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性心理学、变态性心理学与性卫生学是当代很能唤起普通人注意及兴趣的学问。在二十世纪以前，这种注意与兴趣，可说是梦想不到的。现今的青年男性，对于性的作品或文献常常知道得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而青年女性对这个题目也是富有探讨精神的，不再表示回避与忌讳的态度。这在她的老祖母看来，可以说是绝对亵读神明的事。在几年以前，一个人如从事于科学的性研究，在凡人的眼光里，这个人至少是有不健全的倾向，甚至于是根本上有恶劣的癖性的。

但在今天，性心理学者与性卫生工作者是颇受人欢迎的，而欢迎得最热烈的，往往是一些提倡私人道德修养与维护公众道德原则最有力的一些人。

这种社会态度的变化固然和医学的发展有关，但除了近几年外，医学界的贡献实在不能算大。这种变化大约始于百年以前。最初在德、奥两国，后来在别的国家。当时的开山祖师无疑的是几个医生，但他们是孤立无助的，其他同行的人，囿于成见，十分之九不免以白眼相看。在医界的训练中，性心理与性卫生是没有名分的。性生理学的地位几乎是同样的低微。直到二十年前，医学界才有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和包罗不够全的性生理学与世人相见，这就是马歇尔（F.H.A。Marsh-all）的那一部书。

通常大学里的生物教课书既根本不理会性的解剖与性的生理，好像性的机能和动物的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医学校里的教课书也就完全不理睬性心理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精神是一贯的。不过这么一来，一个医师在诊治病人的时候，他所必需的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不及病者本人所知的多。有时候，他不但吃知识不足的亏，甚至弄出人命乱子来，并且到处受愚腐的成见与习惯的束缚而莫名其妙。

为了掩盖他讳莫如深的态度，他往往乞讨于宗教与道德的信条；殊不知当初有一位基督教的教父早就明说过：凡是上帝创造而不引以为羞耻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应当引为羞耻。这些医生名为信教极笃，连这一类的话都记不清，实在可以教人惊诧。

这种知识的缺乏与忌讳的态度还造成一种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将有性的精神变态的人认为是“邪气所钟”而把他的变态叫做“邪孽”（perversion），因而就把这种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叫做“邪孽者” （pervert）。一般人对邪孽与邪孽之人只有一个态度，就是如见蛇蝎，避之惟恐不快。所以，性变态的人去访求医师是只有失望。医师不是告诉他说，他的病症无关紧要，可以不必治疗，就是根本认为病人有恶劣根性，无法救药。在以前，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失望的例子一多，去访求医师的性变态者便渐渐地少起来，于是便有一部分极有经验的医生也往往对人说，性心理变态的例子是极难得的，他本人几乎没有碰到过。

这种见正不见邪的态度无疑的也有它的用处。一个医师，模模糊糊一口咬定人世间只有正常的东西，而对于变态的东西，故意不闻不见，这多少对患者也是一个良好的刺激，多少有一点点感化的力量，让他往正道上走。不过我们要知道，精神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二致的。在想方设法恢复常态以前，医师对于一个患者的变态，应得有一个精确明智的了解。要他前进到一个目的地，我们总应该先知道他目前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起点。应付身体的变态我们就应如此，更何况所谓精神的变态，其范围之广且不易捉摸的程度，又在身体的变态之上呢？更有甚者，部分的精神变态，其程度往往不深，不妨视为尚在正常范围以内，而所谓正常的范围又大概因人而异有不同。要了解一个人的正常范围，在观察他后天的行为而外，我们更需找寻他的先天的性心理方面的素质。否则，治疗的结果表面上好像是把他引回了正道，而实际上这条正道也许是张三或李四的正道，道不是他的正路。

由于我们对于性变态了解不深，才有种种很随便、千篇一律、而实际上很不相干、甚至于会闹乱子的对付方法。比如，我们喜欢为这种人出主意，让他结婚，以为结婚之后，变态可以不药自愈。这种主意有时是出对了。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变态的具体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这种主意虽好，在起初总是乱出的。试问我们有什么把握来预测这主意一定会产生效力？试问出了更大的岔子又怎么办？

这一番警告可以适用于一切主意与乱出主意的人。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了解分不开的。有句旧话说得很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的性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什么。”我们不了解这一点，而要替给别人在性生活的指导上出主意，是白费心力的。

一个人自己有时候还认不清本身的性面目，他也许正经历着青年期里的一个不大正常的阶段，但这是很暂时的，他如少安毋躁，就会达到一个较正常与恒久的状态。或许因为某种特殊过分的反应，他把本性里的一个不很重要的冲动错认为主要的冲动。要知道凡是人都是许多冲动组合而成的，有正常的冲动，也有不大正常的冲动，而在性的方面所谓正常的人未必一定得天独厚，也不过是能够把一些不大正常的冲动加以控制罢了。就大体言之，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无微不至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一经成熟便终生不移的，并且大部分是先天遗传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指定先天与后天的界限的时候，也要该特别小心。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所谓后天也许并不太后，至少比以前的人所相信的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所谓先天，往往又是非常奥妙或很隐晦，也许终其人的一生也没被人发现。

不过，大体而论，先天与后天，或遗传与习惯是分不开的。一粒种子所以能萌发的缘故，正因为碰上了合适的土壤。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成就不应只单独归功于种子，也不应单独归功于土壤，而应归功于两者的相和。同一父母的孩子，根据孟德尔的遗传法则（Mendelian  inher itance）， 往往表现很不相同的品性，即所发展而活动的未必是同样的种子。不久以前，伦敦儿童训育所的监督曾经说过：同样的一个刺激或一种压力可以叫哥哥偷东西，而叫弟弟异乎寻常地害羞。遗传与环境相与的道理是异常复杂，不是专重遗传或专重环境的人所能片语决定，也就由此可见了。

