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经过寺庙，无论是西禅寺涌泉寺那样香火云集的大寺，还是委身于小巷深处沉默寂寥的小庙，我都会点一柱香，虔诚地插在香炉里，然后双手合十，闭上双眼，跪身下拜，默默地在心中向佛主诉说我的心思。我祈祷着，让佛主能够帮助我找到媚娘，找到阿青，即使此后让我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即使我只能看到她们一眼，不能说一句话，我也满足了。

我还祈祷着，在这座城市里，愿媚娘和阿青都能生活幸福，即使我无法和媚娘结合，即使我不能再和阿青在一起，但是只要她们幸福如意，我也不会再有缺憾。

没有想到那天我又见到了阿青，在东街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佛主的安排，也许我的真诚感动了佛主，佛主又把阿青送到了我的面前。

还是在肯德基的门口，还是在黄昏，我看见阿青神情寥落地坐在弧形长椅上，面前的桌面上空空如也，她望着地面，姣好苍白的脸上布满忧伤，漆黑如墨染的长发披散在肩后，显得妩媚而凄楚。

我极力压抑着狂跳纷乱的思绪，悄悄地坐在她的对面，凝望着她。她比我们分手的那天更加消瘦，裸露的肩膀被南方炙热的阳光烤得焦黄，小臂更加纤细，盈盈不足一握。她还在望着地面，心思重重。

十几分钟后，她要起身离开，不经意地望向对面，突然看到了我。她惊讶地长大了嘴巴，想要喊出什么，却一个字也没有喊出。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一滴，一滴，像水滴一样滑过脸颊。我伸出手，把她小小的手掌托在我的掌心，她的手掌一直在颤抖着，像风中的树叶。我站起身，拉着她。她乖巧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以前的很多次一样。我们一起走上回家的路。

我们融入大街汹涌的人流中，人流中的每张面孔都无比亲切。

回到中山路我租住的房间里，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想要把对方融化在怀中，我们焦渴的嘴巴寻找着对方，因为焦渴而气喘吁吁。然后，衣服像飘落山谷的云朵一样飘落地面，我们呻吟着倒在床上，愉快而幸福地呻吟着。

我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攀登，攀登上幸福的颠峰，又开始了轻快而满足的滑落，从颠峰滑落到山谷。我们喃喃说着含糊不清的情话，彼此都泪流满面。

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我们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倾听着对方的心跳，抚摸着因为相隔太久而已经陌生的对方的躯体。月光静静地泻在床上，泻在她完美俏丽的双乳上，她轻浅地笑着，像一朵开在暗夜里的花朵。

我说，你知道吗？我找你找得好苦好苦。

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我终于想通了，我怎么能怪罪你，你没有错。

阿青说，离开你才知道你有多么珍贵，其实我天天都在想着你，只是我没有勇气再去找你，我给你带来了太多太大的伤害，我担心你不会原谅我，你会不理我。

我抚摸着她的脸颊，她的脸颊上满是泪痕。我说，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我也离不开你。

阿青说，那时候我只是想报复你，我故意气你说我和别人上床了。其实我一直在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我不是那种轻浮随便的女人。我要为你负责，要为我自己负责。

阿青说，那个开着黑色奥迪的可恶的大胖子一直在引诱她，他给她买来了首饰和新上市的手机，但是她没有要。一天晚上，大胖子带着她去了酒吧。他故意灌了她很多酒，啤酒和红酒，故意想灌醉她。她感觉到自己快要呕吐时，就坚决地不再喝。他说，把她送到宾馆里，给她已经开好了房间，然后自己就会离去，老婆还在家中等着他。她相信了他。然而，一到宾馆里，他就原形毕露，他凶狠地剥她的衣服，肮脏的手急不可待地在她的身上乱摸。她拼命挣扎着，大声哭喊着，要去报警。他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保安敲响了房门，她挣脱了他的控制，飞奔下楼。

阿青说，大胖子和桑那城的老板是很好的关系，第二天她就辞职了，她宁肯没有工作，也不再去那种肮脏的地方上班。

我相信阿青是真诚的。就像我相信媚娘一样。在我的生命中，她们都同样重要。我一直固执地相信，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了肌肤之亲，他们的前世就一定有无法分隔的缘分，他们的心灵此后就会水乳相容，对方镌刻在他心中的烙印会让他铭记终生，他注定了要对对方呵护一生关爱一生。

我对阿青是这样，阿青对我也会是这样。

现在，我居住在这座名叫南京的城市里，我依然保持着信步游走在大街小巷的爱好。南京的天空总是阴霾不散，阴郁的梧桐树叶遮盖着路面，使得这座承载着沉甸甸历史的城市更加忧伤凄凉。满大街的女孩子都烫着千篇一律的超女那样的发型，而一张张脸孔却又被脂粉涂抹得惨不忍睹，让我想起了那些流淌在秦淮河中的陈年旧事，那些香艳而又忧愁的往事。

