨背叛了两个女人情感的黄炯辉，自己没有理由老和她过不去。

“我想求求你，原谅他吧。……他对你的感情，我猜不透，我只想保住他的名誉，保住我们这个家……只要他的名声别搞臭，事业有发展，一切随他去了……我求你了，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不能没有父亲。……”

女人的眼圈红了。

高婕对那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也多了一分鄙夷。为了名声，她就甘心把这个虚伪的家庭维系下去。

“你难道还愿意和他在一起？”

“我……我不能，也许以后会离开的，只是现在……”女人的眼圈又红了。

高婕决定走了。再呆下去，她觉得乏味。

黄炯辉来送行。带来了一个精致的皮箱。

他打开皮箱，满满一箱漂亮衣服，从色彩图案到款式做工，她看出，全是舶来品。箱底有一只小小的首饰盒，里面是一条别致的金项链，跟那女人项上的那一条一样。

“谢谢你。”他说。

“为什么？”

“为了你给我留下了名誉。”

“哦？”她笑了，瞥瞥旁边这个现在看来已经形容委琐的男人，“送我上火车吧。”

“好，好。”他求之不得地说，“小婕，别生我的气了。我争取明年和她离婚，只是这期间你别找我的麻烦。等等我，明年，我一切圆满了，就去找你，和你结婚，咱们终生厮守。”

她笑笑。在火车开动的瞬间，她把那只皮箱狠狠地砸向他。他想错了，也错看了她，当他摘去他的面具，露出他卑劣的真容时，她的一片痴情顿时化为乌有……

这或许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梦，一个乌七八糟，不堪回首的梦。

她仿佛刚刚认识自己。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现代女性，从不欣赏什么“结发共枕席，黄泉共为友”，人的感情此时有此时结情；彼时无，彼时分手。何必厮守？何必白头？只要爱，不管有无婚姻这一形式，彼此需要，彼此给予就行了。她热忱地追求一种解放，一种进步和文明。她曾崇尚西方人对爱的理解和性的开明，梦寐以求人的个性自由和人生的欢乐。但上海一行，她发现，自己失败了。在她想永久地得到幸福，想把感官的欢乐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时，她立刻失败了。她看到人的丑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肮脏。她仿佛才真正了解自己，她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她受不了他的负心，不能轻松地去想他和别的女人做爱，渴望着专心一致的爱情。

现在，她感到一种解脱，与令人厌恶的过去维系的爱已断裂，留下的只有一种轻松和对未来生活的希冀。

然而，在这希冀中，她发现，她羡慕起婚姻这个合法的形式，她疲惫的心需要有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一个男人来保护。她是一个需要依赖什么的女人，需要把爱情变为私有。她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姑娘，她过去追求的不过是自己披上了一件“现代派女性”的外衣，然而她的内心深处仍旧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中国女人。

她跳不出生她养她培育她的土壤。

可是，哪儿有这样一个值得她爱的，可靠的丈夫呢？

张义民坐在高家小客厅里。

他在搬迁指挥部接到高伯年秘书的电话，便立即赶来了。高伯年交代给他的任务，他简直喜出望外，最近几天，由于搬迁引起的烦闷一扫而空。普店街出乎意料地按期搬迁完毕。他错误地估计了普店街搬迁的形势，更没想到这么庞大的搬迁竟没遇到棘手的麻烦，原以为多少会闹几起乱子。中国百姓的顺从和安分，使他吃惊。他和康克俭在搬迁工作中打了个平局。平局在他眼里不算胜利。当他知道有人告了康克俭一状，心里暗暗高兴。下一个任务，是调查杨建华，而且需要秘密进行。他看了揭发信，不由得喜形于色。

“这个人我认识。”张义民对高伯年说。

“哦？那你认为信中反映的事情有可能吗？”

“这个，需要调查。我们应该据事实讲话，顺着信中提供的线索，问题不难查实。”

“你现在正在道路工程改造指挥部工作，便于调查。不要让别人察觉，用三四天时间，摸清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张义民点点头。最近施工一线捷报频传，速度快得惊人。市政二公司的消息报上见得最多。几天前，电视台搞个现场采访，杨建华几次出现在屏幕上。电台搞了杨建华的现场采访，杨建华的声音在转天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张义民晚上回了趟家，据妹妹讲，全楼上下老普店街的住户都听到见到了杨建华，大家很兴奋，认为“杨建华给普店街老住户脸上增了光”。

