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到阿莲已经是那年冬天。

福州的冬天一点也不冷。凛冽的寒风只呼啸在遥远的北方，漫天的雪花也只飞舞在人们美好的想象中。印象中的那年冬天，福州的街巷上空总悬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桔红色的光芒照耀着行走在街巷里的人群，单薄的衣着包裹着他们，他们悠闲而潇洒地行走着，或西装革履，或旗袍翩翩，或夹克短衫，或裙裾摇摇，一个个都优裕自如风情万种，让人心生爱慕。而此刻的北方，大街上行走的是裹着厚厚的棉衣，显得异常臃肿迟钝的人群。

后来，我辗转到过南方北方好多个城市，每逢冬天，瑟缩着全身袖着双手，快步疾走在寒冷的风中，疾走在落光了叶子的街树旁，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福州冬季的幸福时光。

在福州冬季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赤裸着上身，站在阳台上伸举着哑铃，突然电话响了，是一个线人打来的，告诉我说，福州总院里入住了一个癌症病人，他唯一的女儿要卖身救父。

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培养了一大批线人，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里为我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以保证我每天都有稿件见报。同样的，我也会定期和他们聚会，在那些我不用买单的咖啡屋和酒吧里。只把它们的店名登载在报纸上就可以了。

放下电话后，我急急赶到了福州总院，它的全称应该是南京军区福州军分区总医院。走进住院部高高的楼层里，在寂静而悲伤的病房里，我见到了那名想要卖身救父的姑娘。她又瘦又小，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她一说话，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她说，她的名字叫小田。她的父亲不希望她这一生赚大钱，只希望她能有零花钱就足够了，便给她起了这么一个辨别不出性别的名字。她只有20岁。

她说，她想赶快把自己嫁掉，不论他是谁，只要他能够拿出10万元。她父亲的手术费需要10万元，然而，她家一贫如洗。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能低着头记录着她说的话，不敢看她满含悲伤的脸。采访结束，临出门前，我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二百元塞在她手中，就惶惶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的稿件见报了。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福州总院，把捐款送到小田的手中。动手术的前一天，小田高兴地告诉我，手术费已经够用了，其中一个名叫林风莲的女士捐了一万元，她是带着女儿来的。那个女儿很可爱很懂事，小田说。

我决定采访林风莲。她的身上一定会有故事。

按照小田提供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拨打过去，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问，哪位？

我说了自己想要采访的打算，然而，对方一口回绝了。她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谁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您别采访我了。

我说，如果你不接受采访，我的整个稿件就没法结束。

她说，我有一点钱，捐给她，也算做做善事。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家有事了，我也会需要人们的帮助。

那时候，她只是随便说说。我们都没有想到，真的有一天，她在医院里，也需要人们的帮助。后来，我经常想，难道冥冥中真的有命运的安排。

那天，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她终于答应了接受采访。第二天，在湖东路一间经常去的咖啡屋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等候。有人推开门，穿着一件色彩张扬的大红风衣，一转身，一张异常美丽的脸庞照亮了整个厅堂，我惊异地发现，竟是她。

她就是几个月前的夏天，我和媚娘在五一广场有一面之交的阿莲。原来林风莲就是阿莲。她的老公也去国外打工了。

那时候，我经常想，阿莲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南国佳丽。她长得很古典，很清秀。小巧的五官搭配得无可挑剔，完全就像从那些蒙着一层岁月烟尘的图画中刚刚走出的古代仕女。然而，她长及腰际的头发却又染成了黄色，我后来常常嘲笑她的这个败笔。说她就像穿着一身铠甲的将军却拿着羽毛轻扇，穿着一身名牌西装却耷拉着一双草鞋。阿莲总是理屈词穷，便很气愤地说，我喜欢，你管得着吗？我笑着说，看看，气急败坏了吧。没文化，俗！

阿莲是一个很善良很仗义的女人，她身上沿袭着中国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道德传统：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富有爱心、温柔礼貌；同时，她又很时尚很前卫，喜欢蹦迪，喜欢攀岩，喜欢郊游，喜欢极限运动。她美丽古典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永远都在勃勃跳动永远都不满足的心。

我们坐在那家咖啡店里，聆听着墙角音箱播放的音乐，音乐声温柔似水，蜿蜒流淌在我们四周，让我们的心仿佛漂浮在水面上。我们静静地喝着咖啡，没有加糖的咖啡有一种苦味，但喝过后又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从心底漫上，让人轻盈舒泰。时光和心一样宁静。我们看着墙壁上悬挂的这家咖啡店的广告词——如果我不在家，就在咖啡店里；如果我不在咖啡店里，我就在去咖啡店的路上。我们默诵这如此绝妙的广告词，一齐会心地笑了。

