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开席了，就只差我。芳婷向他们介绍我，说我是福州最有名的大记者，我连忙抱拳向大家一一致礼，说着过奖过奖之类的客套话，眼光扫过一个个人的头顶，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很青春的少女，皮肤白皙几乎透亮，脑门前齐齐的刘海，刘海下是明亮的大眼睛，黑如点漆，她看着我笑着，做了一个鬼脸，两个酒窝就像水面上的涟漪轻轻荡开。她是阿青，媚娘的小姑子。在媚娘的家中，我见过她好几次，此后，媚娘和我分手了，她们家也被迫变卖，我和她们都失去了联系。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又见到了她。

我一直觉得她很亲切，我像爱着媚娘一样地爱着她，对媚娘是恋人之间的爱，对她是兄妹之间的爱，但爱都同样地深切。

那时候的阿青多么青春多么阳光，她总是一身阳光的打扮，T恤和牛仔裤，但那种青春逼人的气息是任何服饰也难以遮挡的。那种阳光的气息。

在写这部小说的此刻，我还在怀念着那时候的阿青，那时候她在上大学。以后，我再很少遇到过像她那样青春逼人的美丽少女。漂亮的女子很多很多，每天大街上会有无数的漂亮女子向我迎面走来，又和我擦肩而过，但是我心中再也没有了遇到媚娘和阿青的那种电闪雷鸣的感觉。

只有一次，2005年的初秋，我从福州来到了昆明，和几个新闻圈子里非常有名的编辑记者一起筹划在昆明办一份报纸，那晚我们邀请了昆明当地的知名文化人来到一家酒吧，我们相谈正欢时，从外面走进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很简单的服饰，却难以掩饰她逼人的青春气息。她是一名诗人，来昆明旅游。她和我们席间的一名作家简单交谈几句后，就匆匆离开了，而她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记忆。她就是两年前的阿青，就是那晚在福州酒店里我见到的阿青，就是大学时代的阿青。

那晚在福州的酒店里，我们边吃边聊，一直到很晚很晚。我的邻座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秀文气的女士，她介绍说，她的名字叫王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她穿着套裙，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显得极为干练，一望而知就是白领丽人。她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地听着别人谈话，眼镜片后的眼睛睿智而明亮。

芳婷坐在我的对面，她显得极为活跃，一双眼睛满含笑意顾盼生辉，她端起酒杯，和两个桌子上的每一个人碰杯，红色的超短裙随着她高跟鞋的走动而拂拂扬扬，像一片飘荡的云朵，露出雪亮的大腿，结实而匀称。她的邻座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金鱼一样的眼睛高高鼓起，眼睛下是两个大大的黑色的眼袋，他黄色的眼珠转来转去，紧紧地盯着芳婷裸露的肩膀和大腿。芳婷介绍说，他是福州一家医院的后勤院长，是他为她的生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坐在他的对面，看着他一脸色相，令我那晚没有任何胃口。我夹着凉菜，勉强放进嘴巴里，慢条斯理地咀嚼着，极为艰难地吞咽下去，来压抑着因厌恶而几乎要产生的呕吐。

那晚我们喝了好多酒，是那种本地生产的啤酒。福州人好像从来不喝白酒，只喝啤酒，就连女子也特别能喝啤酒。也许这与当地一年四季炎热的气候有关。

邻桌有人提议唱歌，然后大家一起公推阿青唱。阿青就站了起来，很青春的一张脸让啤酒侵泡得姹紫嫣红，她唱的是《约定》，那年最流行的歌曲。她美妙的声音让我的心颤颤悠悠地滋生出一股柔情，我拿起筷子和着她的声音敲打着桌面，突然，筷子掉在了地板上。

我弯腰捡拾，意外地发现芳婷裸露的性感的大腿上多了一只手，那是那名医院副院长的手。我突然感到很惊惶，像作贼一样急忙直起腰，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望着对面窗外的夜色，闪闪的霓虹灯将窗外的夜色点缀得异常美丽。我偷眼望见那名副院长一副道貌岸然的严谨，正襟危坐地听着阿青在唱歌，好像很入神。

吃完饭后，我们一起下楼。王靖有一辆红色的雪铁龙，很美丽的一辆车子，线条很流畅。她要送芳婷回家。那位副院长赶前一步说，芳婷和他回家是同路，他会送芳婷的。然后，他开来了一辆黑色奥迪，芳婷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我和阿青沿着大街走着，我们一起走向东街口，她要从那里乘最后一班公交车赶往学校。她说，她住校，自从宫巷的家变卖后，她就一直居住在学校。

她说，芳婷是她的表姐。亲戚们都说，芳婷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因为她做生意很成功。

我心中黯然神伤，亲戚们，包括阿青，他们只看到芳婷穿着漂亮衣服，坐着豪华车子，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芳婷的心酸和痛苦。阿莲曾经给我说过，每次芳婷被那些恶心的医院院长蹂躏了以后，就会来到她家，独自躲在浴室里，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身体，一声又一声地大声哭泣。