我想念福州。福州的天空不是这样的，福州的天空总是艳阳高照，满大街的芒果树飘散着清香。亚热带的阳光照耀得福州女孩黧黑而健康，她们因为成熟而喷薄欲出的胸脯和苹果一样丰满的臀部彰现着青春和美丽，她们浑身散发着海洋的气息，流溢着一种异国的风韵。

我们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段时光会让我回味终生。如果我垂垂老矣，我会坐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眯缝着双眼，遥望着南方，我还会想起和阿青度过的那些时光。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还会像现在这样心痛如锥。他们说时间如流水，它会打磨掉所有的痛苦。也许到那时候，我会以一种恬淡平和的心境回望2005年夏季福州的这些故事，就像在回望着别人的故事。我会向别人讲起——从前，在福州，有一个记者，遇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们相爱了……

阿青的身材像笔管一样挺拔。在房间里，我们关上门窗，拉紧窗帘，我们都脱光衣服，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袒露无遗心无芥蒂。阿青穿着高跟鞋在房间里缓缓地走着，鞋跟清脆地敲打着木质地板，她浑圆的乳房随着响声而轻轻颤抖，绸缎一样平滑的腹部流淌着柔媚和妖艳。她的脚踝很细小，系着红丝线编织的圆环——她曾经说过，那是奶奶一根线一根线编织的，那是她的护身符——脚踝向上逐渐变粗，臀部夸张般地饱满翘起。她的身体就是世间最美丽的图画，最旖旎的风景。我喜欢看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静静地欣赏着她，一种柔柔的甜蜜会在心中潜滋暗长。有时候，我会站在她的身边或者身后，我们摆出各种造型，弯腿曲臂。我说，我们结婚时就拍摄这样的婚纱照。阿青说，这样的婚纱照绝对是世间独一无二的。

我们有过许多幻想。我们幻想着在乡间买一间房子，一间青山环绕的房子，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潺潺小溪从门前流过，看到蜻蜓栖落在窗外的竹子上。我们还要养一只高大威猛的藏獒，那种鬣鬃披拂毛色漆黑的藏獒，我们生活在世外桃源的恬静和诗意中。我们还幻想着买一辆凶恶霸道的吉普车，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开着一路隆隆作响的吉普，气贯长虹地奔驰在通往天涯海角的旅途中，任旷野的风吹拂着我们纷飞的长发，任阳光汹涌地喷洒在我们的肩头……

那些幸福时光里，我们无忧无虑，我们不知愁滋味，经历了一场挫折，我们更加珍惜此刻的拥有。

阿青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夜晚，我们仰面躺在床上，我们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黑暗像海水一样淹没了我们，我们像沉入海底一样静谧安详。阿青总会说，讲故事吧。于是我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下去，每到情节紧张时，她就会像个孩子一样气喘吁吁地依偎在我怀中，而紧张过后，她又会绽放笑容，黑暗中，我看见她露出雪白的牙齿。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那些书中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它们像屋檐下的融雪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渐渐连贯清晰。我们就那样一起感受着远古的悲欢离合，感受着心灵的一次次阵颤和惊悸。不觉，窗外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窗棂。

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在一起，我没有去上班。自从调入报社机动部后，一月只要完成三篇稿件，我就可以拿到全月薪水，那些不算低廉的薪水，足以让我们生活得随意而幸福。

直到有一天，阿青说，她要去上班，她不想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

阿青的工作很好找，她鹤立鸡群的美丽和气质让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那种吃青春饭的工作。她去了东街口的东百商厦做营业员。

后来，在那里，她遇到了出国打工归来的高明。

阿青第一次向我说起高明时，是在一个夜晚的饭桌上。她边剥着被煮得绯红透明的螃蟹，津津有味地吮吸着，边不经意地说，她遇到了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刚刚从美国回来，名叫高明。

她说，时间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变化啊。初中时的高明家中贫穷，总是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球鞋，距离好远就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馊味。没想到现在的高明居然长得高大帅气。

我淡淡地说，女大十八变，男的其实也在变。

她说，高明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就借款去了美国，美国有他的一个什么远房亲戚。八年后，他回来了，居然赚了一百万。我是听同学说的。

我说，这种没有文化的人，在国外只能干粗活。我曾经采访过几个。他们在国外掏下水道，打扫厕所，甚至从太平间往外边背死尸。他们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去干。

她说，现在这个社会，只要有钱，要清高要文化干什么。

我惊讶地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还要有尊严。妓女能赚钱，但是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女孩子不愿意去做。强盗也能抢钱，但是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去干。

阿青笑了，她说，你激动什么呀。我就说说我同学，你就激动成这样了，值得吗？你这是典型的酸葡萄理论。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叫高明的男子，这个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归国华侨的男子，一直暗恋着阿青，从初中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去东百商厦，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看到阿青。

