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偏爱少男还是偏爱少女，在当时被看做仅仅是性格上的特征，而不是两类具有不同性倾向的人的特征；欣赏男童与女人，并不构成将个人加以区分的两种类别范畴；偏爱男风的男子并不认为自己与那些追求女人的男子有所不同；希腊人从不会这样想问题，即一个男子为了去爱另一个男子，可能要具备一种迥然不同的天性，他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另一种天性，不如说是另一种风格。至于为什么一个被动的同性恋者不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否定，而是由于他的被动角色而被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道德或政治上软弱的表现。具体说来，这一逻辑的原因有三个：其一，穸马是一个雄性十足的社会；其二，古代社会对男性气质极为崇拜；其三，罗马是一个奴隶制社会，主人在性上占统治地位，因此奴隶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必须认为按主人的命令去做的任何事都没什么可羞耻的。

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区域文化中，还可以见到古希腊遗风的痕迹，即肛交活动中的插人方可以不被认为是同性恋。在拉丁人中（如墨西哥人、巴西人等）和地中海国家（如希腊、土耳其等）文化中尤其如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由某种行为或角色来定义的。勃起和插入行为保持了“主动的”男性气质，因此保持了异性恋的身份，而被插人的男性则被视为“被动的”和女气的，因此是同性恋。

福柯对古希腊人及其性风尚的发掘和阐述的另一角度集中在其美学特征上：“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看，人们之所以可能对男人或女人产生欲望，只不过是天性植于人心之中的那种对‘美’的人的欲望使然，不管其性别如何。”像福柯这样从美学角度来瑪解同性恋爱欲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共鸣。例如，莱文森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性属于美学领域。也就是说，古希腊人被所有的美的东西所吸引，而不论它属于男性还是属于女性。他们不注重对象的性别，只注意它是美的还是不美的。他们在男女两性之间不加区分，认为没有绝对的界限，没有只吸引此性别不吸引彼性别的东西。因此，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吸引力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吸引力不'以性器官的区别为基础，而是服从于秘密的美学原则。对象可以很容易地从男性转到女性，在性角色认同上可以认为是中性的。其实，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思想，他曾指出：“古代与现代情欲生活的差别中最为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纵容其活动。”

在福柯对同性恋的论述中，古希腊罗马的情况常常与东方社会的情况相提并论，作为西方现代状况的对立面。最早涉足对东方同性恋现象的观察和报道的理査·波顿爵士认为，在中国、日卒、土耳其、南洋群岛各国和哥伦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居民中，同性恋活动相当普遍，具有地方特色，大S被视为“小小不言的过错”。他认为，同性恋的盛行是因为在这些文化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常常混淆不清。30年代到过中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也得到类似的印象：中国的公众舆论对同性恋完全冷淡，根本对它毫不在意，由于它似乎能够愉悦伴侣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而另一方出于自愿，那它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在福柯和许多西方思想家的心目中，中国人对性实践的态度相当开放。虽然自元朝开始，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虽然同性恋得到接受，但是绝对的同性恋者受到谴责，因为不能生育子嗣，延续香火。对于深谙此道的人来说，性可以使人长生不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在中国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值得崇敬的事，而且其隐私性越来越强。

与现代西方人视为天经地义的观点形成对照的，还有从一些原始部落民那里观察到的文化。例如，对于萨比亚人来说，男性气质和力量来自精液，精液越多，一个人的雄性越强大。因此，少年（接受者）和成年男子（插入者）都参与同性恋活动，但他们转入异性恋角色时全都毫无困难。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人的行为就决定了他的身份；但对于萨比亚人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西方社会中，由于社会风尚、行为规范的演变，也由于上述大思想家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性观念正在兴起，那就是更看重人，看重美本身，而不是看重性别。下面的引文是《新闻周刊》对这种新风尚的一些报道：25岁的埃利希说，他的爱恋跟性别无关，他说打从“14岁拥吻起”，就既为男子动情，也为女子所吸引；他说，“有些时候，我会喜欢一些人颈后的发型，他们的眼神，又或他们嘴唇的姿态，但这并不局限于某一性别。”奇佛认为，单以性别概念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個！蒸，实在太狭隘了，他说：“从个人性欲取向去不断质问自己，在我看来实在是多余的。举个例子说，一个人感到兴奋，可以是看到一片冬青叶，一棵苹果树，或是春天早上的一只北美红雀。”赫林近性恋者在居住问题上应被平等对待。然而，在同性恋婚合法化的问题上仍有58%的民众持反对态度，其主要原因是此举违反他们的宗教信仰。45%的受访民众说，他们比较不可能支持赞同同性恋享有各种权利的政治候选人，但有1∕4的受访者说，他们比较拥护持有这种立场的候选人。

198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法国青少年对同性恋的态度不确定，回答大多为“不知道”、“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没这种经历”等，那些有观点的人大多是接受态度。在同性恋问题上，道德谴责基本消失了，由医学谴责取而代之：27%的人认为它不正常，是病；17%的人认为完全正常；7%的人说它同其他性倾向一样正常；3.4%的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双性恋倾向。

一项题为“同性爱∕双性爱在香港”的问卷调查（N-1000人）的主要结果如下：认为同性爱∕双性爱是个人选择的占58.5%，是违反自然的占37.6%，是病态的占29.4%，是不道德的占4%，是正常性取向之一的占2%。关于是否同意同性爱∕双性爱者应该有工作的权利，不应因为性取向而被老板辞退：同意者占92.1%，不同意者占7.9%。关于是否同意同性爱∕双性爱者有权申请居屋与公屋：同意者占81%，不同意者占19%。关于是否同意同性爱∕双性爱者有权注册结婚：同意者占17.4%，不同意者占82.6%。关于如发现身边朋友是同性爱∕双性爱者的态度：接纳她∕他者占39.4%，接纳但始终保持距离者占48.3%，疏远她∕他者占12.3%。

从前引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宽容。然而，尽管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性恋者对自身的评价也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不可否认，仍旧有不少人继续保持着对同性恋倾向的否定态度。尤其在发现了同性恋者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一事实之后，人们对同性恋的反感有所回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助手布坎南在报纸上写道：“可怜的同性恋者，他们已经向自然宣战，而现在，自然正在施以可怕的报复。”无独有偶，我国某性病专家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国际研讨会上居然说：“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在1983年，一位美国牧师甚至建议把同性恋者圈在一起，像对待有病的动物一样：把他们隔离起来。在我国的某些报刊杂志上，有人将同性恋与吸毒、卖淫、赌博并列，称为“社会公害”、“伤风败俗的秽行”和“精神垃圾”。由此可见，人们对同性恋的厌恶和仇视还远未消除，“同性恋恐惧症”还是理性的劲敌，要靠同性恋者和一般公众的共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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