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的婚姻是一种无爱情的婚姻。在安排的婚姻的开端，夫妻之间会有性的关系，但日子久了，性的关系便终止，成为没有爱也没有性的婚姻。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男婚女嫁与爱情无关，婚姻是由家庭安排的，东方和西方都一样。到了现代，世人提倡为了爱情而结婚，但是安排的婚姻仍然比比皆是，只不过是改装易服出现，有的时候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盘踞一方。

先看咱们过去的中国。旧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和职业性的媒婆安排的，以门当户对为首要条件。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儿子，将来负责向祖宗的神主牌烧香拜祭，同时把家族的姓氏留传下去。

再看过去的西方。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婚姻纯然是两个家庭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结合。男家的首要条件是有权、有势、有贵族头衔；女家的必要条件是有钱，因为女人出嫁必须要有一笔财富作为嫁妆，带过去给丈夫。婚后，那笔财富归属丈夫，由丈夫全权处理；女人带进夫家的财富越大，她在夫家的地位越高。那些没有富裕嫁妆的女子是嫁不到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去的。

西方的安排婚姻的主要目的也是生儿子。因为欧洲的贵族传统是由嫡长子继承贵族头衔和采邑。如果没有合法继承人，家庭便失去这一切。

在以前那种没有爱情但需要有性的婚姻制度之下，性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生育功能，甚至是一种实用工具。婚姻一旦达到生儿子的目的，性功能便再无用处，性工具也可放下不用。在安排婚姻中，一对没有感情的陌生男女，能够从实行义务般的性关系中产生爱情，两人继续过着和谐的性生活，虽然也会有，但为数不多。安排的婚姻如同赌博，输的机会极大，赢的机会极少。

那么，在没有爱与性的婚姻中，人若要寻觅爱情或找寻性的满足，就非得到婚姻外面去不可。

在这方面，中国男人在过去有两种解决的办法：其一是纳妾，男人在家里养妾越多，他在人前越有面子；其二是逛妓院，如果爱上了某一个妓女，就用重金把她从青楼里赎出来，纳之为妾。林语堂先生曾在《吾国吾民》一书里这样说：妓女足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蒂克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其实，旧时代的中国夫妻之间的感情，若是良好的，也只能说是一种尊敬、感谢和信任。男人尊敬他的妻子是从正门抬进来的正房太太的身份，感谢她替家族生了儿子，信任她的忠心不变。这种感情与现代人心目中的性与爱没有关系。

这里举一个实例，是笔者的母亲亲口说的。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是清朝末期最后的一批朝廷大臣。母亲虽然在童年丧父，但对那种旧式的大家庭制度仍然有过亲身的经历。他的父亲有一妻七妾，一共生有子女19个。那么一大家人都同住在一个大宅院里面，日常生活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老习惯，吃饭是男女分开，男的在一厅，女的在另一室。

当他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轮流到一个妾侍的房间去过夜；但他规定，所有的妾侍在每天早上都要去向正房太太敬一杯茶。当他被派到外省去当官的时候，只带最年轻的那两三个妾侍去上任。正房太太总是留在乡下的祖家，全权管理家庭的田产、房产、收租及其他一切财务。

由此例可见，在过去的安排婚姻中，妻子和妾在婚姻中的功能是分开来的：妻子是信任、尊敬和权力的掌握者；妾是性的供给者，宠妾就是她所供给的性是最优质的，因此得宠。

至于过去的欧洲男人，他们没有纳妾的风俗，那是因为宗教的反对。在那个时代，统治欧洲文明和思想的是基督教。基督教严禁多妻制，教堂的势力无处不在。于是，男人想出一个对策，在无爱无性的婚姻外找情妇，在情妇身上满足他们对性欲和罗曼蒂克的爱情的需要。一种虚伪的双重道德观便应运而生：只要在婚姻中服从教堂的规律，在婚姻外有多少情妇都被社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有权以行动去实行这种双重道德观的只是贵族阶层的人士，下层社会的人则必须听从教堂道德规范的管制。

不但上流社会的男人那样做，女人也如法炮制，把教堂要求她们守贞节的教规置之不理。她们的丈夫在外面有情妇，她们在外面也有情夫，而且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去做；她们的丈夫不但知道，而且接纳其事。在18世纪的时候，有好几个欧洲贵族夫人，除了以情夫多而出名以外，还生了一大堆的私生子，但那一切都不影响她们的婚姻和社会地位。因为那个时代的贵族社会的婚姻观是：婚姻是一个社会契约，只要夫妻同时遵守契约，保持婚姻的外壳，两人在婚姻外干什么，皆与婚姻无关；甚至认为，夫妻相爱是很俗气的事情。