普店街的人就是这么没见识，以为报上、电视里、电台里出现了一下，就不得了。张义民虽不把这种小事放在眼里，但心里却不是滋味。

今天上午，市长召集道路改造一期工程汇报会，阎鸿唤在总结发言时也提到了杨建华，说杨建华是个了不起的将军。

阎鸿唤的话无意中给了张义民很强烈的刺激。在他的野心世界里，不能容忍杨建华。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同代人。

在这个会上，他被派到工程物资指挥部当副指挥，负责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的施工材料供应。柳副市长去抓工程设计，搬迁指挥部只留下了康克俭。张义民暗暗叫苦。他对这项工作并不怵头，按照罗晓维的说法，这是个掌权管物的美差。但他不愿给杨建华做粮草官，材料供应不上，误了工期，他要承担责任，罪过是他的；保证了材料，工程上去了，成绩是人家的。自己不显山不显水，给杨建华抬了轿子。他左思右想，无计可施。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一封匿名信给他解了围，障碍和危机全不存在了。

“小张，有个事情，我一直想问问你，你和高婕的关系怎样了？……我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问你。”

高伯年交代完工作，忽然神色伤感地对张义民说。

他听沈萍说女儿回家后，心里一直矛盾着。他疼爱这孩子，又不满女儿所作所为。他希望眼前这个他看中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他女儿的丈夫，但不想强人所难。沈萍常责怪他不关心儿女。她怎么知道他的内心痛苦。这些日子，闭上眼，牺牲了的大儿子就出现在眼前，高原的音容笑貌，常使他在梦中心痛醒来。他虽知道还有个孩子，却没见过面。杨元珍不知下落，或许把这孩子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山区，他只能在假想中与这个儿子见面。高原在遗书中还没忘记嘱咐他去找到自己亲生母亲。三儿子高地他关心得很少，但高地却很有出息，凭着自己的努力，居然考上了研究生。他高家前几辈世代扛锄，只到了他这辈出了个当干部的，如今高地又成了高家惟一的知识分子，这使他很欣慰。惟独女儿，使他大伤脑筋，他不得不再与张义民谈一次私事。这次，他不希望张义民选择，而希望张义民能够原谅。自己快离休了，明年就将退出已经辗转四十年的政治舞台，他的权力和责任将一起失去，他希望在这之前，女儿能被张义民接过去，他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前途，而女儿将随之有了前途。

“高书记，我对高婕一直是有感情的，也一直在耐心等待她，可是……”

“只要你对她有感情就好。”高伯年截住张义民的话，他害怕张义民说出什么别的话，会使谈话难以收场。“她会回心转意的。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了解你，也信任你，我希望你能等她，和她结婚，我只有把女儿交给你才放心。”

这是高伯年第一次明确主动地要求张义民跟自己女儿结婚。

“高书记，”他仍恭敬亲近地说，“我就怕小婕不这样想。她去上海一个多月了，连一封信也没给我写，也许她长期留在上海了。”

“她回来了，不许她母亲提起那个混蛋的名字，看来她醒悟了。”

“回来了？”张义民感到意外。

“我还一直没见她，她身体不大好。你上去看看她吧，她在这时需要你的关心。”高伯年的声音显得很苍老，他用少有的近乎请求的目光，期待张义民能代自己去温暖女儿的心。

张义民犹豫了。中午汇报会结束后，他就给罗晓维去了个电话，约好晚上见面。和罗晓维在一起远比和高婕一起愉快，而且他怕现在过于接近和肯定就留不下退身之步了：“她一定很累，我明天再去看她吧。”

“去吧，一个月没见面了，今天或明天，早晚要见。”高伯年以为张义民出于紧张和腼腆。

张义民没有理由再推辞，只好硬着头皮上楼。

高婕躺在床上，见到他，勉强露出一丝笑容，然后慢慢欠身坐起来。

张义民关好门，坐到床边沙发上，用玩赏的目光打量着相别一个月之久的高婕。

他一眼就看到她变了，一个月前火车站的高婕与现在的高婕，同样苍白、削瘦，现在却没了那时的高傲冷酷，只剩下了疲惫和那么一点罕见的颓丧。

这一个月，她经历了什么？会在脸上留下这样的痕迹？

“过得还好吧？”他故意问。

“还好，你呢？”高婕不愿让他发现内心的创伤，强打精神反问张义民。

掩盖不住的凄然，微弱的声音使张义民找到了答案，他有点得意地跷起二郎腿。

“我这一个月忙得连想想自己的事的时间都没有了，也很少到你家来，今天要不是你爸爸打电话找我有重要事情商量，恐怕我还不会知道你回来了。”