这一番考虑也可以帮我们或医师的忙，让我们为性心理变态者出主意时，要谨慎一些，甚至于可以限制我们的主意或劝告对于病人所能产生的影响。性的冲动原是比较不容易接受诊疗的影响的，至少比饮食的冲动要难。这中间还另有一个原因。本来，性冲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可以加以指导和控制的，有些人不愿意承认那么多，固然是眼光肤浅，但实行起来也不是可以漫无边际的。性冲动所受的宗教、道德与社会习俗的制约，要远在饮食的冲动之上。性冲动所走的道路，不是这条被宗教堵上，便是那条被道德塞堵。部分的医生到如今还主张这一类堵塞的力量是可以不顾的。他们说“我们是医生，和道德习俗没有关系”，只要对患者有利，他们就劝告患者怎样做，道德或习俗要说什么话，只好由它们说。不过这种态度与行为是很肤浅的，它可以把病人弄得很狼狈，它可以造成种种矛盾与冲突，对于患者的病，有时候非但无益，而又有害。旧病没去，新病又来，而新病比旧病还要难治。要知道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帮忙。讲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就要进到社会领域，或道德的领域了。任何方面的行为，谁都没有权利来损人利己，谁也没有权利替人出损人利己的主意。为患者个人着想，假设我们把利害的“利”字用包罗最广与最合理的眼光来看，损了别人也决不会利己，良心与道义上的谴责对他便是大不利的一件事。这一类的考虑，一个有见识的医生是不会忽略的。尽管他打定主意，对于病人的劝告不肯从俗浮沉或与时俯仰，他还要尊重部分善良的风俗习惯。这些考虑也是很真切而极关紧要的，它们是我们传统社会生活的一大部分，融通贯注在社会生活中面。由于有这些考虑，一个医生要称心如意地、不顾一切地根据生物科学的知识来开些性心理方面的药方，十有九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免有束手无策的痛苦，一个患者摆在他前面，请他诊疗，而这患者所以致病的因素，却全不在其控制能力之下，也难怪其举手无措了。不过他应该了解，假设一个病人的病是劳累过度或营养不足的结果，试问他对于所以造成工作过度与营养不足的种种因素，又何尝能控制呢？他虽不能控制于先，他还得设法诊治于后，难道不是一样的么？

我们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病人的道德环境固然不应漠视，我们却也不应该陷入反面的错误中去，就是把道德环境看作一成不变、动摇不得的。道德的标准是不断在变化的。今天所认为合乎道德或至少可以通融的许多东西，在半世纪年前是很不道德的，只可以暗中进行而不敢公开的。现今有许多名医适应着新的环境，在性的方面公开地立说著书，启迪世人，敢在几年以前的环境里，即使他们关门也是不敢谈的。因此就大体而言，医学界对于道德环境的转移，也未尝没有他们的部分贡献；医学界的任务既在为社会谋取福利，也为民族增进健康，这一部分的贡献当然也是应有的事。但是做医生的人所应注意的毕竟还是每一个病人的具体处境。

经过此番讨论后，我们可知对性心理有变态的病者，似可无需过于悲观，更不应看作超出医学范围之外；悲观或不闻不问的态度总是一个错误。事实应该是相反，性心理的病态正因为其是心理的、精神的，在治疗的时候是可以试用一些间接方法的。这种方法，如果用于偏重体质的病态，或用于直接影响所以造成体质的病态的因素，比如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就不行了，在这方面医生的直接方法也常常无能为力。这种间接方法，或不用药物的方法，常常是很有几分效力的。

一个医师和性变态者一度交谈以后，在医师方面，也许正感觉到一筹莫展，而在患者方面，则已经在暗中表示极诚恳的感激。原来，交谈的结果，他确乎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这种结果不一定是由于暗示的力量，而是由另一种相反而同样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在交谈之际，患者多少有一个机会能自动地把问题交托给医生，而把他的积压着的心事，倾盆似的从意识里宣泄出来，结果是精神上的积压减轻了，紧张变松弛了。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全部精神分析方法的一个起点。在患者对医生和盘托出作自白的时候，尽管医生不发一言，只要他能静心听取，表示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他已经多少尽了治疗的责任。患者的性冲动，纵不因一两次的交谈而恢复常态，至少变态的程度减轻了，闹乱子的机会也减少了，他的一般精神生活多少也返还到应有的和谐与平衡状态。天主教里发展得很完备的认罪与赦罪一类的宗教制度也建筑在这一心理原则之上，尽管它同时有别的用意，但对于服罪者的益处，总是一样的。有许多性心理上有问题的人，不信任医生会对他表示什么同情，往往直接向牧帅请教，不管这牧师的宗派如何，但必能给他一个自白的机会与同情的慰藉，他的问题就解决过半了。这一种精神治疗的入手方法，用在解决性心理紊乱方面的特别奏效，也正是做医生应有的一套本事，如果把它看作宗教的一种礼仪或看作和走江湖的催眠或其他暗示的方法同属一丘之貉，从而加以鄙薄，那就不对了。不管我们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发展怎么看，无论是他亲自证明的也罢，还是经由别人证明的也罢，他的特殊贡献之一便是很早就承认这一种精神治疗的益处，很早就发现精神治疗的一大秘诀，和画家与雕塑家的秘诀一样，是不但要向对象头上加些东西上去，并且要从对象里面取些东西出来。从一个患者中间取出不少莫须有的积压与屈而不伸的情绪来，从而恢复其精神生活的常态，不就是这种手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