跟那些欧洲女人相比，中国旧社会的女人的处境实在可怜。

封建的道德规范宛若一座大山，把女人压在下面。良家妇女有的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般的信条，做母亲和做媳妇的责任，当家的义务，而没有享受爱和性的权利，到婚姻外面去找寻爱或性是一条死路。至于那些胆敢做出墙红杏的行为的女人必受到社会的惩罚，终以悲剧收场。在中国历史中，能吃禁果而不受罚的女人极为稀罕，慈禧太后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一个。

被封建道德大山压着的女人，只好把她们对爱情的渴望关在心里，把对性干旱的苦闷压抑在潜意识里面。天生有才华的女人在深闺里做诗写词，把心里的苦闷发泄在诗词中。所以，中国古代女诗人的作品总是那么凄凄凉凉、哀哀怨怨的。天性善良的女人可能患上忧郁病；天性不好的女人可能变成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爱造谣诬害他人的毒妇、爱骂爱吵的泼妇，或老来以虐待媳妇为乐事的刻薄家婆。这一切的举止，若以现代的心理学眼光来看，都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性苦恼而引起的心理变态。

到了今天，安排婚姻的制度仍然凶神恶煞地活在印度和中东的社会里，但这些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欧洲和中国，安排的婚姻在表面上已不存在，但并不能说它已完全销声匿迹。

凡是有华人集居的地方，不论在世界何处，人们均有喜欢给别人介绍男朋友或女朋友的习惯。有很多人，尤其是女人，一看到有一个尚是独身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尚未结婚的女人，便立刻自告奋勇地扮演媒婆的角色，急着给对方物色结婚对象，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

这种被义务媒婆拉拢，经由介绍方式而达到结婚目的婚姻，是现代化的安排婚姻。跟过去的安排婚姻比较，它当然是进步了很多，如同一个女人，脱掉遮盖全身的长袍长裙，换上露出腿臂的短衫短裙，以摩登的姿态出现。然而，被介绍的一对男女，归根到底还是被动和被人摆布。

由于是靠人介绍，选择的对象极有限。男的看见女的，认为她长得蛮好看；女的衡量男的条件，认为他的经济背景还不错，两人约会几次，便草草了事地同意结为夫妻。

在此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实例，看看现代化的安排婚姻的发展。

李某人因为种种环境关系的影响，到了中年还没有结婚。此时他迁居香港，有一份收入好的职业。于是，有两个女亲戚便忙起来，急着替他找老婆。她们一听到哪一家有未嫁的女儿，便拉来介绍给李。

李也算挑剔的了。看了甲女、乙女、丙女都不满意。等到他看到丁女，在比较之下，认为丁的条件比甲、乙、丙都好。做媒的介绍人从旁催促：不要那么左挑右选。年纪不少了！赶快结婚，生孩子要紧！

于是，李跟丁就在彼此有一点好感之下同意结成夫妻。他们在婚前没有做进一步的认识，更谈不上谈情说爱，连拉拉手、接个吻都没有做过。

在洞房花烛夜便发生性的困难问题。李跟丁根本没有相应的性的吸引力，使问题恶化的是，丁虽然已经到了35岁，但她不但是个性盲，而且有憎厌性的变态。两人第一次尝试做爱，既没有兴奋感又态度忸怩，结果性交失败。

后来，得到医生的指点，用点润滑剂，性交才成功。过了两年，女的产下一个儿子。她抱着婴儿上街，偶尔在街上看到男女在接吻，便赶快把婴儿的头盖起来：这种丑事，不能让婴孩看到！

对性具有这样歇斯底里心理的女人，怎能有正常的性生活？丁本来就认为，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个儿子。现在有了儿子，她便不愿再做被她认为是件丑事的性交。每当他们两夫妻为此吵架的时候，两人都责怪当年给他们做媒的那个亲戚。

李会说：都是某某的错，把你这样的一个女人介绍给我。娶了你做太太真倒霉！

丁不但不自己认错，反而把他们夫妻之间的性断绝完全归罪于丈夫，泼辣地反咬一口：我才是倒霉呢！嫁了你这个无用的男人，连那一点都不行。某某该被雷公劈死才对！

这样，李跟丁的婚姻变成典型的无爱无性的婚姻，儿子是他们之间的惟一的一道桥梁。

对有关安排的婚姻说了那么一大堆的话，得到以下两个心得。

一是，找婚姻对象，最好还是自己去找。如果婚姻不幸福，没人可怪，只能怪自己没有眼光。

二是，结婚之前，必须知己知彼。首先要知道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和对配偶的要求，然后从这两个出发点去观察、认识，深入了解对方，看对方是否配合自己的期望，适合自己的要求。Ｗww.xiaoshＵotxt.ｎｅｔ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