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性的争论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性规范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体快乐的问题：为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正当的，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动则被当做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与古代和东方性规范极为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反对肉体快乐。这一原则认为，肉体快乐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束缚，阻碍它听从上帝的召唤。基督教认为，为了人类的繁衍，性行为是一桩不得不为之的罪恶，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则是有意犯罪为恶。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为都是“不启然的”或是“违反自然的犯罪”。把精液用在任何生殖以外的目的上都是“与自然对立的”，因而是罪恶的。基督教的理想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异性性交。公元6世纪的格里高里教皇相信，在有了婚内性交行为后，一个人就不可能再是纯洁的了。而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快乐而与配偶交合，那就肯定是一粧严重的罪行。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沉闷禁欲的性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关于性是罪恶的这种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根据圣奥古斯丁（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的看法，作为亚当和夏娃堕落的结果，性活动的一切方式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夫妻间的阴茎阴道交也不例外。虽然性交活动不是不可以有，因为它是得到上帝允许的，但是每一次具体的性交都是罪恶，作为结果，每一个孩子都是其父母的罪恶的产物。

圣奥古斯丁还是最早为教会灌输“性交是令人恶心的行为”这一看法的人。在他之后，这种对性的否定看法甚为流行。阿诺伯斯称之为肮脏和可耻的行为；麦瑟德斯称之为不雅的行为；杰罗姆称之为不洁的行为；泰图利安称之为令人羞愧的行为；安布罗斯称之为玷污的行为。有一种没有明说的想法，即上帝应当在性之外发明一种解决繁衍问题的更佳方式。

按照宗教教义，每周的星期四应当戒欲，以纪念基督被捕的日子；星期五纪念基督受难；星期7纪念圣母玛丽亚；星期日纪念基督复活；星期一纪念基督升天。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三可以性交，但是如果遇上斋戒日和宗教节曰——复活节前的40天，圣诞节等等，也应禁欲。虽然关于斋戒期、节日、妻子不洁期（经期、孕期、哺乳期）禁止性交的规定有所修正——过去强调妻子的不洁，但在12、13世纪之后转变为强调对妻子和孩子健康的伤害——但是禁欲的基调没有改变。

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指出，性快乐是罪恶。造物主设计性器官是为繁衍，因此这些器官只能派这一用场。口交是丑恶的，肛交是绝对禁止的；用口和手接触“羞处”也应当禁止；避孕是禁的；同性恋也是禁止的。聋汤玛斯指出了4种最令人憎恶的活动：手淫，兽交，同性性交和除教会规定的“传教士式”这一体位之外的异性性交。

在18世纪，教皇乔治三世宣称，肛交“在上帝眼中是可憎的邪恶，住有此类行为者的城市将毁于烈火和硫磺。”关于性交体位，教会则一直强调“自然”体位，即男上位，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性交体位（据说这一体位能保证性行为当事人只能获得最小的快感），所有其他体位都被认为是“不自然”的。后进式被认为“不自然”是因为它像动物的动作；女上位是违反了男女的角色定型：女人应是被动的，男人应是主动的。直到15世纪以后，一些神学家才允许有特殊原因的夫妻采用其他体位，如丈夫太胖或妻子怀孕。

基督教道德家认为，在社会中，最适于儿童生长的环境是家庭，因此人应当只有婚生子女。圣保罗指出，有肉欲之罪的人包括4个群体：其一是娼妓；其二是通奸者，即引诱他人之妻及使自己受到诱惑的女人；其三是有女性气质者；其四是男同性恋者。他认为，人的理想境界是保持贞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好不和任何女人发生关系必须放弃身体屈从于肉欲就像胃屈从于食欲一样的思想。但是，他又补充说：“由于存在着那么多不道德的事，所以应当让每个男人有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必须对妻子尽责，妻子同样也必须对丈夫尽责。”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一既然为了人类的繁衍非允许性交不可，那就只好把道德标准放宽一点，但是，最多只允许它发生在有婚姻关系的人们当中，以避免更多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照此逻辑，婚姻是上帝派发给人们的某种预防药物，以便将人从不道德中拯救出来。

基督教会认为，即使在夫妻的性关系中，也应当严守为生殖的原则，坚决杜绝为快乐的性活动。大多数早期的神学家都认为，如果夫妻为快乐而性交就是犯了道德之罪。

在5世纪，圣杰罗姆说：“一个男人如果爱妻子过于热烈就是一个通奸者。爱他人之妻是耻辱的，过度地爱自己的妻子也一样。聪明的男人对妻子的爱是慎重的，不是热烈的。……男人在他的妻子面前不应当是情人，而应当是丈夫。”班尼迪克在1584年说：“一个丈夫过度热烈地爱他的妻子，过于热衷于从她身上获得快乐，不是把她当做他的妻子，而是当做他的情人，那他就是一个罪人。”

照此看来，夫妻的婚床并非只属于他们两人，忏悔牧师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性活动。神学家和牧师对夫妻的性生活讨论到了最细微的细节，这不仅因为他们想把基督教的精神注入婚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反映出当时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人们希望了解婚姻游戏规则的焦虑感。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要求所有的夫妻仅仅为繁衍后代而性交，绝不可以为了肉体快乐做这件事，那样做是有罪的，是违反了基督教的性规范的。