我们一起走上东街口的天桥，夜晚东街口的天桥依然人流穿梭，道路两边是摆卖着各种小商品的摊贩。突然前面传来了喧哗声，几个男子在追打一名中年男子，将那名抱着头的中年男子拽倒在地，用沉重的皮鞋踩踏着，他们嘴里骂道，让你再跑，跑呀，怎么不跑了？中年男子像一条煮熟了的虾可怜地蜷曲着身体，大声呼救着，但是路人视若无睹。

我刚想走上前去了解情况，那几个男子就走开了，天桥两边摆地摊的小商贩像惊弓之鸟一样卷起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仓惶逃窜。那些男子追上了跑在最后的一名女子，将她背在身后的塑料布一把夺过来，顺着栏杆抖落，塑料布包裹着的各种颜色鲜艳的玩具一齐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桥下的马路上，一片清脆的碾轧声，那些漂亮的玩具变成了齑粉。

那名女子无奈地站在桥边，看着桥下穿梭往来的车辆，紧紧地咬着嘴巴。她居然是京榕。

我突然心中燃起了一把火，燃烧得全身热血沸腾，我冲上去抓住了那名抢夺京榕的男子，我质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做？

另外几名男子一起围上来，凶神恶煞地盯着我，抓住我的衣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阿青一脸惊惶，她紧紧地插进我们的中间说，别打啊，别打啊，他是记者。

一名男子说，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他肮脏的唾沫星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握紧拳头，酒精冲击得太阳穴嘭嘭作响，我狠狠地瞪着面前那张五官长得乱七八糟的脸，牙齿咯嘣嘣咬响，他仰面看着我，突然就露出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边退边叫道，你想干什么，那你想干什么，想妨碍执法吗？想对抗执法吗？

阿青紧紧地抱住我，她几乎要哭出来，她说，求求你，不要啊，不要啊。

我愤愤地问道，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你们简直比土匪还要土匪。

一个人说，谁给的？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利，你管得上吗？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下天桥，用脚踢着栏杆。我听见他们说，要不是记者，今晚让他有好看的。记者凭什么这么刁？

旁边围观的群众纷纷抱不平，他们说那些人是城管，他们经常在这一代打砸抢，前天把一个老太太的烤红薯摊砸了，惹得老太太直撞墙。他们执法无可非议，但怎么能野蛮执法，总得让老百姓有条活路啊。

阿青安慰着京榕，她们手拉着手，显得异常亲昵。京榕破涕为笑，唧唧呱呱地说个不停。阿青说，她们是高中的同学。

后来，阿青告诉我说，京榕在她们班本来学习很好的，高考时，突然得知母亲去世，她稀里糊涂地考完了，只考取了中专。然而，孤苦无依的她，就连高中也上不起，就去了长乐一家工厂打工。

我问京榕为什么会来到福州，京榕说，她在家中呆不住，要还债务，还要供养两位老人，她就又出来了。找不到工作，只好学那些小商贩摆地摊。今天才摆第一天，没有想到就遇到了城管。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和京榕意外相遇，在福安意外相遇，又在福州意外相遇，就连最后，我们也是一个太令人意外的结局。

后来，在我问京榕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时，京榕说，她很自卑，她觉得距离我很远很远，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她不想再和我联系，她不想让任何认识的人知道，她曾经做过小姐，那是她的耻辱，心中永远的伤痕。

那天晚上，我把京榕送回去，她和两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起住在一间破旧狭小的民房里，没有床，她们就睡在铺了一层报纸的水泥地面上。京榕睡在最外面，墙角堆放着她的东西，几双用毛线织成的拖鞋，几件已经有些陈旧的衣服，一个塑料封面的笔记本，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瓶，里面是许多用彩纸折成的小小的星星。

我顺手拿起笔记本，想看看里面都写着什么，刚打开第一页，看到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字——老公，还用钢笔画出一副素描，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很帅的男子。京榕突然一把把笔记本夺过去藏在身后，娇羞地说，人家的日记啊，不许偷看。她脸蛋红红的，像受了委屈而嗔怪的小姑娘，让人心生爱怜。

我又指着那些拖鞋问，干吗织这么多拖鞋？

她说，一家商店要的，织好一双会给我五元钱。我织快的话，一天会收入十元。

我们正说着话，同房间里的那两名女人回来了，她们皮肤黧黑满脸愁苦，生活的重担已经过早地压弯了她们的腰身。她们将背上的蛇皮袋丁零当啷地放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用手抹去额头的汗水。

原来，京榕和两名拾荒女居住在一起。

我告辞出来，京榕一直把我送上街道，突然问道，你有女朋友吗？

我说，没有。我一无所有，谁会喜欢啊。

京榕说，阿青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可以和她谈呀。

我笑笑。

那时候，我心中只有媚娘，只爱着媚娘。阿青是媚娘的小妹妹，也是我的小妹妹。

我不忍心再看到京榕无奈地坐在宾馆旅社里让嫖客像在牲口市场里挑选牲口一样地挑选她，那晚在那家小旅舍里亲眼目睹她被驼背蹂躏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永远地痛，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心痛欲裂；我也再不想看到她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少得可怜的小商品等着路人来购买，还要提防城管突如其来的袭击和抢夺，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干扰地做这种生意，她一天也赚不到几个钱，也许都不够吃饭和房租。我要为她找工作。