那篇揭露移动通信的稿件照样没有见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们可怜的报纸和可怜的记者只有胆量去敲击那些没有任何背景的平头布衣，而对行政公文任命的部门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敬而远之。每个记者刚入门时，都会受到前辈“打苍蝇，别打老虎”的谆谆告诫。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新闻监督就像雪人一样，它高大而臃肿，看起来威风八面气势凛凛，而当太阳升上地平线，它就会融化成一滩积水。我至今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陕西有一家叫做《劳动早报》的报纸，因为登载了《万炮齐鸣轰城管》的文章，那家报纸重新改组，被改成了《今早报》；2005年的武汉，曾经被认为是当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新周报》，因为刊登了《精简机构要从省委副书记开始》的评论，被勒令停刊，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记者编辑此后作鸟兽散四处漂泊。那时，我经历了它从创刊到停刊的全过程。而2005年年末，两家党报主办的发行量达到百万的《新京报》又因为稿件披露了敏感问题而主编副主编编委集体下课……记者，风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心酸。

芳婷说她想结婚了，她无法忍受深深的悲凉的孤独。白天，她在写字楼里强颜欢笑，陪着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客户一起出入商场饭店，耐着性子听顾客唠唠叨叨地叙说不满和愤懑，然后眼神冰冷而又嘴角含笑地皮笑肉不笑地替公司推脱着责任。而一回到家中，回到孤寂而冰冷的家中，郁闷和空虚就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她挣扎着，想寻找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没有。没有人会听到她的心跳，没有人会倾听她的叙说。只有眼泪陪伴着她。她的生活中不缺男人，然而，那些男人只是一次性餐巾纸，只有短暂的使用价值，不但不能带来长久的温暖和抚慰，反而带来了更深的孤独和痛苦。芳婷说她太累了，她需要找到一个男性的肩膀来依靠，不管这个肩膀是否坚强，是否宽厚。

芳婷找到的那个男朋友是她的同事，一个像女孩子一样文气清秀的男子。她站在柜台后面卖手机，每天整整齐齐地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短袖和深蓝色的长裤，系着蓝色领带，涂抹了者哩水的头发一丝不苟，他一见到有人从柜台前经过就和那些女孩子一样展露出花朵一样的微笑，用甜得发腻的声音称呼先生或者小姐，然后问道，您要哪一款手机？

我曾经问道，你为什么喜欢这样的男子，像个小白脸一样。

芳婷说，我已经离婚过，对那些有能力的男子，我心存恐惧，我不需要他能干，不需要他能赚钱，我只需要他能和我白头偕老就行了。其实，女人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家庭，还不是一个老了后能陪你说话的人。

芳婷说，这些年来，我做医药代表，又代理手机销售，已经积攒了一笔钱，我准备买房子定居，从此后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太苦了，我常常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一想起那些往事我就心如刀割……

我不知道芳婷说的是哪些往事，是她痛苦的婚姻，还是她为了工作忍受的屈辱。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晚宴上，我曾经亲眼看到那个头顶秃成葫芦瓢的医院院长把他肮脏的手放在芳婷穿着超短裙的大腿上，晚宴过后又开着私家奥迪把芳婷拉到了宾馆里。而王靖也告诉过我，每次肮脏的性交易过后，芳婷总会在浴室里边洗边哭，皮肤被她搓揉得发红。

芳婷是一个成功的医药代表，一方面得之于她对医院院长和医生高额的回扣，一方面得之于自己的“奉献”。而回扣总会转嫁在患者身上，所以药费居高不下。芳婷说，一盒治疗感冒的药品，医院的价格是药店价格的几十倍，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那些所谓的“白衣天使”，其实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眼睛血红的狼，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良知和同情。他们的眼中没有救死扶伤，他们的眼中只有钱。

芳婷说，医药代表绝对是暴利，然而正因为她心中最后一点做人的良知没有泯灭，她才选择了放弃。

我想，芳婷和那些卖笑的小姐，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我一直很同情她，尽管她的原始积累已经足以让她此生衣食无忧，尽管我至今还在为衣食而奔忙。

我向芳婷打听王靖的消息。我不知道在经历了那么一场痛心疾首的网恋欺骗后，王靖是否已经走出了恐惧的阴影。她是那种高贵而忧伤的女人，她更是一个可怜而无所依托的留守女人。

芳婷说，她也好长时间没有和王靖联系了，只知道她的老公从遥远的异国回来了。

我说，约王靖出来吧，带上她的老公，我们一起去酒吧。

第二天夜晚，我和芳婷早早来到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的那家酒吧，然而，等到的却是王靖一个人。她的眉宇间凝结着忧伤，手臂上还残留着青色的淤伤。

王靖坐在我们的对面，一句话也不说，她自己倒下一大杯酒，咕咚咕咚地大口喝下去。酒味刺激得她脸庞发红，刺激得她大声咳嗽，她的眼泪也被呛出来了。

我急切地问，怎么了？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