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群的非理.性力量是很残暴、很强大的.，就连我为这些少数人群的权利说句公道话都要挨骂，可见这些A的权利是多么脆弱、多么缺乏保护。这难道不是目前中国可悲的现实吗？

人物周刊：多数人在现实中的选择，还是婚姻，还是一夫一妻，也有调査表明，多数人的幸福感还是来自婚姻，你的言行是对他们坚持的伦理准则的伤害吗？

李银河：秦晖有句话：文化无好坏，制度有优劣。一对一、一对多、白头偕老、不断更换性伴，这些都是文化，没有优劣：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的。但保护所有差异的制度是优的，只保护多数、不保护少数的制度是劣的。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南回事，你有选择的权知，但你完全可以不选。我不反对一夜情，但没有去搞一夜情，这不是虚伪。

人物周刊：你对一夜情、多边恋、乱伦的描述是否太玫瑰色了？可能误导公众。

李银河：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它们的弊端，比如加大性疾病传播的几率等，绝没有人为赋予它们情调、玫魂色，这是对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这大概也是薛涌对我的主要批评。

人物周刊：王小波之后，你遇到了比他更优秀的男人了吗？

李银河：这个问题我先回避，等我60岁后，我会写回忆录。

人物周刊：你可能经常被问到，假如你是同性恋，你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吗？

.李银河：如果是，我想我应该会公开的。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要不要公开身份，是要根据周边环境、家庭等因素来决定的。对我来说，没有纯心理方面的障碍。

人物周刊：你会担心网上一些关于你是女同性恋的传言，损害你的形象吗？

李银河：陈丹青说过，他还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样他便对艺术有更多的感悟。其实，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我希望自己能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遗憾的事。就像猫是猫，总归不是狗，没有谁好谁坏。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公开地谈论同性恋，会让一个中间状态的人更彻底地变成同性恋：长时间做同性恋研究的，更可能是个同性恋。

李银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无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统计都表明，一个社会并不因为它对同性恋比较宽容，同性恋者就增多，也不因为它对同性恋者特别苛刻，同性恋者就减少，而只是说，如果环境宽松，他们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如果环境苛刻，就转入地下。

我的博客不是公共厠所。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南京讲座后，你把博客上的留言功能关了。

李银河：至少在我的博客里，我有这个想法，这.些非理性的人我不能给它们提供舞台，这是我自己的田地，不能让他们随地大小便，我这儿不是公共厕所。我自己也不看留言。过去我是觉得无所谓的，但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肮脏、恐怖了，巳经是.语言的暴力了。

人物周刊：有孤军作战的感觉吗？

李银河：我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明呢？当我发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时，我在想，潘绥铭的观点肯定跟我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当然，他说不了话，有其他的原因。

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让人头痛。挺正式、重大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的黄色信息，好像这些看法多为大家所不堪，实际上不是，我是深受其害，这次南京讲座就是个例子。

有一次，潘绥铭在一个讲座上发表对性工作者调查的报告，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是，潘绥铭号召我们向“鸡”学习。

人物周刊：不是正如你希望的，像福柯那样，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吗？

李银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书，并没有责任向公众普及这些观念。我在考虑，以后出去做报告，只从头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问题的时间，不给别人断章取义的时间。我不会说假话，但一说真话，就有人跳出来，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没教养，太经不起刺激了。这也不奇怪，性的历史有多长，反性的历史就有多长。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把李银河烧死在广场，把我比喻成布鲁诺，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呵呵。

人物周刊：你有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惯有的自负吗？

李银河：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一个同性恋主题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大法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我的英雄）”。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闷，是金赛博士的报告，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他说你现在在中国做的事，就是金赛博士过去在美国做的事。我就特别感动。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们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难得糊涂”，我对这些嗤之以鼻，这大概就是自负吧。

人物周刊：性是你必然要选择的课题吗？在性里面，你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秘密？

李银河：最早在美国看到金赛博士的报告时，心里就有隐隐的冲动。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只是想描述现状，解释原因而已，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想要和谁去战斗，要改变谁。可性研究必然的副产品，是改变错误的观念，挑战社会。金赛博士就是这样的，1948年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美国风气为之大开。

我属于50年代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人物周刊：性的调查、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最新的统计资料，26%的中国女性不知道快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阴蒂，不知道这个获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这太蒙昧了。不应该太压抑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最直观的感受。我不刻意压抑我所有的欲望，只要不违反那3个原则，有欲望，我都会去满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不直接冒犯主流价值观，可能为你和你的同道嬴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李银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乎。我并不是搞运动，不是想发起一场性革命，成为精神领袖。我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帮助大家看清楚，什么是我们正当的性权利，而对性权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识被遮蔽了，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现在中国难道不需要启蒙了？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

她对法律的批判不合适

——婚姻法专家质疑李银河.

