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性恋倾向为疾病的调查对象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　并没有负罪感，而仅仅抱怨自己命运不好，陷于可怕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寂寞、孤独、痛苦的。”另一位说：　“对自己走上这条路感到很不幸。”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办法，一生的道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好友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爱情生活和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很多痛苦。”还有一位说：“家里人全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受吧。” “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除了认为自己没有错之外，持这类观点的同性恋者往往认为，社会上的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错。正如前面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觉得能够理解广大异性恋者对他们这种人的无知、怀疑甚至厌恶。这类同性恋者把自己的性倾向和社会的要求、同性恋和异性恋概括为欲望和义务，搞同性恋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要求和异性恋是自己的义务。当一个人“欲望也有、义务也有”时，　“人都有点双重人格了”。

持这类想法的同性恋者中，许多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他们一般都是看神经科门诊或去作心理咨询。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曾去医院挂过号，跟大夫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感觉并不困难，在对我们的行为作科学研究的地方，气氛很不错。”

一位到心理咨询部门求过治的农民在我们的问卷上写道：“这件事是一件很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事。我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虽不多，但都很苦恼，又不好向人说明……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矫治。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还未结婚，一旦暴露，让异性朋友知道，可能又要吹。这不为此事正担心呢！希望快回信给我矫治吧！”另一位曾经求这治的同性恋者在问卷上写道：“本人曾两位同性朋友有过性关系，但那还是在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出于好奇。有过四次性关系，往后一直没有过。哪知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和同性朋友在一起，看到那些风度潇洒的同性们，我就想吻他一下，虽然我控制住了，但心里又无限向往。现在我已二十七岁，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性不能爱，异性不能爱，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但我又留恋这个世界。现在只有求得你们的帮助，尽快地想出办法，救救我们这些患病的患者吧……”

还有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常常独自苦思冥想，痛苦万分，有时还想到一死了之。我希望会在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幸福。”但他对治好“病”似乎信心不足，于是又加了一句：“或此病不能好，能找到一个如意的男朋友（真是求之不得）！”一位从小希望自己是女孩子的调查对象，一心想做变性手术，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什么道德问题，也不认为社会对他有什么不公正，只怨自己本应是女人却偏偏生成个男人，他甚至在问卷上这样写道：　“请您们拿我当实验品吧！为我作变性手术。我知道如果真的这们做了，我会失去家庭、朋友等等许多的东西，但我因此却获得了新生，可以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去爱和接受别人的爱。这是非常值得的。”

那些认定自己是“有病”的同性恋者的道德观点都属于这一类，因为疾病和罪恶毕竟是两回事，到医院治疗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或罪恶。一位“病人”这样写道：“有病总是痛苦的，无论这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最大的痛苦除了自身的痛病痛之外，那便是找不到一个能治好自己病痛的医生了。”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对“病人”的充分了解，“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来，帮助所有想进行矫正的朋友们来进行矫正。”

拉里亚的调查结果表明，能否“治好”同性恋取决于两个因素：同性恋者自己有无改变愿望，以及他的经历中是否至少有过一些异性恋的感情。一个对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有百分之五十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病人的平均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拉里亚，第150至151页）这个概括同我国一位专治同性恋的医生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也认为，同性恋有没有治疗的决心是能否治好的关键，事实上，所有下决心矫正的人都已见效，只可惜他接触的七百多名同性恋者当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想治，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中以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坚持治到底。按照目前国际医学界惯例，对那些自认为有病的同性恋者，就应当加以治疗；而对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心理平衡的同性恋者则不必治疗，也并不认定为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