他不等高婕插话，便把自己一个多月担任搬迁指挥部指挥，如何筹划房屋；如何巧妙利用居民心理动员搬迁；如何像指挥一场大战役一样把一座座工厂厂房摧毁，把一座座民房扒倒，把一批批居民有条不紊地迁到新居；如何打响了全市道路改造工程的头一炮；如何受到市长的表扬和同行的羡慕甚至妒嫉……

他的话，有他的真实经历也有加上想象随口添加的动人故事。在这个曾经狂傲得近乎冷酷的公主面前，他第一次扫除了自卑和怯懦，侃侃而谈，近乎炫耀和吹嘘。她反感也罢，乏味也罢，或者听了受到刺激也罢。反正，她对于目前的他已经不那么十分重要了。

然而，高婕却听得专心致志，甚至入神了。

她从张义民的话中感到了一种与她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火热的、生气勃勃的，但与她却毫无关联的气氛。她生活的城市发生了突变，而她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仿佛游离在生活之外了。”高婕叹了一口气。

“你的生活不是很丰富吗？”

高婕听出张义民话中的讥讽，她并不为此生气，自己被生活嘲弄了。而对他，她曾毫不掩饰地嘲笑、羞辱过，用自以为是的真实蔑视过他的虚伪。但现在，她突然感到面前这个男人没有多少可以被指责的。他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一个黄炯辉让她看透了一切。存在人与人之间的，除了金钱、名声、地位，还有什么？相比之下，张义民反倒好些，他依靠自己奋斗。他没有可以依赖的一切外力，不过是想攀附一根绳，然后靠自己的力气爬上去。工人、农民、军人、运动员、艺术家、学者、当干部的……哪一个行业没有自己的王冠？企业有竞争，团体有竞争，舞台有竞争，运动场有竞争，难道权力就不该有竞争？谁把握住王冠，谁就是强者。强者只瞄准自己的目标，而不吝惜手段和方式。在这一点上，张义民的方式要比黄炯辉干净得多。

“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她整整自己凌乱的头发，现在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她第一次在张义民面前，注意起自己的仪容。

“但人抹不去自己的记忆。”

高婕努力思忖着张义民的话。什么时候，张义民神态也有了几分高傲，那种她过去欣赏的男人神态。

张义民站起身，坐到她的床沿上，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这从未有过的温柔举动差一点勾出高婕的眼泪来。她用一个有过两性体验的女人敏感，闭上眼睛，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作为受欺辱的女性，她厌恶和恐惧即将来临的热烈，作为一个受伤的女人，她又渴望得到一种温存的爱抚。

她的身子有些发抖。

张义民的手停住了。追求高婕这么多年，他没敢碰过她。现在她的神态，那样动人。他迅速地把她和罗晓维做了个比较，晓维活泼、泼辣、大胆，一种热辣辣的青春美，而高婕现在，忧郁、沉静，一种古典式的女性美，高婕比晓维要漂亮得多，无论是眉眼轮廓还是双肩线条，甚至双乳那隐约可见的曲线和裸露的白皙的脖颈，都那么细腻，柔美，比晓维具有诱惑力。他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有把握的时机，这个美丽的躯体可以即刻之间被他拥进怀抱。他紧挨着她，体香和发香沁入他的心肺，红润柔软的双唇对他近在咫尺，他浑身的血热了，禁不住一阵痉挛，那个部位不可抑制地勃勃欲动。

他猛站起身，逃离了巨大的诱惑，克制住自己刹那间的冲动。在她没有明确的表示，在他没有做出最后选择的情况下，绝不能对高婕做出任何过分亲昵的举动。他不能失控，同时欠两个女人的账，以致将来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

“我走了。”张义民待自己握住了门把，旋开门时才说，他的声音已经平稳了。

“你可以多坐一会儿。”高婕不无失望。

“晚上还有很多事，如果你有事打电话给我。”

张义民快步走下楼梯。

他没遇到高婕以往伤害他的那种语言，也没遇到麻烦的纠缠。短短一个多月，他与她的关系扭了个个儿，像出任搬迁指挥，着手调查杨建华一样，在解决与高婕的关系上，他也把握了主动权。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高婕和罗晓维之间游离等待，看谁能给他的未来带来更大的幸运。今天，他可以向市委书记交差了，明天，他就要看市委书记为女儿还肯再付给他多少？

现在，罗晓维一定在凤华饭店等急了。

他的心情和脚步一样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