阿莲说，她家在福清，那是福州五区八县最富裕的地方。这个县级市里高楼林立，星级酒店密布。宽敞平坦的街面上，疾驶的是奔驰和宝马一类的豪华车子。福清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国外打工，那是此地历经数百年而不变的传统。福清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从国外源源不断汇兑而至的美元、日元、英镑。

阿莲说，在福清，如果谁没有去国外打工的经历，会被别人看不起。

阿莲的老公在日本，已经走了三年，从没有回国过。

阿莲初中毕业。在福清，初中毕业已经算是很高的学历了。这里的孩子很早就辍学，在父亲兄长的工厂里做工。但是，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并没有形成规模，远远不及闽南地区晋江、石狮那样的品牌效应。所以，他们等到年龄稍大，就谋划着怎么出国。出国，似乎是每个福州孩子创造财富的唯一出路，尤其是男孩子。

阿莲很早就开始做石材生意。那些年里，石桌石凳石茶几正成为北方人乔迁新居的首选家具。阿莲以低廉的价格从石材加工厂把那些沉重的石质家具装上十轮大卡车，一路摇摇晃晃地开到北方，石质家具就会有一半缺臂断腿，然而尽管这样，她还能赚很大的一笔钱。

阿莲说，那些年里，赚钱就像弯腰从地面上捡钱一样容易。

就是在做石材生意时，阿莲认识了一个模样很帅、生意同样成功的男子，那个男子以后成为了她的老公。

在一般人的眼中，阿莲的家庭很富裕。她的老公完全没有必要出国打工。听阿莲说，是他一直坚持要去的。他的二爷在日本，是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当劳工抓去的。二爷在北海道——那个日本最贫穷的地方修公路，他忍受了种种折磨和苦难，好多同乡被折磨致死，而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几年前，已逾古稀的二爷和他那个同样瘦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的日本妻子颤巍巍地回到了福清，受到了政府的热情接待，他被荣称为归国华侨和著名企业家。政府官员们前呼后拥地陪同着他，并明里暗里地希望他能投资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二爷说他现在和妻子在日本只是依靠养老金生活，而他退休前也只是一家工厂的清洁工，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企业家。但政府官员们不相信，他们说二爷太谦虚了，造福桑梓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国外的哪个不是百万富翁。二爷布满皱纹的脸一片通红，不知道是羞愧还是难堪。

接着，那些亲戚们也鱼贯而入登门拜访，无论远近亲疏，都像亲生儿女一样拉着二爷的手依偎在二爷的身旁，满脸恭敬谄媚状，他们一个个嘴巴上像抹了蜂蜜一样，说着甜得发腻的话语，让久别家乡远离亲情的二爷感动得涕泪纵横。他们说着家庭的窘迫，说动了二爷的心，二爷便掏出皮夹，把一沓沓日元分发到他们手中。

那时候，阿莲刚刚结婚，二爷就居住在他们家。阿莲说她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幕令人作呕的场面，深深地为这个家族悲哀。

只有阿莲的老公没有主动讨近乎，然而，在二爷结束了他被盘剥一空的家乡之旅，就要启程回日本时，阿莲的老公突然提出了要二爷带他去日本的请求。二爷答应了。二爷对他说，在所有的晚辈中，你是我最喜欢的。

于是，他开始了去日本的准备，兑换日元，办理签证……

阿莲阻止老公，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在床上，她表现得前所未有的主动，完全像一个久经考验的风尘女子。然后，她对老公说，留下来吧，我需要你。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不需要出国就可以赚到钱。但是，高潮过后的老公总是很不耐烦地说，睡觉吧，我困了。然后，转过身，留给她一个冰冷的背脊。

那时候，孩子还小，孩子常常夜中醒来，阿莲爬起身为孩子喂奶，然后在老公一声长一声短的鼾声中，坐等天亮。她感觉到一种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很多天后，阿莲才想通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男人，他们永远也不满足，他们总是在寻找刺激。他们贪婪，他们自私，他们追求新鲜就像野猫永远追求腥味一样。你无法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判断他们的价值取向。只是，这种男人不能嫁，嫁给他，你会永远生活在委屈和痛苦中。

阿莲说，她的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福清家家户户都有人出国打工，而出国的原因是因为国外有亲戚或朋友。福州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出国史，据说，最远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的那个遥远而意气风发的时代。

老公出国，三年不回，让阿莲成为了独守空房的怨妇。

我对阿莲老公所打工的那个国家非常愤恨和厌恶。我想，即使给我年薪百万，我也不会去那个变态的国家去出卖劳动力。我的体力和脑力不能出卖给日本，给再多的钱也不会出卖。哪怕卖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卖给这个变态的民族。