一般认为，西方性规范的改变迟至16世纪末期才发生（另一说变化发生于1500年至1800年之间），当时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从性行为中顺便获得快乐不再是错误的，只有那种以快乐为性活动唯一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罪的。

当时，关于性的话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医学的。教会认为性属于道德范畴，医生则为宗教的话语提供“科学依据”。直到18世纪，医生还认为手淫对健康有害。随后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对解除人们的性压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发明的一套关于性变态的话语又造成了新的压抑。

在宗教的权威之外，世俗的权威也增加了人们对性的恐怖心理。据考证，在现代早期，人们的性交一般只持续几分钟；大多数人没听说过性交准备动作；只采用男上女下的体位；女人很少享受到性快感；女人对性快感的需求受到怀孕和生育时死亡的威胁；男女双重标准盛行：男人的婚外性活动可以忽略，女人的婚外性活动却不准许。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和世俗的禁令是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在16世纪前，恐怕性活动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现代生活中那么大。在现代早期，据斯通（英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男女靑年很少能遇到很性感的人，或者有剩余精力从事性活动的人。人们的头发里面长满虱子，呼吸恶臭，牙齿残破。他们很少洗澡，皮肤上长满湿疹、疥癖、溃疡、烂疮和其他丑恶的疾病。女人有很多妇女病，阴道感染、溃疡，疮疥、流血等，这些疾病使性交很不舒服，疼痛，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性交。性交活动可能导致多种性病，如一位18世纪的传记作家波斯韦尔就得过至少17次淋病。“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化太大了，我们很难想象过去那种肮脏、残酷和短暂的生活方式。”

对性的规范除了生理的基础，更有其经济的基础，比如非婚生子女继承家庭财产的问题；非婚母亲及其子女需要亲属照顾成为其负担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形成了一整套性的禁忌。成年人对儿童从不言性，在有礼貌的人们当中也从不谈论性的问题。沉默和惩罚制造出性的恐惧，社会以此来制止青少年的性活动，规范成年人的性活动。在那时，人的裸体被认为是淫秽的。

对于相当晚些的欧洲人和对于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说到性就是在说生殖。持续了近千余年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规范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在19世纪，随着西方女性生育越来越少，性的生殖功能越来越不重要了。在20世纪，人类性行为的快乐功能超过生殖功能而占据统治地位巳经被整个人类所接受。如果说像倭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口对生殖器的性活动，这一活动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如果说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同性间的非生殖性性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其理由在于，就像过少的生殖性性行为一样，过多的生殖性性行为对于人类的生存也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困扰着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不就是这样的吗？

有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快感与生殖疏离的生理基础6此类研究指出，有必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其一是由刺激生殖器及其他性感带所导致的快乐的性感感觉；其二是快感的强烈快乐。前者称为前髙潮快乐状态；后者称为高潮快乐状态。对二者可以做出区分。

此类研究指出，从男性的情况看，尽管快感与射精经常同时发生，但二者是在概念上、解剖学上和生理上相区别的现象。从理论上说，快感没有必须与射精联系在一起的明显理由。对雄性鼠快感脑神经区的刺激可以导致射精，但并不发生勃起。同样，快感也可以在不射精的情况下发生，及男性的所谓“千插入”快感。年轻的尚无生殖能力的少年以及停经后的女性也都可以有快感。这些快感都与射精及生殖无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射精并不是快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二者一般来说总是同时发生的。

另有其他的确凿证据表明，男性的快感和射精是可以分开的现象。例如，在神经中枢受伤的情况下，有些男性可以有射精而无快感。另一方面，人工刺激大脑的实验表明，男性可以有快感而无射精。世界上唯一做过快感脑神经试验的男性是一位神经病人，在快感脑神经受到刺激时，他报告感到性唤起和性快感。他在1小时内自我刺激达1500次，还请求更多的刺激。他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射精。研究者据此做出这样的结论：从生理角度说，在生殖性的性活动中，快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有快感的性活动也并不一定需要导致生殖。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迷恋于性活动，再是因为它可以繁衍保种，而越来越多地是为了这种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快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性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它是人类各项活动中唯一幸存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活动，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大都被锁在墙壁、栅栏和锁链之中，被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之中。性和生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致人们提起基督教关于生殖应当是性的唯一理由的观点，会觉得它是那么的古老和过时。

但是迟至20世纪末，世界已进入了所谓“艾滋病时代”，基督教仍旧坚守着反性的立场。天主教会甚至反对针对艾滋病提出的“安全的性”的口号，主张以禁欲和一夫一妻制作为解决艾滋病危机的办法。据一位天主教牧师宣称’，在他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有46%的人认为“用避孕套防止艾滋病是错误的”。许多政治家把艾滋病视为倒拨时钟回归性革命前状态的机遇，那时性处于压抑和秘密的状态。对于福音教派来说，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惩罚我们集体的性罪恶，尤其是对同性恋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惩罚。

中国人的性观念

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性规范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主张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性活动要有节制，性能力不可滥用；另一类主张将性行为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种。前者是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后者是重精神轻肉体的文化。东方文化接近于前者，而西方文化接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