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中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初，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依靠黄土的深厚与肥沃，形成了早期发达的农业文明。黄土因为其形成过程漫长，深厚并肥沃，便于早期简陋工具耕作，容易获得好的收成，所以能够支撑较大的人口规模，迅速在这一区域形成强势文明群落；因为种植业在单位面积上比游牧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便于更早形成国家与城市及文明。黄土与农业的高度配合，快速成为互促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黄土农业促进了秦汉文明的发达，同时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依靠。 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具备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基础，进一步促成了各种知识的继承与发展，这其中，方块象形字因容易承继，变化不大，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拼音文字则变化快，容易中断。“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周时有“两分”与“两至”，春秋时增加了“四立”，到西汉《淮南子》上才内容完备，这些如果没有象形方块汉字的延续性，就难以不断承继。 3.和谐包容的思想理念 仅仅凭借农耕社会的生产发达还不足以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还需要相应的农学思想与理念来配合。而处于轴心时代（在中国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文明相当发达，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农家成为其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并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敬畏自然、充分利用自然的思想体系，促成了“二十四节气”理念的形成。具体来说，当时的老庄哲学影响深远，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庄子崇尚自然，提倡无为，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农家学派，而代表农家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家思想，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老庄思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审时》篇用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来解释农业生产过程与确定原则，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些促成了内涵丰富、以掌握农时为目的的包含“二十四节气”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天才、地才和人才的三才思想透露出农时的重要性，而“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具体措施，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天、地、人三者和谐的模式下，古人认为土地是命根子，更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著名的“土脉论”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能变动的、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中国古代生产与生活方式都是一种和谐模式。首先生活是和谐模式，奉行多子继承，不像欧洲单子继承排他式，中国人不能开拓殖民式生活方式，局部地区人口相对众多，只能多熟种植，所以生产方式也只能是和谐模式，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技术类型是以节约土地的类型为主，把所有剩余的时间用于土地上，深耕、中耕、施肥等，把力气释放在土地上，从而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其中北方形成了耕耙耱与中耕保墒配套的体系，在南方则是耕耙耖配套的体系，养活了众多的人口。 （三）必要的技术条件 “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必须依赖发达的天文学知识才能产生，否则无法确定太阳运行的规律。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相当发达，与农学、医学、数学并称为四大自然科学。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最好的记录保存者。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有了它，就可以确立冬至与夏至时间，然后通过数学推算，将太阳运行一年分成二十四等份，确立每一个节气的时间。没有发达的天文学，不可能确立冬至与夏至，其他的节气也无从谈起，也就无法产生“二十四节气”。 但是，拥有发达的天文学知识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产生“二十四节气”，古希腊的天文学也很发达，但是没有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希腊文明被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他们的天文学理念与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希腊天文学更多的是了解星际运行机制与规律，并不以协调人间行为为目的，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科学范畴，即以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为目标。现代天文学能够在西欧产生，与其科学的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天文学更多是一种礼学，它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从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4］。希腊产生了现代天文学，而中国则没有朝这条路上走，更感兴趣的是天上人间存在什么关联，政治色彩非常浓厚，这种政治追求演变成为天人感应，然后来判定人间俗事是否合规。在生产与生活方面则是要找到太阳与地球之间相互运动的规律，将地球上因为太阳运行所主导的天气演变周年（365天）重复的现象，分成二十四份，称为“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生产与生活。 （四）关键的制度因素 除了上述几大因素的影响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制度因素也是最重要最直接影响“二十四节气”产生与推行的力量。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与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否则，至少各地不会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农谚和各地因地制宜的节气内容的调整。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一方面催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农抑商思想，为“二十四节气”产生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农业在秦汉时期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主体，重农思想的提出，殃及商业。种植成为重中之重，养殖、经商等行业不被鼓励，秦律中耕牛得到特别的保护，随意宰杀耕牛是要判死刑的。没有重农的思想传统，“二十四节气”也不可能不断地深入到中华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推行相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在“二十四节气”还没有完全成为历法的西汉初年表现得相当突出。汉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地方官的主要工作是劝课农桑，告诉人们如何安排生产与生活，因此，汉代产生“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丝毫不奇怪。与车同轨、书同文并行的是日同历，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地推行“二十四节气”。 我们知道，在中国，尽管多数地区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还是有很多地区并不适合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南方很早就突破北方只有春天才能播种的限制，这些地区就会存在是否采用“二十四节气”的问题。能够在不太适合的地区推行“二十四节气”，必然有政府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秦朝推行全国一统的制度后，很快被汉朝取代，汉承秦制，依然推行这一制度，延续秦朝书同文、车同轨，历法也是如此，统一为颛顼历。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采用不同的历法，有“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汉初承秦制，用颛顼历，一直用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武帝根据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的建议，招募了唐都、落下闳、邓平等著名天文学家商定新历。落下闳制造了浑仪，对天象进行实测，在此基础上和唐都、邓平等人一起制定了太初历。汉武帝在太初元年颁行此历，并宣布改这一年为太初元年［5］。太初历将一回归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也就是说，通过官方推行，才使得”二十四节气”成为古代中国用来指导生产与生活的普遍历法，因此，可以说它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的产物。 中国古代早期强势文明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具备发达的农学思想，同时拥有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达农耕文化体系，并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贮备为依靠，最后在制度层面上强力推动，最终在汉代产生并运用“二十四节气”。而其他文明体系要么不存在上述要素，要么对他们没有直接的意义，所以没有产生“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体系。 |
