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吊脚楼主

说起李国香在渡口码头碰到的这位王秋赦,的确算得上本镇一个人物。论出身成分,他比贫下中农还优一等:雇农。贫下中农只算农村里的半无产者。黄金无假,麒麟无真,他王秋赦是个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查五服三代,他连父母亲都没有出处,不知是何年月从何州县流落到芙蓉镇这省边地角来的乞丐孤儿。更不用提他的爷爷、爷爷的爹了。自然也没有兄嫂、叔伯、姑舅、岳丈、外公等等复杂的亲戚朋友关系。真算得是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洁。清白清白,清就是白,白就是没得。没得当然最干净,最纯洁,最适合上天、出国。可惜驾飞机他身体太差,也缺少文化。出国又认不得洋字,听不懂洋话。都怪他生不逢时在旧社会,从小蹲破庙、住祠堂长大。土地改革那年,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在本镇祠堂打过五年铜锣了。他嘴勤脚健,头脑不笨,又认得几个字,在祠堂跑腿办事,看着财老倌们的脸色、眼色应酬供奉,十分尽心费力。当然少不了也要挨些莫名其妙的冷巴掌,遭些突如其来的暗拳脚。用他自己在诉苦大会上的话来讲,是嚼的眼泪饭,喝的苦胆汤,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穷得十七、八岁还露出屁股蛋,上吊都找不到一根苎麻索。

他被定为“土改根子”。依他的口才、肚才,本来可以出息成一个制服口袋上插金笔的“工作同志”的。但刚从“人下人”翻做“人上人”时没有经受住考验,在阶级立场这块光洁瓦亮、照得见人影的大理石台面上跌了一跤:工作队派他到本镇一户逃亡地主家去看守浮财,他却失足落水,一头栽进象牙床,和逃亡地主遗弃的小姨太太如鱼得水,仿佛这才真正尝到了“翻身”的滋味,先前对姨太太这流人儿正眼都不敢看一看,如今却被自己占有、取乐儿。他的这种“翻身观”当然是人民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工作队的纪律所不容忍的。那小姨太太因向贫雇农施“美人计”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土改根子”也送掉了升格为“工作同志”的前程。要不,王秋赦今天就可能是位坐吉普车、管百十万人口的县团级了呢。他在工作队面前痛哭流涕、自己掌嘴,打得嘴角都出了血。工作队念及他苦大仇深、悔过恳切,才保住了他的雇农成分和“土改根子”身分,胜利果实还是分的头一等。他分得了四时衣裤、全套铺盖、两亩水田、一亩好土不说,最难得的是分得了一栋位于本镇青石板街的吊脚楼。

吊脚楼本是一个山霸早先逢圩赶集时宿娼纳妓的一栋全木结构别墅,里头描龙画凤金漆家具一应俱全。王秋赦惟独忘记了要求也应当分给他农具、耕牛。得到了这份果实,他高兴得几天几夜合不上嘴、闭不了眼,以为是在做梦,光怪陆离的富贵梦。接着又眼花缭乱晕了头,竟生出一种最不景气、最无出息的想法:他姓王的如今得着了这份浮财,就是睡着吃现成的,餐餐沾上荤腥,顿顿喝上二两,这楼屋里的家什也够变卖个十年八年的了。如今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政府神通广大,新社会前程无量,按工作同志大力宣传的文件、材料来判断推算,过上十年八年,就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了呢。那时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耍公家的,何乐而不为?连自己这百十斤身坯,都是公家的了呢,你们谁要?哈哈哈,嘻嘻嘻,谁要?老子都给,都给!他每每想到新社会有如此这般的美妙处,就高兴得在红漆高柱床上打手打脚,翻跟斗,乐不可支。

可是土改翻身后的日子,却并不像他睡在吊脚楼的红漆高柱床上所设想的那样美妙。从小住祠堂他只习惯了“吃活饭”:跑腿,打锣,扫地;而没有学会“做死事”:犁田,整土,种五谷。好田好土不会自己长出谷子、麦子来,还得主家下苦力,流黑汗。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可是栽秧莳田面朝泥水背朝天,腰骨都勾断,挖土整地红火厉日头晒脱背脊皮,而且和泥土、土块打交道,一天到晚嘴巴都闭臭,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是一粒谷子千滴汗啊。他乏味,受不了这份苦、脏、累。他生成就不是个正经八板的作田佬,而生成是个跑公差吃活水饭的人。两三年下来,他田里草比禾深,土里藏得下鼠兔。后来他索性算它个毬,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他开始偷偷地、暗暗地变卖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箱箱柜柜的,都是人民币。人民币虽说是纸印的,哗哗响,却比解放前那叮叮当当的“袁大头”还顶事呢。他上馆子,下酒铺,从不敢大吃大喝,大手大脚,颇为紧吃慢用,细水长流,却也吃喝得满脸泛红,油光嘴亮,胖胖乎乎的发了体。有时本镇上的居民,半月一月都不见他的吊脚楼上空冒一次炊烟,还以为他学了什么道法,得了什么仙术,现成的鸡鸭酒席由着他招手即来,摆手则去,连杯盘碗筷都不消动手洗呢。