日本是我们的世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世仇。

我记不清是哪位西方的哲学家说的，岛国的民族拥有海洋般宽广的胸怀，但是日本除外。

日本民族别说宽广胸怀，就连接受的恩情也不思回报。这个出产矮子的国家喜好的是无度的扩张和野蛮的侵略，喜好的是对强者低头逢迎对弱者肆意欺凌，喜好的是数典忘祖和恩将仇报。盛唐时代，多少遣唐使来大唐朝拜学艺，唐王朝倾囊相授，让荒蛮懵懂的大和民族从刀耕火终茹毛饮血走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几百年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就开始对汉民族眈眈相向，从明朝流传东南沿海的倭寇到民国的抗日战争，日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国土的觊觎。这个野心无限膨胀的民族，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就是在今天，日本还将贪婪的目光盯上了我们的钓鱼岛和东海油田。时时派军舰游弋在我领海里。

我一直相信，中日还有一战。如果有生之年，我能赶上，我会捐献出自己所有的存款，投笔从戎，战死沙场，报效我华夏民族。

我对那些所谓的哈日族异常厌恶。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日式打扮的故作纯情状的少男少女，我就像见到苍蝇一样鄙视侧目。不明白，在几十年前饱受日军铁蹄蹂躏践踏的这片土地上，为什么短短的几十年后会生长出这样一堆丑陋的恶之花。看着他们，我时时会有冲上去照着那一张张涂抹得惨白而愚昧无知的脸上狠狠地揍两拳的冲动。如果中日战争再度爆发，这些浅薄的下流东西，男的必定是汉奸，女的也自愿做军妓。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网上兴奋地传诵着这样的帖子，一个关于日本人的帖子——

古时，某国人好战，几乎所有的少壮男丁都被征召去当兵打仗, 根本没有时间结婚生子, 所以人丁越来越少。当时，一个国主就出了一个主意, 让所有的男人不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随便跟任何女人发生关系, 来保持人口的出生率。所以在休战期间, 某国女人都习惯了无论“何时何地”的那种方式, 后来，为了更方便，他们干脆就背着枕头和被单出门，这就成了现在所谓的“和服”。 很多女人被人“无论何时何”后, 对方都来不及告知姓氏, 就又去打仗了, 所以 她们生下的小孩没有姓名，就以出生地点为姓，这就出现了井上、田中、松下、渡边、山口、竹下、近藤……

我们看完后，都故作惊讶地说，啊，原来小日本都是野种，怪不得这么坏。

上大学时，我们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一贯飞扬跋扈趾高气扬，那小子总在吹嘘日本的富裕和种族的优越，偏偏那小子长得又高又壮，一副不可一世的鬼子模样。有一次，我和他辩论，他又在说日本的高楼多么壮观，车辆多么漂亮，而这座城市破破烂烂，完全不能和日本比。我说，日本是战争罪犯，二战时掠夺了亚洲14个国家积累了数千年的财富，日本没有偿还应该给予中国的战争赔款。如果日本没有将亚洲包括中国带入战争的深渊中，带入水深火热中，如果日本归还了应该给予中国的赔款，那么今天富裕和贫穷就应该易位。那小子梗着脖子，很不服气。

那天在饭堂吃饭，我和那小子又在门口相遇。那小子端着热汤，狠狠地瞪着我。我装着没有看见，走到跟前，故意用肩膀狠狠地撞了他一下，一碗热汤全洒在小子的手背上。小子嗷嗷叫着向我扑过来，我微笑着迎上去。为了此刻，我已经等待了很久。我自幼习武，一见日本人就手脚发痒，总想练练。我一个大背摔将小子凌空抛在地上，像抛扔了一麻袋土豆或玉米。周围一片叫好声。

那沉重的一跤，把那个外强中干的日本小子摔进了医院。学校以殴打外国留学生的罪名给予了我记大过处分。班辅导老师偷偷对我说，打得好。处分别当回事，毕业后就给你取消了。

在大学里，我一战成名，成了大学里的民族英雄。

阿莲也很痛恨日本，但是，她痛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公去了那个国家。关于日本历朝历代对中国野蛮的侵略和掠夺，抗战时期日军制造的那些惨绝人寰的大毒杀，日本死皮赖脸不想给予中国战争赔款，日本不想承认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罄竹难书的血腥罪行，日本强占我钓鱼岛强行勘探我东海油田的恶行——初中毕业的阿莲知之甚少。

我告诉阿莲，一定不要购买日本货。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市场，日本的经济繁荣，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小商品倾泻到了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无法振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人不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韩国和日本也是世仇，二战期间，日本也让韩国遭受了沉重灾难。但是，韩国提倡“身土不二”，身体和脚下的土地要合二为一，他们身上穿的，是韩国生产的服装；大街上奔驰的，是韩国生产的车子；哪怕最简单最普通的日常用品，也要用韩国生产的。韩国对日本历来都是寸土必争寸理不让。申办世锦赛一定要超过日本，最后国际足联只好让韩日合办。韩国的足球队一见日本队就杀红了眼，拚着性命不要也不能输给小日本。在这些方面，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做得太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