我觉得自己为这个报社出了很大的力，报社几乎每个引起轰动的稿件都是出自我的手，我要去找老总，让她安排京榕在发行部工作，每天凌晨把报纸分发到订户的报箱里，这个简单的工作京榕完全可以胜任。

报社老总的办公室在最顶层，除非开全体人员大会，否则就见不到他，我来后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我刚刚到福州时，他在一家火锅店里请我吃饭，那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可他还是西装革履，领带一丝不苟。还有一次是在报社的年终表彰会上，他把年终奖发到我手中时，和我握手，他的手绵厚无力。他隐居在高高的楼顶，我们不知道他平时都干什么，只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传言，人们把他叫做“三别老总”，说他开别克，住别墅，睡别人老婆。我不知道那些传言是否真实，但我心中对他一直很尊敬。

我走进电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直抵顶层。一个长相异常漂亮但又没有任何特点面无表情的女子将我带进了办公室，据说，那时他的秘书。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后，臃肿的身体深深地陷进皮沙发中，听完了我地请求，然后抬起一张酒色财气的说，你去找一下邵芳钟主任。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心中充满了失望和落寞。我知道那个名叫邵芳钟的人事部主任是个什么样的玩意。不仅仅是我，全报社的人都知道。这个有着一个女人名字的男子是十足的色狼。他依靠着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常常以报社要精简人员为借口而要挟那些漂亮的女记者，然后逼迫她们和他上床。他在外边拥有着众多的情人，那些情人分别在饭店里做招待门迎或者在宾馆里做服务员，他把她们招聘进报社，让她们从事着广告统计等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点钞票的舒心工作。关于他的种种恶行，已经成为了报社公开的秘密。

可是，我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向邵芳钟介绍了京榕的情况。他嘎嘎嘎地笑了，笑声刺耳，像被追赶的鸭子的叫声。然后，他一脸正气地说，报社不是妓院，同志，报社是文明场所，怎么能收留妓女？

看着那张丑陋的浮肿的脸，我真想冲上去左右开弓打两个响亮的耳光。但是我忍住了，我还得在报社上班。我只能恨恨地转身走出，狠狠地带上门。

我清楚地知道了一个普通记者在一家报社的地位，即使你在外界再有影响力，即使你连连获奖，但是，只要你不是报社中层或者报社领导，回到报社，你就什么也不是，你还是一个为报社出卖苦力的民工，你的生活还是没有任何保障，你还是不能对报社提任何要求。

那些天里，我一边拼命地干着工作，一边心中充满了怨气。不采访不写稿，月底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我就无法在这座城市生存。我干得很不痛快。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套进车辕中的老牛，尽管极不情愿拉车，可是为了少挨皮鞭，为了夜晚的草料，我还得一步步地向前走。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我那些日子里经常去网吧。

夜晚的网吧是另外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世界，几十台电脑前都坐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忙忙碌碌，都陶醉在自己虚拟的世界中，都在一厢情愿地编织着梦想。网吧里通宵达旦空气污浊，网吧里鱼龙混杂危机四伏，逃学的中学生，无所事事的失业者，亡命天涯的凶犯，下班后无聊的小姐……都来到了这里，不论你是什么背景，不论你有什么经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坐在电脑前掩藏动机构筑阴谋。网吧里是寂静的，但寂静的背后是涌动的情绪和喧嚣的欲望。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聊天室里见到王靖，白领丽人王靖下班后百无聊赖就坐在家中的电脑前，和那些口蜜腹剑的男人们编织着浪漫的爱情，直到有一天，网上认识的一个男人彻底破坏了她平静而寂寞的生活，带给她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痛，她才追悔莫及。

有一次，在网吧里，我的身边是三个小混混，他们头发染成黄色，梳着奇形怪状的发型。他们公用一台电脑。

一个长脸的小混混边敲击着键盘边说，和他正在聊天的是一个富商的女儿，他已经和她上床了，那个小姑娘对他爱得死去活来，他哄骗她说自己是做大生意的，她相信了。

黑脸的小混混说，从她那里可以搞点钱。

长脸说，当然要搞钱，不然怎么会花费这么大精力。他说自己做生意需要三万元，她已经答应第二天给他送来。钱一拿到手就闪。

另一个脸上长着黑痣的小混混羡慕地说，他和一百多个女人上床了，但是没有搞到多少钱，很失意。

黑脸又说，他基本都是和少妇聊天，然后上床，再以要告诉她们老公相威胁，少妇就会乖乖地交出钱来。

看着他们说得眉飞色舞，我突然感到极度的恶心。身边的这三个渣滓，目不识丁，又极度邪恶，原来他们的所有生活来源都是依靠网络行骗。那些无知的少女少妇，怎么会知道，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梦中情人原来就这样龌龊这样肮脏的街头小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