常言道:“攒钱好比金挑土,花钱好比浪淘沙”,“坐吃山空”。几年日子混下来,王秋赦媳妇都没讨上一个,吊脚楼里的家什已经十停去了八停。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本镇上的居民们给他取下了几个外号:一是“王秋赊”,一年四季赊账借钱度日;一是“王秋蛇”,秋天的蛇在进洞冬眠前最是忌动,懒蛇;一是“王秋奢”,讲他手指缝缝流金走银,几年功夫就把一份产业吃花尽了。他则讲这些给他取外号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而另一些跟他一起当“土改根子”的翻身户,几年里却大出息了,买的买水牛,添的添谷仓,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他看了好眼红。他盼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胜利果实。“娘卖乖!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脚楼的破席片上,双手枕着头,美滋滋地想着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谁该划中农、贫农。他自己呢?“农会主席!除了老子,娘卖乖,谁还够这个资格!”当然他自己也晓得,这是穷开心。分浮财这等美差,几代人都难得碰上一回呢。一九五四年,镇上成立了几个互助组。他提出以田土入组。人家看他人不会入组,不会下田做活路,岂不是秋后吃地租?因此谁都不肯收容他。直到成立农业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为一名农业社社员。农业社有社委会,社委会有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属若干生产队、专业组,不免经常开会呀,下通知呀,派差传话呀等等,就需要启用本质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王秋赦这才生逢其时,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为人处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动帮忙。镇上人家,除了五类分子之外,无论谁家讨亲嫁女、老人归天之类的红白喜事,他总是不请自到,协助主家经办下庚帖、买酒肉、备礼品、铺排酒席桌椅一应事宜。他尽心尽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几回酒席,外加几餐宵夜。就是平常日子,谁家杀猪、打狗,他也最肯帮人当个下手,架锅烧水啦,刮毛洗肠子呀,跑腿买酒买烟啦,等等。因而他无形中有了一个特殊身分:镇上群众的“公差人”。他自己则把这称之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镇上有些“人缘”外,还颇得“上心”。他一个单身汉,住着整整一栋空落落的吊脚楼,房舍宽敞,因而大凡县里、区里下来的“吃派饭”的工作同志,一般都愿到他这楼上来歇宿。吊脚楼地板干爽,前后都有扶手游廊,空气新鲜,工作同志自然乐意住。这一来王秋赦就结识下了一些县里、区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们下乡都讲究阶级感情,看到吊脚楼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后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烂锅、烂碗、烂灶,床上仍是破被、破帐、破席,仍是个贫雇农啊,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啊。于是每年冬下的救济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芙蓉镇的救济对象,头一名常是王秋赦。而且每隔两三年他还领得到一套救济棉衣、棉裤。好像干革命、搞斗争就是为着王秋赦们啊,“一大二公”还能饿着、冻着王秋赦们?前些年因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民穷国困,救济棉衣连着四、五年都没有发给王秋赦。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①,胸前扣子都没有一颗,他艰苦朴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着,实在不成样子啊。王秋赦则认为政府不救济他,便是“出的新社会的丑”啊。冬天他冻得嘴皮发乌,流着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着公社书记说:“上级首长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阶级斗争展览会,要去的我那件烂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这件还好点,能不能开了展览馆的锁,给我斟换一下啊?”

①破棉衣露出花絮。

什么话?从阶级斗争展览馆换烂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么政治影响?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会的相啊!公社书记觉得责任重大,关系到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上级民政部门又一时两时地不会发下救济物资来,只好忍痛从自己身上脱下了还有五成新的棉袄,给“土改根子”穿上,以御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这话王秋赦经常念在嘴里,记在心上。他也晓得感恩,每逢上级工作同志下来抓中心,搞运动,他打铜锣,吹哨子,喊土广播,敲钟,跑腿送材料,守夜站哨,会场上领呼口号,总是积极肯干,打头阵,当骨干。工作同志指向哪,他就奔向哪。他依靠工作同志,工作同志依靠他。本也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

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个老实巴交的屠户,平日不吭不声,三锤砸不出一个响屁。可是不叫的狗咬人。他为王秋赦总结过顺口溜,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坏,叫做:“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

这里,捎带着介绍两句:胡玉音摆米豆腐摊子,王秋赦圩圩来白吃食,叫做“记账”。原来他又有个不景气的打算:土改时他分得的胜利果实中还有一块屋基,就在老胡记客栈隔壁。吊脚楼尽够他一个单身汉住的了,还要这屋基做什么?他已经向胡玉音夫妇透露过,只要肯出个一、两百块现钞,这块地皮可以转让。同时,也算两年来没有在米豆腐摊子上白吃食。更何况王秋赦堂堂一条汉子,岂能以他一时的贫酸貌相?赵匡胤还当过几年泼皮,薛仁贵还住过三年茅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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