实习记者：胡远志

鲁英：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主讲“婚姻家庭法”、“社会性别与法律”等课程。多年来致力于女性权益的保护和研究。

前不久，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方面的言论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也有学者出来向她“叫板”，中山大'学法学院鲁英副教授，就是第一位公开出面发表不同意见的女性学者。

每个人在寻求令己的快乐的过程中，却启读以不上海他人利益为前提

人物周刊：您和李银河女士是否相识？

鲁英：认识，但是不熟悉。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2000年，那时我们在北京一起参加“婚姻法”的一个专家研讨会。

人物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她的研究和观点的？

鲁英：她是社会学学者，她在同性恋研究和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走在前列。我也关注社会学，但我们的方向不一样，我侧重法律方面。真正开始关注她是从2000年，主要是关注她有关性和婚姻方面的媒体报道。

人物周刊：她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鲁英：她是知名学者，在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令人尊敬，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尤其突出。但是对于她的一些观点，我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从她的言论看似乎相关的研究做得不够深入，容易让人对她的观点产生误解。

人物周刊：您对她近期关于性、爱情、婚姻等方面的言论持什么态度？

鲁英：其中很多观点我不是很赞成。有些东西需要商榷，特别是她关于法律的一些表述，不是很准确。

她从性的角度关注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和边缘化群体的生活，对多元化的社会来说无可非议。但是她对法律的批判，我觉得不合适：因为她影响力很大，有很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对她有仰慕之心，她的这些说法可能会对青年产生误导。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她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人物周刊：她同时提出“一夜情”是个人行为，认为应该允许多边恋。

鲁英：“一夜情”怎么是个人行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一夜情”应该具体对待，譬如，未成年人之间的“一夜情”，已婚成年人之间的，未婚成年人之间的。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在寻求自己的快乐的过程中，都应该以不伤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就“一夜情”来说，我们很难讲是否会伤害到其他人。

人物周刊：李银河觉得性更多的时候是道德问题，不关乎法律，只要不影响其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您赞同么？

鲁英：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我们社会的很多公序良俗也是靠法律来保证的。社会健康发展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的问题。性问题在当下来说，显然不是单纯的性问题。它涉及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存在社会属性。

卖淫嫖娼一直却不是犯罪，刑法规走組积农留类淫才是犯罪。

人物周刊：去年李银河通过政协委员提出“同性婚姻”的立法建议，您赞同这个观点么？

鲁英：我对她的这个做法很欣赏，通过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向立法机关提交自己的建议，参与社会的运行，这种模式可以推广。至于能否釆纳并把它提到议事日程，我想人大会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宽容，同性恋者的环境也比较宽松。从法律的角度讲，并没有禁止同性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是“同性婚姻”是否要立法我觉得立法机关会有自己的态度。

人物周刊：李银河同时认为卖淫嫖娼非罪，您是否认同？

鲁英：我没有看到李银河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表述。我想可能存在误解，包括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因为卖淫嫖娟一直都不是犯罪，我们的刑法规定组织容留卖淫才是犯罪。卖淫嫖娼是违法行为，对它的处理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一种行政处罚。

人物周刊：李银河提出聚众淫乱罪已经过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您是否认同？

鲁英：聚众淫乱在《刑法》中有规定，第三百零一条，“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刑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既符合人伦又符合国情。聚众淫乱影响十分恶劣，影响社会秩序、带来社会纠纷，更有可能加速性病等疾病的传播，有可能给多个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感情带来伤害，还有可能侵害与当事人有密切联系的多个婚姻和家庭。即使在西方，对所谓“性爱派对”也是非常有争议的，对此进行法律规定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未来发展负责。

作为学者，李银河的这一观点，可以作为学术问题研究，但如果不分场合地发表，那么，受影响最大的有可能是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发言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言论的影响。

人物周刊：现在离婚率攀升，您认为这些问题的诱因有哪些？

每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想最主要的是情感的破裂。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性生活不美满是婚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您觉得呢？应该如何提升婚姻质量？

鲁英：性在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能把婚姻的所有不幸都归入性生活的不和谐。如果婚姻不幸福仅仅因为性生活的不和谐，那么我主张采用一些技术手段，提升夫妻间的性生活质量，比如接受一些培训，或者使用一些器具，但是不能靠一夜情、多边恋来消极地维持双方的婚姻，那样只会给情感带来更多的危机，直到破裂。

当然，如果性方面的困境不能解决，也可以离婚嘛。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这是可以作为一个起诉的理由请求法院判决离婚的。

注：附录中文章均摘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9月1日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